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稽家，是先秦至漢代文人集團中一個非常有個性的團體，這些人雖然行為狂放，但是，他們卻有著非常明確的正義感和諷諫智慧，東方朔就是這其中的一個。東方朔在日常生活中，既有嬉戲人生的一面，又有直言切諫的經歷，它的作品，具有深刻的內容，而《七諫》一詩對屈原的評價，可以讓我們從兩外一個角度思考屈原的有關問題。
一、東方朔的主要事跡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司馬遷《史記》無有東方朔傳，而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列傳》，收東方朔其中。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列傳》云：“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于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列傳》載，武帝時，齊人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武帝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詔賜食，飯后，盡懷其馀肉持去，衣盡汙，又用所賜錢帛，取少婦于長安中好女，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于女子，武帝左右諸郎呼之“狂人”。武帝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人皆以東方朔為狂，東方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于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又作歌曰：“陸沈于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東方朔雖然耿耿于自己不得重用，但是，又能自我開脫，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列傳》載宮下博士諸先生難之以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后世，而東方朔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其故何也？東方生對以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
東方朔雖然不護細行，但是并不忘修身，而其才學，一時也難有出其右者，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列傳》云，時建章宮后閤重櫟中有物出，其狀似麋，武帝往視，問左右群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東方朔曰：“臣知之，愿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武帝詔曰：“可。”于是東方朔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后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后一年，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武帝又賜東方朔錢財甚多。
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列傳》雖然沒有多少涉及到東方朔的政治智慧，但是，《漢書·東方朔傳》對東方朔的事跡，則更見全面，東方朔自許身高，《漢書·東方朔傳》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鼔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東方朔文辭不遜，髙自稱譽，武帝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假稱皇帝欲殺侏儒，侏儒大恐，武帝問東方朔何恐侏儒，東方朔回答說：“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余，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武帝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后因射覆事，“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勝另一滑稽家郭舍人，而為常侍，受漢武帝喜歡。
《文心雕龍·諧隱》曰：“宋玉賦《好色》，意在微風，有足觀者。……東方、枚皋，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弄，故其自稱為賦，乃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實際上，東方朔并不是一味機巧，對于重大問題，也有很多精當的諷諫，《漢書·東方朔傳》云：“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
《漢書·東方朔傳》載，時武帝常率人微服打獵，擾百姓，所以，想建上林苑，東方朔進諫曰：“臣聞謙游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尙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榖，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壊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懐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堤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愿，愿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雖然最后漢武帝還是建了上林苑，但是，漢武帝仍然因東方朔的直諫，擢東方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白金。
又《漢書·東方朔傳》載，董偃為武帝姑母竇太主之情人，號稱主人翁，武帝為置酒，不許董偃入宮，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武帝問何謂，東方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積思于六經，留神于王事，馳騖于唐虞，折節于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滛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武帝黙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后而自改。”東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武帝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東方朔黃金三十斤。
二、《七諫》及東方朔的《答客難》及《非有先生論》
《漢書·藝文志》列東方朔為雜家，有著作二十篇。東方朔今存著作，包括《應詔上書》、《諫起上林苑疏》、《與公孫弘書》、《從公孫弘借車馬書》、《答驃騎難》、《旱頌》、《寶甕銘》、《與友人書》、《嗟伯夷》、《非有先生論》、《答客難》、《據地歌》、《戒子詩》等，另外，《楚辭》有《七諫》一篇。
