陳秉公：探索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現實道路
2019-08-09 13:43:00 作者: 來源:《學術界》
（陳秉公：吉林大學教授）
一般而言，文化發展道路指國家文化發展的理論模式，是用簡明的語言對國家文化發展的基本戰略和策略，包括文化發展戰略目標、資源結構、發展方向、路徑選擇和基本方式所作的整體性概括和描述。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是關于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建設和發展的綱領性文獻，也是關于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和發展的綱領性文獻，為解決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問題奠定了理論基礎，指明了方向。筆者從上個世紀80-90年代起就關注和研究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問題，曾自我否定數十次，在習近平講話的啟示下，初步形成了粗淺見解——“馬魂、中根、西鑒，三化一脈，今中建構”，在此提出，僅供討論參考。
一、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價值及討論回顧
百余年來，不僅中國及海外華人世界，也包括西方許多學術部門和著名學者都十分關注并積極參與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討論，曾多次形成討論熱潮，持續百余年，至今熱度不減反增。究竟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極其重要價值，它不僅關系中國文化的發展，關系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在一定意義上也關系人類文明的前途和命運，不能不喚起中國以及世界上有識之士的理論探索熱情。
（一）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重要價值
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重要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當代中國文化發展戰略和策略的集中概括
中國文化發展道路是中國文化發展戰略和策略的集中概括，是當代中國文化的基本文化資源、文化資源結構、文化發展目標以及文化發展路徑選擇的宏觀表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濟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文化選擇的領域廣泛復雜，挑戰良多，但是最根本、最重要、最具決定意義的是文化道路的選擇。它是在科學分析和判斷當代中國文化發展基本國情的基礎上，科學定位各種基本文化資源的位置及其相互關系，提出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戰略目標、基本路徑、基本政策和基本方式，從戰略上確定中國文化的現在和未來。中國文化發展道路選擇，將不僅決定中國文化的現在和來來，也將影響整個中國的現在和未來，也勢將影響人類文明的現在和未來。因此，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探索是極其重要的、神圣的，必須以科學的態度、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求真務實的精神，深入研究，科學解決。
2.團結和凝聚中華民族的一面精神旗幟
一般而言，文明在本質上是一種以價值信仰系統為核心和紐帶的生存共同體。價值信仰系統及導向這種價值信仰系統的文化發展道路是文明團結、凝聚、生存和發展的“精神基礎”和“精神旗幟”。任何一種文明，只要人們認同這個“精神基礎”和“精神旗幟”，該文明便能夠團結、凝聚、生存和發展，放棄或失落了這個“精神基礎”和“精神旗幟”，該文明便只能中斷和解體。在經濟全球化、價值多元化時代，中華文明的價值信仰系統及導向這個價值信仰系統的文化發展道路就是中華文明團結、凝聚、生存和發展的“精神基礎”和“精神旗幟”，能夠團結和凝聚整個中華民族包括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振奮精神、求同存異，為建設當代中國文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正因為如此，百余年來，每次“中國文化熱”都有大批官員、學者和其他各界愛國人士參與討論和爭論，至今仍熱度不減。
3.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根本性舉措
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文化軟實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和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要求更加迫切”，要實現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顯著增強”。要實現這一宏偉目標，必須有正確的文化發展道路。正確的文化發展道路是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關鍵和根本。如果把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比喻為“過河”，那么文化發展道路就是過河的“橋”和“船”。沒有過河的“橋”和“船”，或者過河的“橋”和“船”有偏離、有缺欠，過河難免成為空話。回首百余年中國文化的古今中西“體用”之爭，可謂激情澎湃，觀點紛呈，但卻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原因在所提供的“橋”和“船”不夠科學。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后，情況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中國的文化資源由兩種（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變為三種（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文化發展道路的討論也由中西古今“體用”之爭，逐步轉變為如何正確處理三種文化資源——馬克思主義、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的關系，使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討論走向科學，成效顯著，推動國家文化軟實力日益增強。文化發展道路是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關鍵和根本，只有文化發展道路正確才能大幅度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前程似錦。
4.關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問題
