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禮的理論的主要發展，是確定禮對人生、對生命的意義，指出禮是人的生命發展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禮，人就不成其為人。故在《論語》中，孔子反復說：“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憲問》）“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不學禮，無以立。”（《季氏》）認為禮不是外加于人的儀式節文，而是人之為人之所必需。
動物有其自然的生活，但沒有禮。人超拔自己于動物、自然之上，有人文以成化，而“禮”是人文的最重要部分。這實際上是把人的生命分成自然的自在的生命與人為的自為的文化的生命兩部分，而以文化生命為人的本質的生命與生活。在孔子看來，禮文、文化正是由人的自然生命所發展、提高而產生的，是它發展的高級階段，是自然生命的否定，又是它的否定的否定。沒有君臣上下之分、沒有尊尊親親、夫婦之別的生活，是動物式的生活。它并不是人的自由與幸福，而正好是生命的不自由、不幸福。自然狀態不可避免的爭奪，意味著生命的破壞。人的動物本性，并不是充滿自然的和諧，而是無節止的殘殺、爭奪、戰爭。只有在有禮的文化生活中，人的自然生命與生活才得以真正的舒暢，充滿生的樂趣，掙脫自然的粗野與任憑自然主宰擺布的狀態，而進于一自為自主的階段。進入這樣的階段，人的自然生命既得到延續，又得到了滋潤、光華，變得精細化，豐富多樣，充滿詩情畫意，有聲、有色、有趣。自然所無法展開、展現的內涵，在禮文的形式中、在人的禮文生活中都會創造、展現出來，并日新月異。人正是在自己創造的這種“儀節”“旋律”中，找到生命的表現的形式，展開生活的豐富性、多樣性與創造性。因為禮文是人自己創造，也是人自己不斷加以改變的。孔子所謂“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不學禮，無以立”，其意義正是如此。
對禮的起源，孔子亦作完全人文的解釋，認為起于報恩，而“報恩”起于“心”的作用，報恩則心安，不報恩則于心不安。心安與否是禮的直接根源。安不安，出于自然稟賦，不是后天學來的。故一方面禮是人文的，另一方面又是自然的；一方面禮是人為的、外在的，另一方面又是內在的。
禮的根源與基礎是心安，故在禮的實踐中，孔子最重視的，是行禮的真實情感而不是禮之儀式與節文本身。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八佾》）“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同上）“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陽貨》）“喪致乎哀而止。”（《子張》）《禮記?檀弓上》：“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余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余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余也。’”
以“心安”作為禮的根據，預設了禮的時代性、變異性。因為同樣的事，在此一時期是令人不安的，但在另一時期，時移世變，文化觀念改變了，又會是令人“心安”的。“心安”是禮的根據，使儒家所制的種種禮，隨時代而有不斷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