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在其思想體系中有豐富而系統的“君子觀”，樹立了君子的理想人格。君子，作為適合于人的發展的理想人格，儒家更加注重強調成就君子人格對于塑造理想人格的現實意義，包括強調君子的“德性”，強調君子人格“內在與外在”的統一以及“名與實”的統一等。儒家關于君子人格的思想傳統源自孔子和孟子。
一、孔子：“君子懷德”
《論語》中，孔子所論君子主要是從“道德意義”上來闡發的。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1]《里仁》，孔子對比君子與小人的區別，以突出君子之德的高尚以及他對“君子懷德”的推崇。程樹德在《論語集釋》中說：“按此章言人人殊。竊謂當指趨向而言之。君子終日所思者，是如何進德修業，小人則求田問舍而已。君子安分守法，小人則唯利是圖，雖蹈刑辟而不顧也。”[1]253即君子與小人所關心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每天惦記著自己的道德修養，小人心念自己的切身利益；君子考慮刑典法紀，小人考慮自己得到的實惠。
君子懷德，德者，仁德；刑者，刑法。決定君子本質內容的關鍵因素是仁德，“君子去仁，惡乎成名。”[1]《里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1]《顏淵》對于一個人來說，一旦沒有仁愛之心，那就不配稱君子，甚至會違背一般的做人道德。“君子懷德”，而能心憂天下，憂國憂民，明曉大義，這是君子的應有之德。歷史上的仁德君子，大都具有心憂天下、兼濟天下的情懷，即具有“先天下憂而憂，后天下樂而樂”，“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寬厚、仁愛情懷。君子與常人的最大區別，在于人生價值取向不同，即確立什么樣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問題，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是君子人生的航標，指引生命的航程；而其中的人生觀又能影響價值觀，價值觀支撐人生觀，這樣更能充實人生，實現生命的價值。
君子懷德，“為仁由己。”[1]《顏淵》君子踐行仁德是自律的，無需外在條律的約束，因為君子對物質生活的欲望與要求不高，“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1]《學而》，“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1]《衛靈公》，君子甘于貧窮，自覺擔當道義，而不是孳孳求利，不是將改變自己的物質生活狀況掛在心上；而與物質生活需求相對應的，是其對精神境界的追求，即“義以為質”[1]《衛靈公》，“義以為上”[1]《陽貨》。君子懷德，能主宰自己的命運，能尊道而行。“不知命，無以為君子”[1]《堯曰》，有德君子能主宰自己的命運，這不是取決于君子是否擁有權力與財富，而是看其是否具有誠敬而高尚的道德。有德君子尊道而行，不為世俗與困境所擾，“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1]《憲問》君子眼光敏銳，思維敏捷，是謂：“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1]《季氏》又有“君子欲納于言而敏于行” [1]《里仁》，“君子易事而難說”，“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泰而不驕”[1]《子路》，“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1]《衛靈公》等心靈的篤定與充實。
君子懷德，其言行一致、不憂不懼，君子風范落實在自覺擔當社會責任的實踐中。在《論語》中，孔子與弟子直接探討怎么樣才算是“君子”的問題，有三處：其一，“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從之。’”[1]《為政》其二，“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1]《顏淵》其三，“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1]《憲問》有此三處可知，孔子答子貢強調的是，君子要言行一致；答司馬牛，孔子則著重說明君子需要具備內心無憂無懼的誠敬，需要時常自省，做人做事不愧疚；答子路問，孔子則明確君子應首先具備“修己以敬”，而后擴充至“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社會責任意識和使命感；而就“修己以安百姓”來說，孔子認為堯舜都還有做得不夠的地方，這里可見其對君子賦予了高尚的道德要求和崇高的社會使命！