中國以及世界歷史都證明，要實現民族復興首先必須實現民族文化復興，要成為世界一流強國首先必須成為世界一流文化強國。文化發展道路決定民族文化復興，而民族文化復興決定民族復興。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文明高峰產生于漢和唐，被稱為“漢唐高峰”，可是其思想和精神基礎卻是對于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思想文化，特別是對于儒家思想文化的復興。沒有諸子百家思想文化和儒家思想文化的復興就不可能有“漢唐高峰”。持續發展幾百年的西方文明，首先發軔的是14-17世紀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沒有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就不會有西方文明的興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必然如此，首先要實現民族文化復興和建設世界一流文化強國。無論哪個民族僅有經濟富強、軍事強大還不夠，還必須有崇高而強大的精神世界，有能力吸引和影響全世界。20世紀日本學者湯淺光昭研究世界文明中心轉移的規律，證明一個國家的重大科學成果數如果超過同時期全世界重大科學成果數的25%，就說明“科學活動中心”已轉入該國，該國也必然成為世界文明的中心。他據此描述了近代以來世界文明中心轉移的順序。這說明，要成為世界文明的中心，首先要有科學正確的文化發展道路，有科學正確的文化發展道路才能產生世界一流的文化，有世界一流的文化才能興辦世界一流的教育，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才能產生世界一流的人才，有世界一流的人才才能創造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有數量足夠的世界一流科技成果才能成為世界文化中心、科技中心、經濟中心、政治中心……從而成為世界文明的中心。可見，文化發展道路將不只影響和決定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而且必將影響和決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5.影響人類文明未來的重要因素
今天，許多著名學者和有識之士都已經注意到一個世界性的現象——中國文化與人類命運的關聯。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必將決定當代中國文化的前途和命運，而當代中國文化的前途和命運勢將影響人類文明的前途和命運。百余年來，許多學者都在研究西方文明的危機，積極尋找西方價值觀的替代方案，并不約而同地把希望的眼光聚焦在中國文化及其發展上。1972年5月英國著名哲學家和文明史家湯因比在與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的座談中說：“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恐怕可以說正是中國肩負著不止給半個世界而且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和平的命運。”又說：“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最具有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1] 20世紀中期，亞洲“四小龍”實現現代化以后，更激發了這一討論的熱度。有些學者提出一個被稱為“今天的世界性文化主題”的問題——“尋找一種替代西方普世價值的價值方案”[2]，并展開廣泛討論。雖然討論中各種主張不同，差異很大，但普遍的傾向是寄希望于中國，關注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臺灣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先生寫了一部書《文明變局的關口》，指出“（西方）四五百年的發展，現代文明竟走到了夕陽銜山的時光。再下一步，也許就是茫茫長夜。……盼望人類共同締造第二個‘現代文明’。”又說，“所有的中國人都無法擺脫參與締造這一新文明的重大使命”。[3] 顯然，這是一個無可回避的重大問題——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決定當代中國文化發展，而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將無可避免地影響整個人類文明的前途和命運。
（二）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討論的簡要回顧與啟示
1840年至今，中國學者和官員曾先后提出了多種關于中西古今“體用”文化發展道路。如，“中體西用”（孫家鼎、張之洞等）；“西體西用”（胡適）；“西體中用”（李澤厚）；“中西互為體用”（[美]傅偉勛）；“今中為體，古洋為用”（張岱年）；“馬魂、中體、西用”（楊承訓、方克立）[4]。此外，還有“儒體西用”“馬體西用”，以及直接主張“西方化”“回歸儒家”“儒家社會主義”等，表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特點。一百余年過去，不僅參與者眾，而且其中不乏中外名師大家，然而至今卻仍無眾所公認的結論。（微信公眾號：思政學者）這一方面說明探索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意義重大，另一方面也說明探索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困難和復雜，顯示了中國文化發展道路探索的宏觀性、復雜性、多義性和困難性，很難做出科學、完整、準確的概括。
百余年中國文化發展道路討論，給人以巨大啟示——討論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問題，首先必須集中回答和解決以下幾個根本性問題，否則只能限于泛泛而無效。主要有：
第一，怎樣認識當代中國的基本文化資源。基本文化資源是確立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基礎和前提。一般而言，對當代中國的文化資源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兩種文化資源論”，認為當代（包括近現代）中國的基本文化資源有兩個——“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另一種是“三種文化資源論”，即認為當代中國的基本文化資源有三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當代中國究竟有幾種基本文化資源？這是研究和確立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首先必須解決的基本國情前提。
第二，怎樣認識當代中國文化資源的結構。各種基本文化資源在當代中國文化系統整體中的地位如何、具有何種功能？各種基本文化資源之間具有何種結構性關系，這是確定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關鍵性問題。百年中西古今“體用”之爭，其實質是用“體”和“用”的結構性關系來說明中西古今文化資源的結構性關系，以闡釋中國文化的發展道路。顯然，這種闡釋并沒有解決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道路問題。那么，依據“三種文化資源”論，應當怎樣定位馬克思主義、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在當代中國文化系統中的地位、功能和結構性關系呢？
第三，怎樣確立當代中國的文化發展目標。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目標是文化發展道路的核心問題和最高問題，是文化發展道路討論的本質。其實，百余年來每種文化發展道路主張都包含著文化發展目標和指向，區別僅在于有的直接言明，有的間接含蓄。從終極意義上來說，百余年提出的中國文化發展目標，歸根結底只有三種：一是建設當代中國文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二是全面接受西方文化，實行西化；三是回歸儒家文化。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必須言明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目標，明確當代中國文化的基本走向。
