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過對賦文學的特征的梳理，及對荀子、宋玉賦特點的討論，認為漢賦繼承了《詩經》傳統，并指出漢賦繁榮，是漢代皇帝及漢賦作家自覺繼承和發揚《詩經》傳統的結果。
一、賦特征的理論梳理
劉勰《文心雕龍·通變》曰：“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途，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疏耳。”一種文體之所以是這種文體，而不是別的文體，就在于有一個有常之體。賦文學作為中國文學史上一種重要的文體形式，它自產生之后，也就有一個自己獨特的文體特征而區別于其他文體。
賦雖繁榮于漢代，但其產生并不在漢，其作為賦的文體特征，更是在漢代以前就確定了的。《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于戰國時楚國文人屈原、宋玉、唐勒的作品及大儒荀子的《賦篇》皆稱曰“賦”。又曰：“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以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農，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諷，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后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按照揚雄的意思，賦有詩人之賦和辭人之賦，詩人之賦存在于《詩》三百篇，辭人之賦起源于楚辭產生以后。屈原和荀子雖不在詩人時代，但是，他們的作品之中有古詩人的傳統，所以，仍然可以說有詩人之賦的特點，而辭人之賦麗而淫的特點起源于宋玉，至漢代為漢賦的基本特點。
屈原、荀子的作品雖都可以稱為賦，但實際上是有區別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司馬遷的這一段話告訴我們在戰國后期，楚國存在一個作家群，同時，又區分了“辭”和“賦”二者，并且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辭”和“賦”是兩個既互相聯系，又互相區別的文學體裁，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喜歡“辭”，而其成名卻是“賦”，宋玉等人的文學成就主要應該來自于賦，他們在政治上雖不能“直諫”，但在藝術上的“從容辭令”，與屈原并無不同。陸機《文賦》說詩賦的不同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緣情是詩的特點，也是屈原創作的楚辭作品的特點，體物則是自荀子、宋玉等人所開辟的賦作之所長。
西漢賦作家以司馬相如聲名最光大。司馬相如《答盛擥問作賦》論賦曰：“合簒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作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其傳也”。《漢書·揚雄傳》載揚雄關于賦的觀點曰：“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又皇甫謐《三都賦序》曰：“古人稱不歌而誦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斷，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以上諸說論賦，雖然表述各異，但結論都是相通的，即賦應該具有廣博的內容，以鋪排描寫為主，而兼諷諫，通過鋪陳排比，達到文采形式的極其美麗。
賦的美麗之特點，是在宋玉時代確立了的。而作賦為了諷諫，卻是荀子、宋玉對《詩經》傳統的繼承。
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論賦的起源及流變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瞍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途，實相枝干。劉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蒍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也。于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皋、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于宣時，校閱于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馀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劉勰首先強調賦與詩的密切關系，同時，又指出賦的不歌而誦的特點，到了荀子和宋玉，則有獨立文體的賦的產生，其文體特點則兼有詩騷二者。自秦至漢，都有荀子和宋玉的影子。
二、荀子宋玉賦與漢賦傳統
在戰國時代，較早創作“賦”的作家，是我們前面提到的荀子。《漢書·藝文志》曰：“孫卿賦十篇。”與屈原、宋玉等人之賦別為一類，今存僅《禮》、《知》、《云》、《蠶》、《針》五篇，其結構方式大體相類，如《禮》曰：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
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為圣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至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又如《云》曰：