孔子通過闡述君子本質的“道德意義”，獲得了“君子懷德”豐富而廣闊的空間。“經過孔子在《論語》中的充分發揮，君子被賦予深刻而豐富的內涵，以至于如晚清思想家辜鴻銘所言：‘孔子全部的哲學體系和道德教誨可以歸納為一句，即君子之道。’”[2]在此基礎上，“儒家強調‘成人’，即使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人、道德人、文明人。而成人的重要標準就是培養君子人格，成為君子。當然，在君子之上，儒家還提倡‘希圣希賢’。但對于普通人而言，君子人格無疑更具普遍意義。”[3]
二、孟子：“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
戰國時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繼承孔子關于“道德意義”的君子觀，認同其關于“君子懷德”的觀點，但是孟子在談到君子的道德本性時，又從君子與禽獸的區別、與常人的不同以及與偽君子的不同等方面豐富了對君子內涵的認識。
首先，從人與禽獸區別的角度看，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4]《孟子·離婁下》趙歧注曰：“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眾民去義，君子存義也。”[4] 223-224從宏觀的宇宙論上講，天地生萬物，自然而有，生死都是尋常的事。大千世界，人與禽獸既皆能求生與等死，人又何異于禽獸？但是，孟子認為，作為有思想意識的高級動物的人，其與禽獸的差異就那么很稀罕的一點兒，即人能行仁義，察人倫。這里最關鍵的是，其中能“行仁義，察人倫”的才是“君子”，而無道德自覺的一般人則去之，不在乎于此。而像上古賢明的君王舜那樣，能夠明辨人與動物的幾希差別，以仁義德行約束自己，所以能夠被人們作為“高山仰止”的君子來崇拜。
其次，從君子與普通人的不同看，孟子曰：“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于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后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4]《離婁下》孟子在這里強調，君子與常人的區別是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之心來約束自己。當遭遇到不公正的對待時，君子首先反躬自問，而不是將之歸結為環境所致；君子的自我追問，是人性的自覺，更是對人的社會本質屬性的自覺。這里，《孟子》中談到的“君子有終身之憂”與孔子所談“君子不憂不懼”有不同的是，孟子揭示了儒家君子觀中一個積極進取精神。其實，君子也并非天生就是高大上者，其自我的改造來自于內心的道德自覺；當為自己樹立一個榜樣，比如樹立古代賢君舜帝，作為自己學習的榜樣，舜帝的君子形象巍然聳立于面前，而自己卻只停留于一般鄉人的水平時，其內心就自然會生起“舜，人也；我，亦人也”的鮮明對照以及重重憂思；這種對比與憂慮的產生，是因為君子能夠認識到自己的不足，認識到自己應該擔當的社會使命，從而自覺地追求人格的升華。
第三，從君子與偽君子的比較看，主要區別在于：一是君子根于“人性善”，存仁心，孟子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4]《公孫丑上》；二是君子名實相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4]《離婁下》，真君子以沽名釣譽為恥，以欺世盜名為恥，以虛偽狡詐為恥，以自己的名聲大于實際的品行和才能為恥。其實，在孔子那里也有：“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1]《憲問》但與之相比，孟子更強調君子及其真實精神同步存在的意義，知恥意識已超出了言行一致，屬于君子人格不可缺失的自覺意識，孟子曰：“恥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無恥”[4]《盡心上》，人一旦喪失羞恥意識，就會不知羞恥，而這種“無恥之恥”，對于不知恥的人來說，可謂“無恥也”。三是君子注重內在與外在的統一，名與實的統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1]《衛靈公》，“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4]《盡心上》；四是君子講誠信，“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4]《離婁上》誠實，是天道的法則；做人誠實，是人道的法則。“君子不亮，惡乎執”[4]《告子下》，“亮”即“諒”，指誠信，如果君子喪失本性，不講信用，不知羞恥，那么怎么能夠談得上有操守呢？君子操守靠誠信來堅守，是因為君子具有“居仁由義”[4]《離婁上》，“窮則獨善其身，達者兼善天下”[4]《盡心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滕文公下》的大丈夫精神，其內在的生命和氣節是靠篤定的君子品格來獲得實際而客觀的意義。