第四，怎樣選擇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路徑。路徑選擇是實現文化發展目標的途徑和方法，只有正確的路徑方法才能達于正確文化發展目標。然而，中國文化發展的路徑選擇具有“超復雜性”，就是具有超過一般想象的復雜性，也許只有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辯證真諦的中國才能準確闡釋和理解，直線思維的文明，無論有多少知識和經驗都難以想象。復雜的文化發展需要復雜的路徑方法。當代中國的文化發展是一個超級復雜的巨型文化變遷和發展系統工程，也是一次人類曠世未有的文化建構奇績和絕唱，只有選擇科學、合理、系統和同樣復雜的路徑和方法，才能達到目的。這考驗著世界上每一位關心中國和人類命運的智者的頭腦。
二、“馬魂、中根、西鑒”文化發展道路的理論基礎與基本內涵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為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提供理論基礎和指導，是回答和解決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問題的根本依據。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提出了著名的辯證綜合的文化觀——“古今中外法”理論，并闡述了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一系列基本理論、方針和原則。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和深入闡釋了當代中國“三種文化資源”理論，是對黨的文化發展理論、方針和原則的創造性發展。他說，“哲學社會科學的現實形態，是古往今來各種知識、觀念、理論、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結果。我們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特別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資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三是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習近平深入闡釋了這三方面資源的地位、功能、關系以及融通生成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方針和方法，為探索和研究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奠定了理論基礎，提供了具體深入的理論指導。[5]
依據毛澤東的“古今中外法”理論和習近平的當代中國“三種文化資源”理論，總結百年來中國文化發展的經驗，可以將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概括為“馬魂、中根、西鑒，三化一脈，今中建構”。具體而言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靈魂、原則和指導，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基和根源，以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為借鑒資源，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資源化”建設，推動中國文化整體一脈相承地延續傳承、綜合創新和反思超越，建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連續，與當代社會實踐相適應，與時代精神相一致的當代中國文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一般而言，文化發展道路應當包括文化資源要素、文化資源要素結構、文化發展目標和文化發展路徑選擇等幾個組成部分。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也由這四個部分構成。表現為：
（一）當代中國的文化資源要素
所謂當代中國文化資源要素指，當代中國所具有的能夠影響當代中國文化現實、發展和未來的某些基本文化資源，是當代中國國情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內容。當代中國基本文化資源要素是探索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第一個必須回答和解決的基本問題。回顧百年中國文化發展道路討論，第一個根本分歧便是關于中國文化資源要素的分歧，代表性觀點主要是“兩種文化資源論”和“三種文化資源論”。“兩種文化資源論”主張，中國的文化資源有兩種——“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并試圖以這兩種文化資源為基礎和前提，建構中國文化發展道路。持續百余年的中西古今“體用”之爭，多數人的觀點屬于“兩種文化資源論”，如“中體西用”“西體中用”“中西互為體用”等。只有個別例外[6]。百余年來，“兩種文化資源論”僅在“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探討中國文化發展道路，排除其他文化資源。這種觀點一直延續至今，仍有諸種明確的表現。“兩種文化資源論”之所以無法解決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問題，其根本原因在于不符合百年來的中國國情——排除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一百年的存在、指導作用和所取得的改變中華民族命運的歷史功勛。離開馬克思主義指導，百年中國所發生的巨變，并且也令世界隨之發生變化的輝煌歷史就無從解釋。對于“兩種文化資源論”只要尊重歷史就不能不予以否定。“三種文化資源論”主張，當代中國文化資源有三種——“馬克思主義”“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1917年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后，“馬克思主義”不僅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種基本文化資源，而且成為一種指導中國文化發展的文化資源。一百年來，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不僅使中華民族獲得獨立解放，而且走向偉大復興，影響全世界。今天，無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都早已不是外在于中國文化并與之毫不相干的東西，而是當代中國文化的三種“和而不同”的基本文化資源要素。這是研究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基本國情和基本立足點，須臾不可脫離和動搖。因此，探索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必須擯除“兩種文化資源論”，立足于“三種文化資源”論。
（二）當代中國文化資源要素結構