“有物于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宇。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愿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
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托訊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托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云。”
上面所舉，一為抽象，一為實物，代表了荀子五篇賦中的兩個類型。我們可以從這兩篇賦中看出，荀子諸賦大體屬于假設問答的虛構之體，有鋪陳，只是虛構并不失之夸誕，鋪陳不至于淫麗。而所表現之意思，先通過如謎語般的描述，表現其特征，最后由“王”點出，所敘也不離治化。《漢書·藝文志》說孫卿“作賦以風”，“有惻隱古詩之義，”是指其意旨存乎諷諫，類似于《詩經》傳統。《文心雕龍·詮賦》曰“荀結隱語，事數自環”，《文心雕龍·諧隱》曰：“迷也者，回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銜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正是說荀卿賦所具有的類似先秦時代流傳的一種所謂“隱語”的特征。隱語實際上可以看作是一種形象化的表現手法。荀子的賦通過隱語的形式，運用大量的比喻、象征等藝術手法，把象“禮”這樣的屬于意識形態的抽象事物形象化。
荀子賦，篇幅雖然短小，但是具有了賦文學的基本特征，它有對問的結構，鋪陳排比的描寫形式，以及諷諫的創作目的。這些，是構成賦體文學有常之體的基本內涵。
第一個大量創作賦的作家是宋玉。宋玉的賦見于《文選》和《古文苑》，《文選》載有宋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五篇，《古文苑》有宋玉《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六篇，其中《對楚王問》雖不名賦，而體制與諸賦類似，是與賦體文學有密切關系的對問體。[ 我在《戰國文學史》和《中華文學發展史》中都認為《對楚王問》可以作為賦體看待，現在我認為過去的認識是不科學的。可參閱方銘《賦的內涵和外延》，《光明日報》2004年7月28日《文學遺產》。]在近代以來，學術界對宋玉賦的著作權多持反對意見，其原因首先是基于認為宋玉時代不應有如宋玉《高唐賦》、《神女賦》這樣的對問、鋪張之形式，這種散體出現應為漢初之事。這種懷疑隨著1972年銀雀山漢墓題為“唐革”的賦篇出現，而變得毫無意義。銀雀山漢墓的主人是漢武帝初期的一位將軍。《唐革》賦篇雖殘缺不全，但其對問的結構方式，鋪張形容的藝術風格，散文化的語言句式，不拘一格，與荀賦四言、屈原之用“兮”字語助完全不同。而與《文選》、《古文苑》宋玉諸賦相似。這說明宋玉時代，是完全可以寫出《高唐賦》、《神女賦》一類賦作的。關于這個問題，著名學者湯漳平、譚家健等，都有論述。
宋玉諸賦，以客主對問結構的基本形式，鋪張排比，寫景狀物敘事，形象生動，詞麗而新，色彩繽紛。強調形象的生動、夸張，色彩的鮮明、艷麗，語言的優美、幽默、豐富，場面的宏大、熱烈，比喻的優美、絢麗，而其體制則散騷結合，或用韻，或不用韻，音調自由和美，或促迫或和緩，一張一弛，變化自如。語言則隨時適宜，惟妙惟肖。句式則長短不一，靈活多變，散句則揮灑自如，對偶已極見工整。為了論述的方便，我們也錄宋玉的《神女賦》為例：
楚襄王與宋玉游于云夢之浦，使玉賦髙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后，精神恍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竒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于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玉曰：“狀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旣無，丗所未見，瑰姿瑋態，不可勝贊。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燁乎如花，溫乎如瑩，五色并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彩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禯不短，纎不長，歩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攺容，婉若游龍乘云翔，嫷服侻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
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疏，不可盡暢，他人莫睹，王覽其狀，其狀峨峨，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顔；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似蛾揚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質干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婳于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髙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歩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