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為了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良好的國際、國內和平環境，構建新的人類社會治理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這一理念，是指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它超越種族、文化、國家與意識形態的界限，為思考人類未來提供了全新視角，為推動世界和平發展給出了一個理性的可行的行動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為全球生態和諧、國際和平事業、變革全球治理體系、構建全球公平正義的新秩序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馮顏利、唐慶：《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深刻內涵與時代價值》，《當代世界》2017年第11期)“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禮記·中庸》），“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創造性構建，是我國進行積極外交的重要策略，彰顯著中國智慧，煥發著中國精神，是傳統儒家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思想在新時代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一帶一路”：順勢而為的“中國智慧”
“一帶一路”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內容。“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是新的時代國家發展的頂層戰略設計。它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一帶一路”致力于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建立和加強沿線各國互聯互通伙伴關系，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復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實現沿線各國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續的發展。“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項目，將推動沿線各國發展的對接與耦合，發掘區域內市場的潛力，促進投資和消費，創造需求和就業，增進沿線各國人民的人文交流與文明互鑒，使之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諧、安寧、幸福的美好生活。
古人云：“君子謀時而動，順勢而為。”“圣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于時者其功大。”（《呂氏春秋》）當今世界，潮流滾滾，浩浩蕩蕩。全球化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企業都在進行國際間投資，跨國家、跨文化的商業貿易、文化交流以及人際交往等不斷增加；同時，科技的飛速進步、互聯網的出現在過去的短短十多年中已經給人類交流互動的方式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與人之間進行全球化的溝通易如反掌，這是一個“地球村”的時代，所以從個人角度講，我們以前既有傳統的單向線性思維和理性思維越來越不能夠預見世界的走向，只有創造性思維才能夠讓我們不斷地面對變化和順應變化，只有借助于創造性思維才能夠讓我們與這個世界快速變化的大環境相適應；從國家角度講，面對經濟復蘇、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全球性問題，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以單獨一個民族或者國家為單位解決國際問題的思路越來越難以適應全球化趨勢，時代呼喚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
“一帶一路”，是順應全球化趨勢提出的“中國智慧”，兩千多年歷史積淀所形成的中國智慧重新煥發生命力。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崇尚“天地人萬物一體”的生存智慧，《周易·系辭上》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宇宙間的事物都具有不斷向上發展的趨向，這是超越叢林法則的人類文明特性。“‘一帶一路’建設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正是我國現階段進行文化傳播、彰顯文化感召力的有效載體。”（張文東：《文化傳播：基于文化自信的國家戰略》，《光明日報》2017.08.23）順應時代潮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與中華民族的包容性一脈相承，又與儒家文化推崇的“和而不同”與“世界大同”等理念密切相聯。
和而不同：“一帶一路”中儒家文化的外交應用
儒家主張的“和而不同”，在“一帶一路”中得到適時而靈活地應用。《論語·子路》曰：“君子和而不同。”“中華文化具有博采眾長的品格，中華文化善于研究吸收改造借鑒外來文化。儒學不是封閉的文化學說，儒學和中國歷史上其他思想學說都是與時俱進的。它主張‘和而不同’，倡導‘博采眾長’的文化會通精神。”（田學斌：《中國奇跡與中華人文精神》，《學習時報》2018.08.15）幾千年來，中正平和、開放包容，早已內化為中國人的行為準則。中國不主張關起門來搞小圈子或者“中國俱樂部”，不以意識形態劃界，不搞零和游戲，不搞以鄰為壑、恃強凌弱的強權霸道。這既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一帶一路”中國際合作理念的基本概括，也是對“和而不同”當下應用的生動詮釋。