一般而言，文化資源要素結構主要指，各種基本文化資源要素在文化系統整體中的地位、功能及其相互之間的結構性關系。當代中國文化資源結構指，當代中國的基本文化資源——馬克思主義、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在當代中國文化資源整體中的地位、功能及其相互之間的結構性關系。文化資源要素結構是確定文化發展道路的關鍵和根本。探索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不僅要弄清當代中國的基本文化資源要素，而且特別要弄清當代中國的文化資源要素的結構。張岱年先生曾提出“三流合一”“綜合創新”的文化理論，主張馬克思主義、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的“三流合一”“綜合創新”，獲得中外學者比較普遍的認同[7]。今天，經過一百余年的討論，學界對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認識已經發生了變化。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文化派、自由主義文化派，還是保守主義文化派，一般都不反對“綜合創新”或“多元兼容”，甚至許多人都在某種程度和某種意義上肯定“綜合創新”或“多元兼容”。問題只在于如何認識和解讀馬克思主義、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之間的結構性關系。總體而言，1917年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之間呈如下結構性關系：馬克思主義是魂，是理論基礎和指導原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根，是文化根基和根源；西方包括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是文化借鑒資源。這個基本“要素結構”是在近現代中國和世界歷史發展中形成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的文化特性及其內在深層關系決定的，也是中國共產黨百年文化建設成功經驗的科學總結，具有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只能正確認識和對待。
首先，怎樣認識和解讀“馬魂”，即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和指導原則。在上述三種基本文化資源要素中，究竟由誰來實行“一元主導”？這是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探索必須回答的根本性問題。顯然，各派觀點很不相同，差異極大。馬克思主義文化學派主張以馬克思主義來主導，自由主義文化學派主張以西方文化來主導，保守主義文化學派主張以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來主導。主張不同，道路必異，文化發展的方向和最終目標都不一樣。探索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必須旗幟鮮明地回答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由誰來“一元主導”的問題，這是確立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核心和關鍵。毫無疑問，當代中國文化只能由馬克思主義來主導，實行“馬”“中”“西”多種文化資源要素的創造性轉化和融合。對此，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作了明確而深刻的闡述。他指出，“可以說，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我國為起點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盡管誕生在一個半多世紀之前，但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它是科學的理論，迄今依然有著強大生命力。”“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堅持”。并且，明確地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主體內容”。[8] 無論從理論和實踐、歷史和現實、當今和未來哪個視角看，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都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和指導原則，即以馬克思主義為“魂”。
其次，怎樣正確認識和對待“中根”，即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文化根基和根源。這是一個始終關系中國文化發展和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大問題。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我們說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文化傳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這是我國的獨特優勢。”“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9] 這告訴我們，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基和根源，以客觀、科學、禮敬和發展的態度對待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不僅關系到當代中國的治國理政，而且關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永續發展。（微信公眾號：思政學者）綿延五千年的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是中華民族的博大的精神家園，也是中華民族團結凝聚和永續發展的不竭力量源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和崇高的夢想和追求，蘊含著中華民族的獨特的精神基因，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也是中華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向未來的永久的豐厚滋養和力量之源。因此，必須堅定地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基和根源，自覺傳承和創新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支撐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永續發展。
再次，怎樣正確認識和理解“西鑒”，即以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為借鑒資源。這是中華民族繼承傳統、創新發展，走向未來必須解決的一個大問題。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我們既要立足本國實際，又要開門搞研究”。“包括世界所有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取得的積極成果，這可以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有益滋養”。“對一切有益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我們都要研究借鑒”。同時，又指出“對國外的理論、概念、話語、方法，要有分析、有鑒別，適用的就拿來用，不適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學社會科學要有批判精神，這是馬克思主義最可貴的精神品質”。[10] 應當把西方包括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當作一種文化借鑒資源，保持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洋為中用。
