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峰:馮友蘭先生對研究生的教導
2019-08-15 15:14:00 作者: 來源:鳳凰網國學
三年“大躍進”以后，1962年，全國進入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新時期。高教部頒發了高教十六條，要求把北大變成“東方的莫斯科大學”，一切工作要走上正軌。北大哲學系決定招考三年制的碩士研究生。中國哲學史專業招考兩名，導師是馮先生和任繼愈先生。
任繼愈（左）與馮友蘭
任先生是全國著名的佛學哲學專家，毛主席接見過，名氣很大，又為我們開佛教選修課。大學時，任先生對我也特別關心。我擬發表的文章，他有時把我叫到他家里，幫助修改、指點。但他發給我們的那些佛教講義、原始資料，令我感到佛學十分煩瑣、枯燥，與我的興趣大不相投。我怕報考任先生學佛學，于是就報考馮先生的。馮先生雖是全國最負盛名的哲學家與中國哲學史專家，但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傾、“拔白旗”，都是被批判的對象，給他扣的帽子有“蔣介石的御用哲學家”，更為嚇人。所以稍有政治敏感性的人是不愿意報名考馮先生的。但我當時對政治不是十分熱衷，純學術研究的興趣很濃，就不顧后果，決定報考馮先生的研究生。
馮友蘭
考試題目，記得是分析《莊子·齊物論》的思想。我直抒己見，拿起筆，一氣呵成，寫了許多。自已也不知寫了一些什么？不料竟被取上了。
1962年9月開學，正式開始三年的研究生生活。我去請教當時的系黨總支書記，應如何當研究生？她講了不少，大要是馮先生是著名的資產階級哲學家，在學術觀點上，他是唯心主義，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是沒有什么可學的，需要的是頭腦清醒，劃清界線，不受影響。但馮先生搞了一輩子中國哲學，有豐富的知識與資料，是可以拿過來的。這樣的教導，在那樣要求學生又紅又專的年代，當然使我一開始就把馮先生當作了思想與學術上的對立面。這使我和馮先生在思想上一開始就有了疏離和隔閡。若即若離，成了隨后我三年研究生和馮先生關系的特點。
但研究生們對馮先生是很尊重、佩服的。開學之后，我和牟鐘鑒及其它專業的研究生一起去見馮先生，請求教益和指示。馮先生很高興地和我們談了很多，說研究生和大學生不同，主要靠自己鉆研、研究，有了研究生資格，好像有了渡船，能否劃到對岸，就全看你們自己了，等等。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下面兩點，一是馮先生說：閱讀和研究古人的著作，要不抱成見，優游涵泳。一是做研究和論述，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沒有其它的要求和標準。這兩點是他的經驗之談，實際上也是所有文科老先生們做學問的經驗之談。在我們這些經歷了連續不斷的學術與思想批判以后、頭腦仍然很熱的年青人聽來，真如一股山泉，令我們格外清涼。
馮先生的談話，讓我清楚地看到，雖然經歷了思想政治運動和左派理論家激烈的批判，書面上他也不斷地檢討，但實質上卻是依然故我的。在他自己的范圍內（關門和學生談話），他仍然是他自己。
“優游涵泳”，是程頤、朱熹提出的讀書方法。朱熹教導學生對圣賢經傳，要優游涵泳，潛移默化，使之成為自己的德行與人格生命，常說：“讀書須是要涵泳，須要浹洽”；“某所學，多于優游浹洽中得之”。曾國藩在家書中也反復叮嚀子弟，讀書要“虛心涵泳，切已體察”，說：“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兩字庶可得之。”（《諭紀澤》）
馮先生把這些程朱理學的常談轉介給我們，原是希望我們能在研究生期間，冷靜沈潛，專心于做點學問。但隨后不久，在北戴河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發出了“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號召，政治形勢一日一日吃緊，馮先生對我的希望也就完全落空了。我不僅沒有變得冷靜、沈潛、從容；相反，更加浮燥、偏狹了。我的三年研究生生活，除了第一年外，基本上是在學術批判中度過的，最后則以在《北大學報》發表的批評馮先生的“孔子新論”而結束。
“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一度在國內作為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黨性原則被點名批判過，但馮先生卻又一次把它作為對我們的研究要求提出來，我倒確是接受了的，成了我一生從事學術研究的格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是學術的獨立和尊嚴，也是學者人格的獨立和尊嚴的表現。馮先生語重心長，一開始就給我們指出了這一點。這也是北大學術思想之民主自由傳統的亮光。
【感言】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馮先生的論著是這方面的示范。不論是寫中國哲學史的大著作或一篇短論，它一定是持之有故，有切實可靠的論據基礎的，一定是有嚴格的理論論證的。以《中庸》研究為例。傳統上認為“子思作《中庸》”。如果不加分析和審查，一定會把許多后來以至漢代的思想當作子思思想。故首先要對《中庸》文本進行審視，確定它的成書與時代，使“持之有故”的“故”真實可靠。馮先生做了這一工作。