祍兮，立躑躅而不安；淡淸靜其愔嫕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旣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愿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絜淸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嘆；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于是搖佩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愿假須臾，神女稱遽，回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高唐賦》、《神女賦》是宋玉賦的代表作品，《文心雕龍·詮賦》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又曰：“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宋玉賦雖然把賦文學追求美麗的傳統推向了極致，但是，立賦之大體，宋玉并沒有違背。
宋玉賦文辭之華麗，通過《神女賦》我們已經可以窺見一斑，劉熙載《藝概·賦概》曰：“賦中駢偶處，語取蔚茂；單行處，語取清瘦。此自宋玉、相如已然。”正是指出了宋玉賦語言的妙用。宋玉賦在文體的圓潤、語言的富麗多變、音節的鏗鏘，是他的賦杰出成績的重要內容和華美風格的重要表現。同時，在修辭上，宋玉也有創獲。《文心雕龍·麗辭》曰：“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的大量排比形式，已有對偶之巧。《文心雕龍·雜文》曰：“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文。”對問一體，屈原與女須、巫咸、漁父之對答，已肇其始，而宋玉則以對問為敘述之基本結構方式，使此種體制完全成熟，奠定了后代賦文學，特別是漢大賦的美學追求。而這種對問，實際上是假設問答的虛構。姚鼐《古文辭類纂》指出“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為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夫》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楚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之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又云：“……《漁父》、宋玉《對楚王》、東方《客難》同類，并是設辭。乃太史公、禇先生、劉子政悉載敘之以為事實，為失其旨已。”也就是說，如宋玉《對楚王問》之類的假設問答，如同屈原《漁父》、東方朔《答客難》所講的事情，并不必是曾經發生過的，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列傳》、劉向《新序·雜事》皆引以為史實，顯然是沒有理解《漁父》、《對楚王問》、《答客難》的虛構特征。姚鼐的這個意見，成為我們打開宋玉諸賦構思特點的鑰匙。以此類推，不僅《對楚王問》是虛構，《風賦》、《大言賦》、《諷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釣賦》等宋玉賦，亦無不是假設回答，虛構情節。
宋玉賦仍然包含著極強的諷諫意味，《文心雕龍·諧隱》曰：“楚襄宴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實際上不只《登徒子好色賦》意在諷諫，其他賦也無不含諷諫。這種在娛樂場面或幽默對話中的諷諫，不是具體政治的批評，而是宏觀的憂患意識的體現。
揚雄《法言·吾子》曰，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必也淫”，又說“辭勝事則賦”。詩賦雖然都以美麗為追求，然而詩重“緣情”，賦在“體物”，因此他們的美麗是有差別的。《詩經》作者的“賦”，其特點是美刺，雖然美麗，而不過分。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作品，除了抒發屈原憤世嫉俗的感情之外，還有嫵媚的色彩、艷麗的辭藻、煒燁的意境。景差、唐勒、宋玉及漢代枚乘等人以“辭人”而創作賦文學，已經沒有了《詩經》中“詩人”的“賦”風，而他們的性格和經歷與屈原沒有多少相通之處，所以，他們創作的新型“賦”文學，就只剩下“辭人”的美麗追求了。對于揚雄來說，在客觀上沒有實現社會責任的賦，的確有“辭勝事”的特點。
劉熙載《藝概·賦概》說賦的起源原因曰：“賦起于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為賦以鋪陳之，斯于千態萬狀，層見迭出者，吐無不暢，暢無或竭。”賦文學產生于表現復雜內容的需要，是比詩更具表現力的一種文學形式，與詩相比，美麗之外，又加鋪陳，即不僅抒情，更需敘事、描寫。所以，賦文學比之《詩經》及楚辭這樣的詩文學就更加具有內容的豐富性、表現手段的靈活性和多樣性。賦是在戰國時代出現的一種富于生命力的文學形式，與楚辭相比，賦文學更加朝氣蓬勃。宋玉等人在學習《詩經》、楚辭等傳統的基礎上，創為鋪陳排比之賦文學，追求美艷之辭藻，華麗之形式，夸張之語言，生動之形象，成為后世賦文學不二之典范。漢賦的程式不出乎宋玉，只是比宋玉的賦更見博大與宏偉而已。
三、儒學復興與漢賦興盛