總之，怎樣認識和對待“馬魂、中根、西鑒”這個基本“資源要素結構”關系，將直接決定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和道路，影響當代中國的治亂興衰和前途命運，不能不高度重視，科學對待和闡釋。這是探索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必須認真解決的一個根本性的原則問題。
（三）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目標
文化發展目標指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方向和達到的基本目的，是文化發展道路的核心問題和根本問題，決定文化發展的基本戰略和策略，制約和規定文化發展道路的一切方面。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將目標表述為“今中建構”。所謂“今中建構”指，必須著力建設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連續，與當代社會實踐相適應，與人類優秀文化和時代精神相一致的當代中國文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對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目標，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作了氣勢磅礴、振奮人心的闡述。他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他特別強調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原創和首創，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要圍繞我國和世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案。”必須著力創建“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這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著力點、著重點。”[11] 這充分告訴我們：第一，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目標是著力創建當代中國文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必須在“今中建構”上花大力氣，下足功夫。第二，對于中華民族而言，文化復興并不是簡單地回歸傳統，也不是單純地學習外國，而是一種看似回歸的螺旋式的大幅度的自我超越，是一種面對壓力和挑戰的系統原創和首創，是群星燦爛、碩果累累、直上巔峰，是義無反顧地走向中華文明的新階段——一種更高的文明！第三，建設當代中國文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必須著眼于創新和創造，使之不只具有民族性、人類性、科學性，尤其是具有原創性、獨創性、超越性和體系性。一往無前、勢不可擋地創建屬于中華民族自己的當代中國文化。第四，當代中國文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不僅要回答當代中國面臨的根本性實踐和理論問題，也要回答當代人類面臨的根本性實踐和理論問題，成為引領中國和世界潮流、改善中國和人類命運的高勢位文化。第五，“今中建構”既是結果又是過程。當代中國文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既是當代中國三種基本文化資源轉化、傳承、融合和創新的結果，又是當代中國三種基本文化資源轉化、傳承、融合和創新的過程。這必將是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一種新常態，長期如此。
（四）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路徑選擇
實現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目標必須有科學可行的路徑和方法。這個路徑和方法是，依據當代中國的基本文化資源、文化資源結構和文化發展目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實行“三化一脈，今中建構”。“三化”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資源化。“一脈”指通過“三化一脈”“三化合一”“三化一體”建設，推動中國文化整體一脈相承地延續、轉化、傳承、發展和自我超越。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要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融通各種資源，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同時，對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路徑、原則和方法做出了全面科學的闡述。[12] 上述論述歸納起來就是“三化一脈”，即自覺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資源化，推動中國文化整體一脈相承地延續、傳承、融合、發展、創新和自我超越，著力建設當代中國文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三化一脈”路徑選擇主要包含以下幾點：
第一，“三化一脈”表達了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一個基本原則——將三種基本文化資源通過轉化和創新“融合為一”。必須自覺打破持續百余年的將三種基本文化資源——馬克思主義、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孤立、隔絕，甚至對立起來的傾向，通過“三化”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資源化，將三者聯系起來，通過相互滲透、轉化和創新，“融合為一”——當代中國文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推動中國文化整體一脈相承地延續、發展、創新和自我超越。
第二，“三化一脈”是當代中國文化發展方向的保證。“三化一脈”的前提是當代中國文化資源要素結構——“馬魂、中根、西鑒”，這就從根本上保證了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一元主導，多元融合”。“馬魂、中根、西鑒”基本文化資源要素結構是在百年中國和世界歷史中形成的，是由“馬”“中”“西”三種文化自身的特點和相互關系決定的，經歷了中國百年文化建設實踐的檢驗，具有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和規律性，不可違背。“三化一脈”以“馬魂、中根、西鑒”為前提，是“馬魂、中根、西鑒”的延伸和保證，必將推動中國文化走向更大的成功。
第三，“三化一脈”是當代中國文化“一體化”發展和自我超越的動力源泉。當代中國文化通過積極自覺的“三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資源化建設和轉化，必將獲得從未有過的蓬勃的內生創造力和發展動力，開創中國文化發展的生機勃發、原創迭出的嶄新局面。同時，自覺堅持“一脈”，必將使蓬勃發展的中國文化整體一脈相承地延續、傳承、創新和自我超越，使五千年從未中斷的中國文化走向復興和更高的輝煌。