《楚辭章句·七諫序》云：“《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為七諫，殷勤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七諫》分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謬諫七部分，東方朔通過這七個部分，說概括了屈原一生行為及觀念的主要內容。
雖然說《七諫》為了追憫屈原而作，但是，東方朔在他的作品中，還是反映了他的一些與他滑稽家人聲相聯系的獨到的認識角度，如《七諫》首章曰：“平生于國兮，長于原野。言語訥澀兮，又無強輔。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野。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群眾成朋兮，上漫以惑。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堯舜圣已沒兮，孰為忠直？髙山崔巍兮，水流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坈。塊兮，鞠當道宿。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斥逐鴻鵠兮，近習鴟梟。斬伐橘柚兮，列樹苦桃。便姢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栢之異心。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竊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后已。”值得注意的是，東方朔除了對楚國及楚王的批評以外，表達了對屈原的充分同情，同時，又說屈原雖為楚之“長利”，但其才能不足，地位不高，又有偏激之處，最終招致禍患。
除了《七諫》之外，東方朔比較重要的作品還包括《答客難》和《非有先生論》。《答客難》的主要內容已見前述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列傳》。有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圣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于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圣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文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后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于覆孟，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云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并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鐘鼓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茍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于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鹡鸰，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衍，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敝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圣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于大道也。”
在這篇對問體文章中，東方朔一方面表現出了懷才不遇，生不逢時的失意感慨，同時，又標榜順時達變的曠達心態，至于文中征引《詩》及強調仁義，是漢初至武帝時復古思想的尊儒心態的反映。而《非有先生論》說非有先生仕于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其原因在于“非有明王圣主，孰能聽之”，其主張則是“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上不變天性，下奪人倫”。吳王傾聽了非有先生的高見，實行圣人之治，“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后宮之費，捐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一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辟”，這樣做的結果，是三年之后，“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余，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其效果如此之明顯。但是，“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所以，東方朔說：“臣愚竊以為過。”把《答客難》和《非有先生論》結合起來讀，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東方朔的懷才不遇之感，實際是批評漢朝皇帝非“明王圣主”，其緬懷仁義之道，在于批評漢代的帝王之奢靡。其諷諫批判之意蘊，如此昭然若揭。所以，劉勰《文心雕龍·雜文》曰：“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自對問以后，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為《客難》。托古慰志，疏而有辯。”這個評價，無疑是公允的。
三、通過《七諫》認識屈原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司馬遷與東方朔都是博學之士，東方朔《七諫》說屈原生平及修養問題，表面看來，與司馬遷所言，意見有對立，仔細推敲，卻并不矛盾。司馬遷只是說屈原屈姓，與楚王同宗祖，但屈姓自屈暇以至于屈原，已歷四百歲，比之劉備之于漢獻帝，更見疏遠，劉備在發達之漢世，嘗淪落為手工業者，屈原在荊楚，也未必就有世襲之領地，他無論出生于“中國”，還是出生于“國”，即都城中，都不過是一介草民而已，沒有現成的爵祿等待他，他的成長環境也只能是草野之地。也就是說，東方朔之言“平生于國兮，長于原野”，并不與屈原為楚同姓的說法相對立。屈原自述，也證明此一點，《惜誦》之言“忽忘身之賤貧”，《抽思》曰“愿自申而不得”，正是說其出身貧賤，而無堅強后盾。而屈原自己曾經對其言辭能力有過敘述，《懷沙》曰：“文質疏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洪興祖《楚辭補注》曰：“內，舊音訥，訥，木訥也”。屈原言辭木訥，而不能充分地表現其才智異采，表面上看來，確有淺智褊能，言語鈍訥，聞見寡少的毛病，但這正體現了他的忠直。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則巧言，不僅不是優點，反是缺點。
屈原曾官“左徒”。而《楚辭·漁父》提到屈原時稱為“三閭大夫”。王逸《楚辭章句》曰：“屈原與楚同姓，仕于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三閭大夫為管理宗族事務，教育、督導宗族子弟的官員。左徒，依《史記正義》的說法，“蓋今左右拾遺之類”。
東方朔批評屈原才能不足，頗有根據。屈原才能的不足，不是表現在其文學家才能上，而是緣于他處世智慧的欠缺，以及政治才能的短見。