漢賦的興盛，正值漢武之世，經濟繁榮、政治清明、軍事強盛、國家統一所帶來的文人心態中的自豪感，由此自豪感所帶來的表現欲，當然對漢賦文學的繁榮有重要意義，西漢文人沒有戰國及楚漢戰爭時文人們建功立業的機會，而社會的安定，使他們有余暇去仔細雕琢其藝術風格，而賦這種文體，自宋玉等人大力創作后，其藝術手法已趨成熟，而其追求美麗、鋪陳排比的寫作特點及審美追求，適應了漢朝文人們的審美心態和創作意趣。同時，我們更應注意到，漢賦在追求美麗博大宏偉的大體式的同時，又具有諷諫之功用，這對于深受儒學傳統浸染，而現實之中又無重大政治事件可以批判的西漢盛世文人，可以以防微杜漸的遠見，在渲染今日超越一切時代的強盛、富麗、華艷的同時，又能繼承自孔子以來所建立的文學以反映現實、批判現實的傳統。如果漢賦的諷諫出現在亂世，那樣的諷諫就顯得無足輕重了。
漢自武帝，下及昭、宣、元、成諸帝，皆有儒雅之態，或具雄才，或有雅量，重視文學，皆有可述。
漢武帝于公無前140年即位，以建元為年號，為中國歷史上年號紀年之始。自上任伊始，即下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丞相衛綰等奏廢刑名之學者，又以衛青為太中大夫，重文學之臣，派張騫使西域。元光五年，以公孫弘為博士，翌年，開漕渠，使衛青擊匈奴。元朔元年，頒“推恩令”，令諸侯王推私恩分子弟邑，元朔五年，大儒公孫弘為相，衛青為大將軍，擊匈奴。元封三年，朝鮮降漢。其文治武功，非其先人所可比擬，所以，《漢書·武帝紀》贊曰：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后，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后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公元前87年，漢武帝病重，囑立少子，由霍光行周公之事。武帝之后，漢昭帝即位，在位十余年，于公元前74年死，無嗣。大將軍霍光立武帝之孫昌邑哀王之子劉賀為天子，劉賀不遵禮法，二十七日后為霍光所廢。立宣帝，即戾太子孫。宣帝于公元前33年死，子孝成皇帝立。孝成皇帝于公元前7年死。從漢武帝至漢成皇帝，約一百余年，為漢朝歷史上最為強盛繁榮的時代。《漢書·昭帝紀》贊曰：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盍、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余敝師旅之后，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又《漢書·宣帝紀》贊曰：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后嗣，可謂中業，俟德殷宗、周宣矣。
又《漢書·元帝紀》贊曰：
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蕭，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衛、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于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又《漢書·成帝紀》贊曰：
臣之姑充后宮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位，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不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漸矣。
雖然自武帝以來，漢代的皇帝難免有各種缺點，而漢宣帝未必可以成為淳儒，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出，自武帝以后，文學之盛，已為一代潮流，而儒學的興盛，至漢元帝更趨鞏固。孔子及儒家解詩的諷諫傳統，必然貫徹到賦的創作之中，也是不難想象的。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曰：“爰自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也。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柏梁展朝宴之詩，金堤制恤民之詠，征枚乘以薄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嘆皃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于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皋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余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于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譚，清金馬之路，子云銳思于千首，子政讎校于六藝，亦已美矣。”賦是中國文學史上一種特殊的文體，而漢代是以賦的繁榮為文學及文化繁榮的主要標志。漢代人的文人愛好作賦，不亞唐代人之喜歡作詩，至于賦的好壞并不是主要的。班固《兩都賦序》說漢代賦作家作品之盛，曰：“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悅豫，富應尤盛。……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喻，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詩經》有所謂“六詩”、“六義”，其二曰賦，指以鋪陳的方法寫作，或者也可能包括用鋪陳的方法創作的文學作品。而漢代所謂“賦”，作為文體，其內涵指用鋪陳的方法創作的文學作品。漢代的王公大臣、文人墨客，紛紛作賦，或宣下情，或抒上德。作為重要的漢賦作家的班固的話，正好說明了漢賦創作，正是《詩經》傳統在漢代的實現方式。漢賦興盛，就是這樣，上有帝王的提倡，下有文人的愛好，其功用又不離抒下情，宣上德，既有諷諫，又盡忠孝，奠定了一個時代的盛況。
四、漢賦作家諷諫內容源于憂患