第四，“三化一脈”是中國文化整體延續和發展的保障。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主觀保障。明確規定“三化”要指向和歸結為“一脈”，通過“三化”走向中國文化的合一和歸一，保證中國文化整體一脈相承地傳承、延續、創新、發展和自我超越。二是客觀保障。“馬魂、中根、西鑒”是“三化一脈”途徑和方法的前提性規定——馬克思主義是進行“三化一脈”的理論基礎和指導原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進行“三化一脈”的文化根基和根源，這樣進行的“三化一脈”建設必然只有一個可能——產生“當代中國文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然是中國文化整體發展的新階段。十七大公布實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三個層次、十二個范疇）就是依據“馬魂、中根、西鑒”進行“多源一脈”所創造的文化碩果，它既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一體化”的中國文化發展新階段的成功創新案例。
有必要進一步說明，本文多次提到的“中國文化整體”指，中國文化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全部和整體。在空間上指，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由中國人創造或被中國化的已經成為中國主流文化或被廣泛認同并對中國社會和歷史產生影響的文化。在時間上指，自產生中國文化以來至今和而后的中國文化的全部和整體。中國文化整體是中國文化的主體。所謂當代中國文化指中國文化整體在當代的發展，是中國文化整體的當代發展階段。在這個意義上，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和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資源化“三化一脈”所建構的當代中國文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新階段，是中國文化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
“馬魂、中根、西鑒，三化一脈，今中建構”既是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現實道路，是當代中國文化學術研究的范式，也是近百年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成功經驗的科學總結和人類文化發展史上無比珍貴、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經驗。
三、“馬魂、中根、西鑒”文化發展道路的依據
“馬魂、中根、西鑒”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當代中國文化的必然結論，是對“馬”“中”“西”三大文化系統特性及相互關系的科學把握，是對中外文化變遷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借鑒，是對百年中國文化建設成功經驗的科學概括，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必然要求。
關于“馬克思主義指導”問題已由上個問題所闡述，其他主要依據有：
（一）“馬”“中”“西”文化特性及其相互關系依據
“馬魂、中根、西鑒”當代文化發展道路是由“馬”“中”“西”文化特性及其相互關系決定的。一般而言，“馬”“中”“西”是當今世界三個獨立的巨型思想文化系統，都具有“終極性”“特殊性”“全整性”和“圓融性”，不可能用一個取代另一個或取消另一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基礎上，只有堅持“馬魂、中根、西鑒，三化一脈，今中建構”文化發展道路，才能成功建設當代中國文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馬魂”，即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這不僅因為有百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踐證明——只有馬克思主義能夠救中國和發展中國，而且有更深層次的理論邏輯依據——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具有獨特的“互補性”和“同緣性”。所謂“互補性”，指面對中華民族“獨立”和“復興”偉大實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各具獨特的理論優勢和理論魅力。如，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特別是社會結構與發展規律理論優勢，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日用生活哲學和道德人格建構理論優勢等。兩種文化的相互補充、融合和一體化，就能產生人類文明從未有過的博大精深理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引中華民族克服萬難，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所謂“同緣性”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有著內在的深刻的相同性或共通性，易于相互吸引、融通和接受。如，“實踐哲學”同緣——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儒家哲學都屬于“實踐哲學”或“生活哲學”范疇。“結群原則”同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儒家均主張在個體與群體關系上以群體為基礎。“方法論”同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傳統哲學辯證法雖有差異，但同屬于以“辯證的方法看世界”的思想體系。還有相當多的“同緣性”。“互補性”和“同緣性”是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文化基礎和心理基礎，也是“馬魂、中根、西鑒”道路的文化基礎和心理基礎。
“中根”，即堅持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基。這主要因為：第一，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人類文明的文化根基之一。它是一個巨型思想文化系統，有嚴密的內在邏輯，見解深刻，思維獨特，自成體系，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全人類。人類只要以人的方式生存，就要與之對話，向它請教。第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母文化，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根”，也是中華民族的標識系統，只能揚棄繼承，不能脫離，更不能拋棄，拋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無異于民族自殺。第三，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二重性”，即具有主流的積極因素和非主流的消極因素，有待于現代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只有堅持“馬魂、中根、西鑒，三化一脈，今中建構”文化發展道路才能使中國文化繼往開來，創新、發展和自我超越，為中國也為人類做出更輝煌的貢獻。這是一項極其偉大而浩繁的智慧工程，期待著當代每一位“中國頭腦”的創造。