事實上，中國一直在探索與不同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的國家合作的有效機制，不斷尋求與他國戰略、政策和規則的對接。比如，俄羅斯提出的大歐亞伙伴關系計劃、秘魯提出的五年發展規劃，阿根廷提出的基建規劃等等，都可以在法律制度銜接、價值理念溝通上不斷協調。2018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秘書長王曉泉在總結近五年“一帶一路”取得的成就時說：“‘一帶一路’倡議是一種新型國際倡議，經過五年風雨歷程，其理論構架、實施方式與合作機制等逐步成熟，為世界經濟合作帶來四種新氣象。”至于某些言論所講的資源掠奪論、人口擴張論、經濟附庸論、環境污染論甚囂塵上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崛起的誤判。然而，只須稍微了解一下中國歷史就會發現，即使在空前強大的漢唐時代，中國也未曾搞過殖民主義，而是想方設法幫助落后地區發展生產。“一帶一路”，旨在新的歷史時期全球化的時代大潮中為世界其他國家分享中國機會，使得沿線國家和地區與中國一起發展，共享繁榮。
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內容表達，可以用一個“和”字來概括,“和”可以概括中國人世界觀、家庭觀、社會觀、國家觀以及天下觀中最美好的一面，和美、和睦、和諧、和氣、和煦、和約、和親，溫和、祥和、和平、講和等，都是“和”字涵義的豐富表達。將“和”與“仁”相聯，更能表達傳統儒家崇尚的人與人之間、鄰里間、民族間、宗教間、國家間的最為高尚的價值觀，仁義、仁愛、仁政、仁至義盡等，同樣是“仁”字涵義的多元表達。“和”和“仁”相連，能更好地體現“一帶一路”新型國際關系合作共贏的義利觀。
“和而不同”，能夠表達中國共產黨從周恩來提倡的和平共處原則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創造性構想。于此原則下，各國之間必須堅持合作共存、相互關愛、合作共贏、共同發展、共享發展成果，讓“一帶一路”成為沿途國家共謀發展、共同富裕、共同繁榮的康莊大道；“和而不同”，還意味著，大國要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民族政策、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反對大國為一己之私到別的國家和別的地區以各種借口制造對抗、制造沖突、制造流血、制造戰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人走和平發展道路，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在制度設計上也是這么做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沒有加害別人，根本原因是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和平屬性。“一帶一路”上需要的是文化、宗教和政治上的相互包容，不同的文明的對話與交流。未來“一帶一路”上的國際事務處理是民主的，不是大國霸權的，任何大國不可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作為國家政策或手段，去干涉或解決一帶一路國家的問題。我們反對少數霸權國家在這個地區恃強凌弱，欺辱小國弱國。
在“一帶一路”中，古老的絲路文明，在對話協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贏的基礎上煥發出嶄新的活力。中國智慧，傳承千年君子國風，穿越歷史的風塵，為苦苦探索新型國際關系與合作模式的國家帶來了信心和發展的契機。在合作共贏中，不同文明之間相互借鑒、求同存異，共同奏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諧旋律。
文化使者：“一帶一路”儒家文化的形象與推廣
“一帶一路”是新的歷史時期國家的頂層決策，在這一決策中，大力弘揚儒家文化，對于以文化發展帶動文化產業以及國家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無疑是一次重大的戰略機遇。將儒家文化的傳播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以文化交流帶動國家與民族之間的相聯相通，促進中西方文明在世界領域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進行深度交流和密切合作，又將為促進當代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特別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帶來空前機遇。在這一空前的機遇中，我們應結合新的形勢，切實研究好文化傳播與創新發展的新戰略。
首先，“一帶一路”，推進文化產業“走出去”。發展文化產業是實施“一帶一路”的重要切入點，所以盤活文化資源，厚植發展優勢，整合產業資源，推進文化產業區域協作，豐富文化產品內容等措施，已率先在“一帶一路”文化產業建設中取得突破。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嘗試：堅持文化引入，突出交流先行；打造文化載體，發展文化旅游；創新文化品牌，開拓發展空間；加強文化交融，擴展文化內涵等途徑。使文化產業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層面上引領新一輪文化創新發展的開放與合作模式。
其次，“互聯互通”，建設互惠互利的國際文化產業共同體。“一帶一路”的國家和人民共享文化財富，這一策略通過“互聯互通”，優化整合國家之間的資源，通過培育外向型文化企業，壯大國際產業主體；通過擴大文化服務出口，優化文化貿易結構；通過聯接“絲路城市”，形成合作共贏的國際網絡。這樣，既有利于文化產業的國際布局和資源配置，也有利于“一帶一路”國家利益共同體的構建與實現。
