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作為一個相對于“西學”而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中國固有學術中不能被西學化學科體系所囊括的那一部分。應該站在民族文化傳承的責任心高度看待設立國學一級學科的重要性。應設立專門的國學學科門，如果不能設立國學學科門，則應在文學門下，設立國學一級學科。國學的二級學科設置，應先設立經學、諸子學、文章學、文獻學、訓詁學、音韻學、文字學等方向的二級學科。
一、“國學”概念的重新被提起
二十世紀中期以后，“國學”一詞，長期被學術界選擇性遺忘。1997年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即今“北京語言大學”）中華文化研究所與《中國文化報》、《中國文化研究》雜志等聯合舉辦了“國學與中國當代學術”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包括已故季羨林教授、張岱年教授等多位著名學者。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這次會議，是1949年以后，國內第一次以“國學”為題，舉行的專門學術討論會。
在這次學術討論會上，與會學者對國學的概念、國學研究的方法、國學研究的態度、國學研究的意義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并形成了普遍共識。大家一致認為，國學雖然指的是中國固有學術，但其核心內容，應以中國古代的經學、歷史、諸子文獻及其所體現的核心價值觀為中心；國學研究，應以中國固有的研究方法為基礎；國學研究，應樹立漢儒強調的“實事求是”的態度；應該站在建立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的高度認識國學研究的意義。
“國學與中國當代學術”學術研討會結束后，我與時任《中國文化研究》編輯部編輯的黃卓越先生商議，在《中國文化研究》發表一組《國學與當代學術筆談》，這個想法得到了當時的《中國文化研究》編輯部主編閻純德教授和中華文化研究所所長彭慶生教授等先生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部分與會學者的積極響應。1998年夏，《國學與當代學術筆談》正式刊布。共選擇了六位青年學者的會議發言，分別是黃卓越先生的《走向內在研究的國學》、姚小鷗先生的《個案研究與宏觀把握》、李慶本先生的《國學研究中知識與價值二元論》、劉躍進先生的《從文獻學角度看國學研究的新起點》、方銘先生的《當代學風的流弊及發揚“漢學”傳統的意義》、鄧小軍先生的《國學研究的態度與意義》等。內容涵蓋國學研究的內涵、國學研究的方法、國學研究的價值、國學研究的意義等方面。
由于這次會議議題的重要性，在《中國文化研究》的筆談發表以后，《光明日報》的編輯還約我寫了一篇短小的會議消息，以“桐川”的筆名，刊布在1998年的8月7日《光明日報·理論周刊》的“學術動態”欄目。嗣后，北京語言文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所在1998年4月和8月分別與《中國文化報》舉行了“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化”、“面向二十一世紀——中外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等學術討論會，這兩次會議的議題，與“國學與中國當代學術”的議題是緊密聯系的，可以說，一是立足于當代看國學，一是立足于世界看國學。
二、“國學”是中國固有學術中有獨特性的部分
在今天的文明世界中，幾乎所有知道中華民族存在的人都一定會承認，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生產了燦爛文化的民族。根據最近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成果，中華文明的歷史，甚至遠遠超過了過去常說的“五千年文明”的時間長度。同時，我們也知道，中華文明是產生在中國這個特定的空間之中的文明，是在與西方文明基本隔絕狀態下發展起來的文明，也正因此，中華文明雖然有與人類一切優秀文明共通的價值體系，也有其自成體系、自我運行的獨特的學術內涵和學術方法。這種獨特性，在西洋文明傳入中國以前，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和繁榮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進入十九世紀中葉以后，西洋文明傳入中國。由于清朝政府實行的是專制統治和種族歧視政策，導致清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歷史發展階段。為了改良中國政治，我們選擇了向西方文明學習。二十世紀初期廢除傳統的科舉制度、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就是學習西方文明的重要舉措。
近代康有為倡導革命，先有《請開學校折》，以為“萬國立學，莫我之先且備矣”，如周代，國有大學、國學、小學之等，鄉有黨癢、周序、里塾之分，學科門類則有詩書、禮樂、戈版、羽龠、言說、涉御、書數、方名之繁，人自八歲至十五歲，皆入大小學。但是，后世當途者渴池而漁，不立學校，但設科舉，“不知育人，但求用人”。西方諸國學校之興起雖遲，但發展迅捷，所以國民多智，國力轉強?？涤袨樘貏e指出，“近者日本勝我，亦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遍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正因為中國在近代教育上的落后，所以，二十世紀設立大學制度，其學科分野，就是以西洋為樣板的。應該說，在特定時期的特定選擇，有其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隨著辛亥革命的勝利，中國開始了憲政建設，政治問題解決以后，如章太炎這樣具有深湛學術素養的辛亥元老開始注重文化建設問題，因此，“國學”的概念就應運而生。