“西鑒”，即堅持以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為借鑒資源。西方文化是一個龐大的獨立文化系統，包含大量值得借鑒的文化資源。如，科學和民主思想等，值得批判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也包含大量值得借鑒的文化資源。只有批判地吸收全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才能站在全人類文明的肩膀上，建設自己的先進文化。（微信公眾號：思政學者）在這方面，中國已經取得豐富經驗，今后必將取得更大成功。
（二）人類文化變遷經驗依據
5000年人類文化發展史，積累了豐富的文化變遷的經驗，值得認真學習和借鑒。如果認真回顧和總結人類文化變遷的經驗，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回應挑戰，多源一脈，高勢建構”。所謂“回應挑戰”指，民族面對生存環境的壓力和挑戰，為了生存發展必然會做出自己的文化選擇。所謂“多源”指，文化變遷的最佳選擇是“多源”選擇，也即承認和面對多個文化來源進行選擇。除非不可避免的自然封閉（如沙漠、雨林和某些孤島等）和人為封閉（其他文明強迫），不應拒絕融合其他文明的優秀文化。“多源”意味著匯聚和包容其他文明的智慧，甚至是全人類的智慧。所謂“一脈”指，民族文化變遷，最佳的選擇是“一脈相承”地延續、發展和自我超越，除非無可挽回的自然災難和人為災難（如，戰爭和被征服），不應“中斷”和“中絕”。雖然，在爾后的發展中，其他文化融合進來，原有文化可能逐步演變為“根基”（“根”“根源”或“基礎”），但仍能在民族文化建設中發揮“根本性”的作用，生發出嶄新的新文化，使本民族優秀文化獲得延續和發展。相反，如果“中斷”或“中絕”傳統文化只能使文明“中斷”或“中絕”。所謂“高勢建構”指，任何文化選擇都包含文化建構，最好的選擇是通過“多源一脈”實現本民族文化的延續發展和自我超越，建構相對于同時代其他民族文化而言的高勢位文化。
人類文化變遷的歷史表明，“回應挑戰，多源一脈，高勢建構”具有規律性。在歷史上，凡遵循了“回應挑戰，多源一脈，高勢建構”選擇的文明都已經長久地存在下來，有的不斷走向新的繁榮。凡違背“回應挑戰，多源一脈，高勢建構”的文明則命運多舛，或者中絕、消亡，或者長期徘徊在落后、停滯和混亂之中，或者行為偏狹，不斷引發沖突，遭遇挫折。湯因比先生曾在其著作《展望二十一世紀》中，總結了人類文化變遷的成功經驗，指出歐洲文明曾成功同化了基督教文明；中國文明曾成功同化了佛教文明和游牧文明，“佛教一旦傳入中國，就被中國化了”，“這正和從匈奴到滿族這些北方民族……最后被中國化了的原理是一樣的”，“這次似乎要把共產主義中國化。然而中國化了的共產主義和中國化了的佛教一樣，會對中華民族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有很深的影響，并會使其有很大的改觀。”[13] 凡成功實行“多源一脈，高勢建構”的文明都開創了歷史的新篇章。凡違背“多源一脈，高勢建構”的文明都后果不良。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曾有過輝煌的歷史，但后來，都消亡了。其根本原因是在外來文明的沉重打擊下被征服，發生了古老文化的“中斷”和“中絕”。人類文明史證明，“回應挑戰，多源一脈，高勢建構”具有規律性。
（三）中國文化變遷經驗依據
5000年中國文化變遷的經驗同樣告訴我們，在文化變遷中，最好的選擇是“回應挑戰，多源一脈，高勢建構”。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文明雖幾經挫折和磨難卻始終綿延不絕，至今仍生機勃發，走向偉大復興，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始終堅持了文化的“回應挑戰，多源一脈，高勢建構”，并形成了優良傳統。
中國歷史曾多次進行“回應挑戰，多源一脈，高勢建構”。最大規模的建構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春秋戰國時代。周朝末年，王室衰微，群雄逐鹿，民不聊生，為挽救亂世，涌現出儒墨道法等諸子百家，各自試圖從不同角度揚棄和超越“夏商周”（包括“堯舜禹”）三代以來的既“多源”又一脈相承自我超越的文化傳統，實現了中國文化史上第一次跨越。胡適說：“從老子、孔子到荀卿、韓非，從前六世紀到前三世紀，……他們雖然稱道堯舜，稱述先王，終究遮不住他們的創造性，終究壓不住他們的個性。其實堯舜先王便是他們創作的一部分，所以韓非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孔氏有孔氏的堯舜，墨者有墨者的堯舜，其實都是創作的。……中國的思想界確然放了三百多年的異彩，建立了許多獨立的學派，遂使中國古代思想成為世界思想史的一個重要時代。”[14] 一般而言，以儒家文化最適合中華民族的生存環境和多方面需要，并從漢代起儒家文化成為中國文化的正統。第二次，宋明時代。漢以后，魏晉南北朝時期，以黃老之學為核心的魏晉玄學占據了主導地位。隋唐時期，佛學開辟出了新的思想并廣為傳播，并出現“以釋代儒”的文化現象。宋明時期，朱熹、程顥、程頤和王陽明、陸九淵等學者，以儒學文化為基本淵流，融合了“儒、釋、道”諸家文化，實現了新一輪的“回應挑戰，多源一脈，高勢建構”，并使儒學重新占據了主導地位，使“宋明理學”成為其后幾百年間中國文化的主流，并深刻地影響了“東亞文明圈”的文化傳統。第三次，近現代和當代。1840年以后，在民族危機面前，先進的中國人曾嘗試“回應挑戰，多源一脈，高勢建構”。1840年以后開始了古今中西文化“體用”之爭。1917年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后，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主導，圍繞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關系展開了“馬中西”文化發展道路大討論，至今已持續了一百年。這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第三次偉大的“回應挑戰，多源一脈，高勢建構”。總之，在波瀾壯闊的歷史演進中，中國文化通過多次偉大的“回應挑戰，多源一脈，高勢建構”，創造了海納百川、博大精深、一脈相承的巨型文化系統，不只為中國文明，也為人類文明做出了貢獻，帶來了光明和希望。
（四）百年中國文化建設成功經驗依據
1840年以后，在民族危機面前，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先后探索了兩種文化發展道路。第一種，1840年以后開始的古今中西“體用”之爭。這個文化發展道路討論，雖然已爭論了一百余年，但并未取得預期的成功，至今仍沒有眾所公認的結論。第二種，1917年以后開始的圍繞“馬、中、西”關系展開的大討論。這次大討論，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主導，至今已持續了一百年。討論中觀點紛呈，主張各異，參與者遍布海內外，包括黨、政、學各界。一百年來，這場討論呈現出越來越深入、清晰、理性和科學之勢，并獲得了偉大成功。在理論上，創造了兩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實踐上，有力地指導和支撐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和偉大復興。從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中國與世界多種視角綜合分析，可以將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概括為，“馬魂、中根、西鑒，三化一脈，今中建構”。可以這樣說，在近百年的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無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還是社會主義建設，中國的先進文化成果都與這條道路有關。今后建設高勢位的中國文化軟實力，立足中國，走向世界也應當繼續實行“馬魂、中根、西鑒，三化一脈，今中建構”。
（五）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依據