西漢賦家創作辭賦，以古詩之創作目的為出發點，因而強調諷諫之旨，同時，又追求藝術的美麗。西漢賦家的第一人應是陸賈，其后則有賈誼、枚乘、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等人。《文心雕龍·才略》云：“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于筆，氣形于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范屈宋，洞人夸艷，致名辭宗。然核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為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為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子云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鉆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劉勰論漢代辭賦，獨推崇揚雄之深，既在于他的賦極文學之美麗，又是諷諫之意味最深遠的。
今存西漢賦家作品，最早為賈誼的《鵩鳥賦》、《吊屈原賦》，及見于《古文苑》的《旱云賦》。《鵩鳥賦》言禍福之道以寄托懷才不遇之感；《吊屈原賦》述屈原之遇以批評讒佞；而《旱云賦》以天下之大旱，而認為政治不和，曰：“惜稚稼之旱夭兮，離天災而不遂。懷怨心而不能已兮，竊托咎于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風氣。時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違節。”則是以天人感應之思想，批評在上位之人的失道。枚乘《七發》諫以“經言妙道”，見于葛洪《西京雜記》鄒陽《酒賦》曰“清者圣明，濁者頑騃”，公孫乘之《月賦》曰“君有禮樂”，“小臣不佞”，路喬如之《鶴賦》曰“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所抱恩”，公孫詭《文鹿賦》曰“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呦呦相召”，又豈是不關政治之言。《古文苑》引劉安《屏風賦》曰“不逢仁人，永為枯木”，也是有為而發。見于《孔叢子》的孔臧《諫格虎賦》批評下國之君“國政不恤”，以格虎為歡，“妨害農業，殘夭民命”，而下國之君頓首改正；《楊柳賦》曰“賞恭罰慢，事有綱紀”，“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章，”《鸮賦》曰“修德滅邪，化及其鄰”，“庶幾中庸，仁義之宅”，《蓼蟲賦》曰“膏梁之子，豈曰不人。惟非德義，不以為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必致驕，驕必致亡”，都含諷諫時政之意。《漢書·外戚傳》錄漢武帝，《李夫人賦》，悼念李夫人，情真而意切；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見于《藝文類聚》，批評世俗之魚目混珠，黑白顛倒。至于司馬相如、揚雄等人之賦，其著作之目的，多為諷諫。
漢賦作家的諷諫，并不是緣于漢朝的政治大壞，相反，是漢朝君主從善如流，從容納諫的風氣所鼓勵，也是漢朝復古思想的體現，更是盛世文人對未來的憂患。趙翼《廿二史札記》說“漢詔多懼詞”，舉漢文帝之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臨天下，朕甚自愧”，漢元帝之曰“元元大困，盜賊并興，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于此，朕甚自恥。為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等詔書為例；又曰“上書無忌諱”，舉賈誼《治安策》，谷永奏成帝之言、劉向奏成帝之言為例，如《治安策》曰“若畜亂宿禍，使萬年之后，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謂文帝早死于太后之前，太子未成人之時也。谷永曰：“至陛下獨違圣道縱欲，輕身妄行，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后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劉向曰：“陛下為人子孫，而令國祚移于外家，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趙翼指出，這樣狂悖之言，孝文皇帝、孝成皇帝“受之，不加譴怒，且嘆賞之，可謂盛德矣”。因為有漢君主之從善，漢代文人大臣，皆把諷諫看作是盡一份社會責任的光榮職責。
在漢代，《詩經》的傳播廣泛，漢初傳《詩》，有申公、轅固生、韓嬰，皆今文詩，立于學官。趙人毛萇傳《詩》，為古文，未立學官，然對后世影響至深遠。《毛詩序》曰：“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又曰：“上以風化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有人說，這篇序始自子夏，成于毛公，又有人以為乃東漢衛宏所作。無論作者是誰，這篇序文所表達的文學的“主文而譎諫”的精神，應該早于《毛詩序》成文之前而存在，對西漢賦作家的心態有著決定性影響。漢武帝設立樂府，就是為了效法古圣賢采詩之傳統，《漢書·藝文志》所謂“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而樂府之職，兼采詩賦，《漢書·禮樂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如司相如等賦有參與樂府之事，作賦之諷，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