《中庸》講：“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明顯是秦實現大統一后的話語。“今天下”即作者所見之天下。秦以前是不可能有這種話語的。
馮先生說：“《中庸》與《易傳》中的字句，亦有相同者。如《乾·文言》云：‘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中庸》亦云：‘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文言》云：‘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庸》亦云：‘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文言》言行對稱。《中庸》改字，就不對稱了。金按）《文言》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中庸》亦云：仲尼‘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易傳》出于戰國中晚期。上述文字明顯是《中庸》取自《易傳》。
由此馮先生認為，《中庸》由兩部分組成。首段自“天命之謂性”至“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末段自“在下位不獲乎上”至“無聲無臭至矣”，多言人與宇宙之關系，似就孟子哲學中之神秘主義之傾向，加以發揮；其文體亦大概為論著體裁。故首末兩段為孟學之思想。中段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道前定則不窮’，多言人事，似就孔子之學說加以發揮，其文體亦大概為記言體裁。由此，“中段似為子思原來所作之《中庸》，即《漢書.藝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之類。首末兩段乃后來儒者所加，即《漢書藝文志》之‘《中庸說》兩篇’之類。”
可以不同意馮先生的看法，但他的論斷是經過分析，持之有故的。馮先生對《中庸》義理的解析，觀點與資料緊密結合，謹嚴、確切、明白，不是將一大堆概念混而為一，無頭緒的統說。
學術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建立新見解、新范式。結論的正確是重要的；但達到結論的過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更加重要。許多哲學家的思想學術價值主要在其論證過程和方法，其哲學結論反而可能是不正確的，如柏拉圖的“共相”，康德的“物自體”、“范疇先驗”，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之類。論證過程體現的是嚴謹的科學分析精神。無論作學術或從事政治、管理等等，只有養成講求論證的嚴謹科學精神，才有可能成功。這種科學精神才是學術研究的靈魂與價值所在。寫學術論文或講演，只是主觀臆斷，言而無據，論而無理，陳言堆積，概念羅列，變成一種學風，是會貽誤學生，危害國家和社會的。
.就《中庸》言，除“子曰”部分，它突出天人同類。《孟子》講“誠”，絕大部分是副詞，真實、實在如此之意。《中庸》則從本體、從天道大講“誠”，突出“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第二十四章)首章從天命講到人，認為“人為”——“致中和”，可使“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稱贊“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律”為動詞，節制之意。“天時”指陰陽日月五星之會。“襲”為動詞，順暢之意。“水土”即五行水火金木土之簡稱，乃漢代陰陽律歷《易》學之思想。《漢書》即據此將儒家定性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于道為最高”。可以看到，比之孔、孟、《緇衣》《表記》，《中庸》這部分有思想范式的變化，即把孔孟的“人本”，“為仁為已”，“孝弟為仁之本”。“仁義禮智根于心”，“存心養性以事天”，“盡心知性以知天”，改變成了“天本”，由天道以明人事，也即《易》學之思想范式。把這部分當成子思思想講，歷史就被顛倒了，學術就不是使人清醒聰明，而是使人愚昧糊涂了。
《中庸》內容雜駁，屬匯編體。 “中庸”之“中”是規律、準則、標準、臨界點、轉折點（過此即彼）之意。漢儒以冬至、夏至為“中”，以春分、秋分為“和”。有“中”才可言“度”，才可言“過”與“不及”。如烤牛排、漢堡包之固定恒定的火候與時間是“度”。太過就焦化了，不及就不熟。如果反轉來，大講做人做事不要“過”，也又要“不及”，變成一種公式——不要太勇猛，也不要太懦弱；不要太剛，也不要太柔；不要太親熱，也不要太冷淡；不要太驕傲，也不要太謙虛；不要太鋪張，也不要太簡略；不要太激進，也不要太保守；不要太鹹，也不要太淡；穿衣不要太厚，也不要太簿，等等，就成了無用的廢話了。（《中庸解析》詳另文）
馮先生對研究生的教導，已是歷史了；但今天大學文科的導師們，不妨轉介給年輕的學子，當作開門教言。它仍然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