“國學”雖然指中國的固有學術，但“國學”概念的提出，卻是一個體現了世界胸懷的視角，即中國固有學術，是人類文明的一部分，與“西學”共同為人類的文明和發展做出了貢獻，并且在未來，在中國走向未來和走向世界的舞臺上，“國學”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因此，章太炎等人提出“國學”概念，并開設“國學講習班”，讓中國傳統學術中被西學學科體系所不能容納的學科分野、價值體系找到發展空間， 既體現了他們的文化使命感，更表達了民族文化自覺的精神追求。
“國學”雖然指產生于中國的學術，但是，并不等于中國歷史上所有存在過的學術都是“國學”。“國學”概念產生在中國建立現代學科體系之后，其學科的成立，不在于要取代西學，而在于在中國現代學科體系中，尋找到屬于自己的學科領地。因此，“國學”概念自提出那天起，并不包括一切產生于中國的學術，而是特指中國固有學術中與西洋學術表現出差異的那一部分。
三、建立“國學”一級學科的必要性
從“國學”概念提出那天起，“國學”就是一個有確定研究對象的知識體系，并且，“國學”概念的提出，就是因為有相對獨立、自成體系的理論、知識基礎和研究方法。根據2009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公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設置與管理辦法》中關于一級學科的設置和調整的規定，是完全有資格成為一個獨立的一級學科，甚至獨立的學科門的。有人認為“國學”是中國固有“知識門類的綜合體”，所以，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這實際是忽視了“國學”和“中國固有學術”之間的差異，沒有真正理解“國學”作為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學術發展階段下的特殊內涵。
二十世紀的中國，畢竟是從半殖民地文化為起點的，特別是二十世紀中葉以后，隨著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響亮聲音，過去承載著國學教育重要使命的“國文系”被“中文系”取代，而中文系中的“文學”一詞，是來源于西方十九世紀的“文學學”概念，而不是自孔子以來包含有經學、諸子、歷史等文獻的中國傳統“文學”概念，最代表中國傳統學術的核心內容，被肢解為文、史、哲等不同的學科門的研究對象，而在中國傳統學術中，這些內容本來就是一個學科整體，所以就常聽某些學者攻擊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西學中心化的話語方式，對國學的肢解，必然帶來中國固有學術邊緣化，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人們漸漸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不是僅僅在各級學校中加一兩節中國固有文化的誦讀課程就能解決的，更需要一批專門從事中國傳統文化學習和研究的專業人才。而中國傳統文化的系統知識，是現在國內大學已有的學科體系所不能承載的，因此，一些大學成立了“國學院”或者“國學研究院”，部分大學在本科階段設立國學班，培養國學專門人才。中國人民大學的國學院自2005年后，招收本科學生，為國學的傳承和國學專業的建設進行積極探索，更是影響深遠，受到海內外關心中華文化建設的學人的欽佩。但是，由于在國家的學科設置中，國學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在內的國內相關學校的國學院或國學班的學生，大學本科四年，同在一間教室上課，學著共同的課程，畢業的時候，卻只能分別授予文學、歷史、哲學等學位。這種因“洋涇浜”學科體系滋生的現象，無論怎么看都是滑稽的。
今天，當我們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重視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的時候，我們雖然不可能在短期內完全按照中國固有學術體系建立現在的學科分野，但是，我們還是應該在現有的學科框架內，給被西化學科體系邊緣化了的那部分中國固有學術一片獨立的生存空間。這不僅是社會文化發展的剛性需求，也是民族文化自覺意識覺醒的象征，是歷史使命感和民族責任心對我們提出的要求。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修訂《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考慮新增“國學”一級學科，為了慎重起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廣泛征詢學術界的意見。我雖然無由接到調查問卷，但是，對設立國學一級學科的問題，仍然是很關注的。認為這是順應歷史發展、符合學科發展規律的重要舉措。
實際上，2005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增設“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已經為設立國學學科作為一級學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成熟思路。建議在“思想史”學科下增設“經典學”或“古典學”，我們知道，“思想史”本身是歷史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在“思想史”學科下增設“經典學”或“古典學”三級學科，與“國學”的學科內容體現的足夠的時間長度和空間廣度不符，與國學自身價值的重要性和內容的豐富性不符。而且，“經典學”與“古典學”也可以是希臘、羅馬、印度的經典和古典，又怎能體現出“中國”固有學術的特性？