馬克思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著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5]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指導的結果，又是一種中國本土化的偉大實踐，是中華文明歷史實踐的延續、延伸和偉大復興。在這個實踐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文化必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基，以西方包括其他民族優秀文化為借鑒資源，走“馬魂、中根、西鑒，三化一脈，今中建構”文化發展道路。這個文化發展道路必將來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又反過來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
四、“馬魂、中根、西鑒”文化發展道路的支撐性條件
實行“馬魂、中根、西鑒”文化發展道路必須有充足的支撐性條件。目前主要有：
（一）努力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歷史夙愿，是“三化”的基礎和關鍵，是一項巨型知識創新系統工程。今天，實現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僅工作復雜，任務繁重，前期成果不足，而且研究隊伍相對比較薄弱，真正有能力從事“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人則更少。要真正完成這項巨型知識創新系統工程，必須下功夫培養相關人才，做扎實細致的工作，長期攻堅克難，才有完成的可能。
（二）進行“馬中西”跨文化學科群建設
建立“馬中西”跨文化學科群是實現“馬魂、中根、西鑒”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學科保障。近百年來我國學術界一直存在孤立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傾向。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往往不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不研究國外文化；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往往不研究馬克思主義、不研究西方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的，往往不研究馬克思主義、不研究中國傳統文化。這種傾向違背了經濟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和“后學科”時代的研究原則和研究方式，離開了“馬中西”文化的融合之路，弱化了哲學社會科學的原創能力。（微信公眾號：思政學者）因此，有必要遵循“馬魂、中根、西鑒，三化一脈，今中建構”的道路，自覺進行學科建設和調整，建立緊密的馬克思主義學科、研究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學科和研究西方思想文化的學科的“學科群”，調整有關學科的學科結構、學科知識結構和學科課程內容體系結構，實現跨文化學科之間的深度融合，為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化大發展打好堅實的學科基礎。
（三）培養“馬中西通”式的世界一流專家隊伍
實行“馬魂、中根、西鑒，三化一脈，今中建構”文化發展道路，是一項復雜的巨型文化建設系統工程，要完成這項工程必須有“馬中西通”式的世界一流的專家隊伍。他們既要精通馬克思主義，精通中國傳統文化，也要深入了解西方文化，是兼通“馬中西”文化的世界一流專家隊伍。應發現、支持和培養這樣的專家，逐步形成一支無論在水平上還是在數量上都堪稱世界一流的專家隊伍。可以這樣說，只有形成這樣一支穩定的專家隊伍，這項偉大的歷史性任務才可能完成。
（四）警惕和反對兩種傾向
實行“馬魂、中根、西鑒，三化一脈，今中建構”文化發展道路，建設當代中國文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必須警惕和反對兩種傾向——“虛無主義”和“國粹主義”。“虛無主義”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否認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根基”地位和功能，企圖中斷中國傳統文化。“國粹主義”全盤肯定中國傳統文化，否認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二重性——主流的積極因素和非主流的消極因素，企圖回歸儒家。“虛無主義”和“國粹主義”違背人類文化演進的規律，背離中國文化建設的百年成功經驗，脫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需要，必須警惕和堅決反對。
（五）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制度化
實行“馬魂、中根、西鑒，三化一脈，今中建構”文化發展道路，涉及的領域寬廣、內容復雜、歧義眾多，僅有科學的認識還不夠，還必須有政策和制度保障。要逐步建立相關的政策和制度，提倡“馬魂、中根、西鑒”的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道路，肯定和支持文化融合，支持和鼓勵創造，特別是支持和鼓勵中國文化的原創和獨創，使當代中國文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增量無限地涌流出來，給中國和世界提供克服困難、走向未來的巨大精神力量。（責任編輯：王文靜 李卓 校對：耿春曉）
注釋：
[1][13][英]阿·湯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荀春生、朱繼征、陳國樑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89、292頁.
[2]陳來:《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192頁.
[3]許倬云:《文明變局的關口》,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頁.
[4]楊承訓與方克立二人的"馬魂、中體、西用論"也有區別.楊承訓的"中體"指"中國化的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方克立的"中體"主要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有時也泛指中國文化.
[5][8][9][10][11][12]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
[6]也有個別學者主張:①"一種文化資源論",如"西體西用"論.②有的雖然主張"兩種文化資源",但指"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文化",不是一般所指的"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上述兩種看法均屬個別,不是多數人的觀點.
[7]張岱年:《張岱年全集》(第6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8頁.
[14]胡適:《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4年,第1頁.
[15]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