第三，輻射交融，儒家文化做“一帶一路”上參與世界多元文化互通互惠的和平使者。從文化的本質上說，“文化傳播其實始終都是不同文化的沖突、碰撞和博弈，也始終都是不同文化之間的輻射與交融。”(張文東:《文化傳播：基于文化自信的國家戰略》，《光明日報》2017.08.23)世界文化是多元文明的組合，“一帶一路”正在改變世界的經濟、地理與文化的重新組合,它將迎來一種國際發展合作的新模式和一個合作共贏主義的時代。從地域文化交流角度講，“一帶一路”貫穿四大文明古國的中國、印度、巴比倫、埃及，橫跨佛教、道教、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六大宗教發源地，把中華文化、東亞文化、印度文化、南亞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俄羅斯文化、希臘——羅馬文化和歐美文化連接起來，形成多元文化互相交融的文化共同體。
中國智慧：“一帶一路”中煥發“絲路之歌”的生命力
中國智慧，大道之行。“中華各民族文化長期融合形成了相對可以兼容的心理、思想與行為方式、價值取向、民族性格，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共同的信仰信念，這是維系協調各民族的潤滑劑，自強不息的原動力。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孕育了中國文化精神，使中國精神具有深厚的歷史基礎和文化分量。”（郭齊勇：《重新“發現”中國文化》，《北京日報》2018.07.30）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而延續至今，文化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儒家提倡的革故鼎新、與時俱進，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天人合一、協和萬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精神；儒家崇尚的精忠報國、振興中華的愛國情懷，崇德向善、見賢思齊的社會風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榮辱觀念，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處世方法，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備、情景交融的高尚追求，儉約自守、中和泰和等理念，以及以此為基礎而形成的思想觀念、風俗習慣、生活方式、情感樣式、文學藝術、科學技術、人文學術等成為了中國文化的寬厚底蘊，這些智慧以及文化理念伴隨著“一帶一路”實施和推行，已經傳播于全世界。在“一帶一路”發展中，文化已經成為先行者，傳播著中國智慧，傳遞著中國理念，凝聚著精神合力，與“一帶一路”沿線的各國人民共繪美好藍圖。
“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性的構建與實施，首先決定于我們的文化基因，也決定我們能否走通“一帶一路”，我們的文化基因就是儒家文化提倡的以和為貴，求同存異，美美與共，世界大同，“已欲立而立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等內容。有了牢固的文化基因，可以匯集勤勞智慧的中國人民，將其綜合的思想、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等活力競相迸發，在協調、均衡、有序的秩序中發揮積極有效的作用。中華民族的復興決定著我們要開拓創新，要有持續的動力，要不斷激發活力，要有強大的毅力，長遠的戰略意識，要有硬實力與軟實力的協調統一；黨的十九大報告包涵巨大的動員力、號召力，有強大的社會凝聚力，我們能夠形成眾志成城的合力，學儒家文化，立君子人格，揚君子國風，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實現踐行君子國風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完美融合。
“唯實是舉”，“務實有用”。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統計，從2013年秋到2018年8月，“一帶一路”已經走過了扎實的五年歷程，隨著“一帶一路”政策溝通的不斷強化，中國與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作為世界級關鍵詞，“一帶一路”已經進入國際話語體系。五年來，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基礎上，中國與相關國家以基礎設施共建促進互聯互通；以貿易投資暢通推動互惠互利；以戰略政策對接實現互信互助。五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貨物貿易額累計超過5萬億美元，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超過700億美元，為當地創造20多萬個就業崗位，我國對外投資成為拉動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增長的重要引擎。2018年8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五周年座談會上指出，要推動各國加強政治互信、經濟互融、人文互通，一步一個腳印推進實施，一點一滴抓出成果，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總之，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浪潮中，世界旋轉的軸心正在轉移，今天世界看好“一帶一路”，不僅因為這一開放途徑和模式具有互利共贏的經濟愿景，還因為它具有互利共贏的制度保障和文化自信。“一帶一路”，符合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彰顯人類社會的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對國際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積極探索，是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新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