我們清楚，屈原的官職并不能達到尊貴的地位，便容易理解《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所載關于屈原造憲令，而上官大夫欲奪的故事了。《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這個故事中的某些細節可能并不準確，如說上官大夫欲奪草稿。屈原為令，是楚王所指示，是楚國上下都知道的事情，上官大夫奪走屈原寫就的草稿，目的是什么呢？他總不能把草稿呈交楚王，說是自己造的憲令吧！如果上官大夫在既沒有君主的委任，又明知道為令之事由屈原負責的情況下，竊奪屈原手稿，必然要冒被屈原或其他人告發的危險。另外，上官大夫為了一部對自己來說并不意味著功績的憲令手稿，難道可以像市井小兒一樣，當屈原拿出來手稿之后，劈手奪來，落荒而逃嗎？上官大夫假若想奪屈原手稿，而且即使想橫刀強取，也不可能在未見到草稿以前，便表露出來，要對一位正在走紅，“王甚任之”的同列大夫實施威脅，也是很危險的。從情理推測，所謂上官大夫“欲奪之”，最多只是屈原的一付戒備心理而已。可能的情況是，上官大夫與屈原同是普通的朝官，楚王命屈原為令，上官大夫欲先睹之，而屈原不讓看，所以觸犯了上官大夫的自尊。屈原以一個普通朝臣，而為令此事，在楚王眼里，不過是對他的一次重用，并不是說屈原之才能獨步一時，惟有屈原一人才能造憲令。上官大夫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才說屈原伐其功。屈原一向自負，自以為自己是高陽苗裔，出生于嘉瑞之時，又有令名，內美我能獨步一時，無與倫比，因此，楚王一聽上官大夫之讒，立即深信不疑。《離騷》之言“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當即指楚王聽信此類讒言而言。大約楚王昏庸而驕傲，而屈原卻不自知藏隱鋒芒，早已使楚王有所不滿了。
屈原之時，楚國黑暗，《戰國策·中山策》載秦武安君白起伐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這勝利原因時說：“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于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據《史記·六國年表》，白起擊楚，拔郢，東至竟陵“以為南郡”此事在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為楚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又據《史記》《秦本紀》、《楚世家》、《六國年表》，自楚懷王始，秦與楚多次戰爭，懷王十一年，即公元前318年，楚擊秦不勝；懷王十六年，秦相張儀入楚；十七年，即公元前312年，秦敗楚將屈匄；二十八年，即公元前301年，秦、韓、魏、齊敗楚將唐眜于重丘；第二年，秦又敗襄城，殺景缺。懷王三十年，即公元前299年，懷王被扣留于秦，頃襄王即位。頃襄王元年，即公元前298年，秦取楚十六城。二年，懷王逃離秦，入趙，趙惠王不敢收留，又欲逃魏，為秦活捉，翌年死。頃襄王十九年，秦攻楚，楚與秦漢北及上庸地；二十年，秦拔鄢、西陵；二十二年，秦又拔楚巫、黔中。這其間楚雖時擊魏、齊燕等國，略有小勝，但與秦戰，屢戰屢敗，其根源在于楚國君臣上下不團結，奸佞當道，忠直被疏。《戰國策·楚策》莊辛說楚襄王有“淫逸侈靡，不顧國政”之言。楚國君主昏庸，臣子無能，屈原作為一個有理想的、正直的文化人，胸懷政治抱負，在這種險惡的環境中，靠孤軍奮戰，顯然是不可能有好的結局的。
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爭取最廣泛的同盟，是實施其政治主張的重要策略。政治不僅僅是一種好的主張，而且是一種應用技術，好的主張必須借助高明的策略來實施。屈原的主張雖好，但他不能審時度勢，用迂回的策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不能不說是件遺憾的事。
事實上，屈原在楚國，完全有可能找到同盟軍。屈原勸阻楚王入秦，以及主張合齊，此二事在《史記·楚世家》中有記載，陳軫說合秦合齊的利弊道：“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故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后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后責地，則必見欺于張儀。見欺于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而齊楚合縱，秦惠王讓張儀游說懷王絕齊，許以歸還商於之地六百里，陳軫反對，懷王貪婪不聽，甚至派人侮辱齊王，以討秦之歡心，秦因而與楚合親，但秦并不與楚商於之地。懷王伐秦報復，反遭大敗，先是在丹陽甲士八萬被斬，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余人被俘。再戰又敗于藍田。懷王二十年，齊欲與楚合從，事下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對楚王說：“王雖東取地于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恥于諸侯。”楚王遂合齊。懷王二十七年，秦請合楚，并請會盟，昭睢說：“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但懷王之子子蘭勸行，說：“奈何絕秦之歡心。”楚王參加會盟，結果被扣留，最后死在秦國。由此可見，在楚大臣中，是存在抗秦合齊力量的。其中昭睢的觀點與《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所載屈原甚為相似，屈原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 《楚世家》不載屈原之言，而采用互見法，大抵是因為屈原的地位不如昭睢，或者昭睢是最先阻止楚王入關的人。如果屈原能團結陳軫、昭睢等人，以為支援，而不是一概打擊，情況或許是另外的樣子。
東方朔批評屈原的處世智慧，不能說沒有道理，而東方朔本人正是借鑒了屈原的悲劇，以一種游戲的人生態度，混跡于漢世。東方朔不僅好古博學，而且說話便捷，被人目為“狂人”，但是，卻在張狂之中，很好地把握了生存的智慧，并不能晉升職爵。當然，這其中有漢武帝與楚懷王境界的差異，但是我們也要承認有東方朔與屈原各自生存智慧的差別。
《孟子·萬章下》有貴戚之卿和異姓之卿，貴威之卿，執掌權柄，“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異姓之卿無強輔，因而“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孔子之去魯，正是此種精神，《左傳·宣公二年》趙穿弒晉靈公，也是此種精神。當東方朔時代，君無大過，號稱盛世，東方朔仍常諫君以節儉之道，仁義之行，其方式是溫和的。東方朔自稱大隱。藏器待時，是東方朔作為滑稽家聰明的地方。而他大隱隱于朝廷的背后，仍然隱含了批判現實，尊奉儒家傳統的復古心態。所以，《漢書·東方朔傳》才說東方朔能觀察顏色直言切諫。
孔子思想，其中心精神在于經世致用，為民請命，但也不廢審時度勢、明哲保身的內容，此之謂通權達變。通權達變之思想，既存在于《答客難》中，也在乎《非有先生論》中。非有先生之不稱往古，不揚君美，默然無言，就是審乎時人，不作妄言，避免“關龍逢深諫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之禍，關龍逢、比干本是“極言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因為他們不明白桀紂之無道，因而有殺身之禍。非有先生明乎？“今則不然”，若有直諫之士，“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這種明智的智慧，是自戰國以來文人獨立意識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