四、設置“國學”一級學科下屬二級學科的構想
“國學”作為一個獨立的一級學科，是毋庸置疑的。同時，也是有充分的可歸屬的二級學科。我個人并不完全贊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關于增設“國學”一級學科說明材料中擬設立的經學、子學、國史、國文、小學、中國少數民族和邊疆文化、國藝七個二級學科。也認為這些二級學科，并沒有把“國學”學科的獨特性完全體現出來，而且，把“國學”一級學科設立在歷史學科門下，也未見得恰當，但是，有人因為“國學”二級學科設計的欠周全，而否定“國學”一級學科存在的意義，無異于因噎廢食。如果這個結果導致中國傳統文化繼續邊緣化，直至最終湮滅，就會讓我們這一代人成為中華文化發展的歷史罪人。
中國古代的學科分野，實際是自成體系的，如《史記》八書，以及《漢書》十志，都體現了學科分野，其中偏向于“用”的知識體系，已經可以在現在的“西化”學科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應該看到，這些接納了中國固有學術的學科，既體現了西學的智慧，也包含了中國固有學術對人類文明的貢獻。當然，我們也可以建立一個包含有這部分中國固有學術內容的廣義新“國學”概念，但是，毫無疑問，如果把這部分已經可以歸入現在的學科體系的中國固有學術的內容也稱為“國學”，顯然不是當初相對于“西學”而提出“國學”概念的先哲的本意。而我們今天所說的“國學”，應該專指在所有中國固有學術中最具獨特性成分的部分，是目前的“西化”學科體系所不能包容的那些內容。這也正是許多大學在教學實踐中發現設立國學學科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原因。
自先秦以來，以經學、歷史、諸子之學為核心的體現中國之“體”的、包含有固有價值觀和文化精神的學術內容，常常游離在現有“西化”學科體系之外，迫切需要給這些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價值觀的內容一個學科的棲息地，而這些內容，正是中國固有學術的最核心的內容，也是自春秋到近代，中國的廣大知識階層最為關注，用心最多的部分。這也是中國固有學術中歷史最為悠久的部分。今天我們建立“國學”學科，應該指這個狹義的內容。
《論語·述而》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毙蠒m《論語疏》云：“此章記孔子行教以此四事為先也。文謂先王之遺文。行謂德行，在心為德，施之為行。中心無隱謂之忠。人言不欺謂之信。此四者有形質，故可舉以教也。”孔子文行忠信四教，如果用學科概念來衡量，惟有“文”所代表的先王遺文，涉及學術。《論語·先進》說“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毙蠒m《論語疏》云：“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辨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孔門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是就弟子所長而言， 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的德行，宰我、子貢的言語，冉有、季路的政事，雖也關乎學養，但皆是心性特長，不關乎學術。只有子游、子夏的文學所長，是建立在獨立學術內容基礎上的學科分野。因此，把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合稱為“四科”，甚至比附現代學科劃分，就像把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當作學科一樣，顯然都是不妥當的。
但是，“文學”一科，卻是中國固有的學科分野，而且，也是今天我們所謂“國學”最直接的學科源頭?？鬃拥茏幼佑?、子夏德文章博學，實際就是明習《詩》、《易》、《禮》、《樂》、《春秋》等，故被稱為文學，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引范寧之言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笨鬃诱砹浿?，孔門弟子所習經典，主要就是六經，因此，吳林伯先生《論語發微》說：“按文，六藝；文學，六藝之學，后世所謂經學?！倍綉饑院?，“文學”這個稱呼一直存在，諸子、辭章等，都被歸入文學一類。至近代西學傳入，“文學”這個中國固有學科概念，遂依照十九世紀西方的文學概念，僅僅局限在小說、戲劇、詩歌等狹窄領域。
有鑒于此，對于“國學”一級學科學科門的歸屬問題，我認為，最便利的方法是增設“國學門”，以體現“國學”學科超越西學學科體系的文學門、史學門、哲學門的特征。這方面可以參考北京大學在二十世紀初設立國學門的歷史。如果不愿意單獨設立“國學門”，則應把“國學”一級學科，設立在“文學門”下。同時，對相應的涉及國學學科的一些一級學科下屬的二級學科，做一些適當的調整，如取消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的中國古典文獻學，取消歷史學一級學科的歷史文獻學等，國學一級學科下，可以先設立經學、諸子學、文章學、文獻學、訓詁學、音韻學、文字學等方向的二級學科。并在未來，可以考慮逐漸整合中國語言文學、哲學、歷史學三個學科的相關二級學科，如把中國古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代史、中國古代哲學等二級學科整合入“國學”一級學科，同時，把外國文學、外國哲學、世界史等歸入相應的外國語言文化系中。使我們的學科體系，既與世界接軌，又體現出中國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