由《孟子》對君子本性的揭示可知，儒家倡導的君子是具有道德自覺和責任承擔意識的君子，在人的自然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層面，為君子人格的自我追求和發展明確了方向；否則，一個沒有道德自覺的人，不可能成為君子；一個缺乏道德擔當的人，也不可能成為君子。
三、君子文化的歷史延續：闡釋與實踐
以上筆者探討孔子孟子所論“道德意義”的君子主要強調了三點：一是“君子懷德”，“君子存心”，其內涵是懷“仁德”、存“仁心”；二是有德君子言行一致，名實相符；三是有德君子識大體，顧大局，以國家利益為重，胸懷家國大義。由此可知，孔子孟子所論“道德意義”的君子，寄托了先秦儒家樹立起來的理想人格，在歷史上幾乎成了中國傳統道德的化身。
關于君子文化的起源，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從西周至孔子論君子之前，君子文化處于萌芽階段，“君子”一詞只是特指“君之子”，其指向范圍比較狹小，“君子，最早是指貴族，乃就社會地位而言。西周時貴族通常說來有教養有德行，凡君子必須要有德，可以說是有位而有德。隨著貴族精神的衰敗，春秋末期的孔子對君子涵義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詮釋，突出‘德行修養’，主張凡有德者皆稱君子，可以說是有德而有位。君子人格從此成為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也成為社會的精英分子和中流砥柱。”[3]所以，在孔子孟子對君子人格的大力推崇下，在儒道法墨等“諸子百家”的相互爭鳴和融合下，春秋戰國時期的君子文化達到相對成熟階段。這一時期，學術領域中君子文化的核心要素已經形成，思想家的君子文化意識更加濃厚，社會輿論對君子文化的價值認知進一步提升。
自漢代始，君子文化的發展貫穿于中國整個封建社會。表現為：一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君子文化作為儒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君子文化的精華思想提升為國家主導的意識形態和封建社會的價值體系。從此，以孔子為代表的‘諸子百家’的君子文化，從民間走向官方；君子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發展的主流地位得到進一步確立和鞏固。”[2]這樣，在思想界和文化界，學者們關于君子文化的論說和闡釋綿延不絕，承接和傳續著君子文化的血脈。二是在實踐領域，君子文化作為知行合一的文化資源，首先進入到有聲望有地位的知識分子的自身修養中，“君子文化的實踐，主要體現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士大夫層面。士大夫是讀書之人，他們所讀之書當然以儒家經典為主；士大夫也往往是執政或參與執政之人，自唐代以后，他們為了通過科舉考試，更要熟悉儒家經典。因此，君子文化對他們有著更深入的浸潤，也更容易轉化為實踐行為。”[5]所以，從個人來看，君子人格是構成士大夫高尚道德情操的重要組成因素；歷史上，那些為祖國、為人民、為真理而忘我奮斗、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志士仁人，無一不是守護君子道德的姣姣者，無一不是具有“浩然正氣”的君子形象！另外，從更廣泛的層面上講，“先秦形成的君子理想人格，不僅被后世諸多的士大夫所仰慕、所實踐，而且由他們進一步弘揚和傳播，推展到更廣闊的社會層面，從而讓君子文化深入人心，傳之彌久。”[5]這是由于傳統君子文化的魅力在于，“它最精華的東西是自強不息、尊道崇德的人生觀價值觀，在歷史上發揮著涵養民族精神、弘揚價值觀念、引領道德風尚的重大作用。人人都可以做君子、應當做君子，是君子文化環境下的價值追求和民族共識；君子價值觀念廣泛深入人心，是人們道德生活歷來遵循的價值標準；中華民族傳統的文學藝術、民間傳說所塑造頌揚的君子形象數不勝數，生動鮮活地感染人、引導人。”[2]因此，從整個社會來看，君子人格形成了中華民族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美德。中華民族在經歷了幾千年的文明演進和發展之后，最終形成了諸如修己慎獨、仁愛孝悌、克己奉公、忠誠正直、勤勞勇敢、謙虛謹慎、艱苦樸素、團結互助等傳統美德；這些內容已經深深地凝結在中國人民的血液中，凝聚在中華民族的國格中。
四、新時代的廉君子：存仁心，去貪心，崇正義
君子文化延續著我們的民族血脈和精神氣象，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需要與時俱進，勇于創新；需要立足新的實踐，注入新的時代內涵；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激活其新的生命力。所以，在當前，我們探討孔子孟子關于“道德意義”的君子，對于重構中國傳統人文精神、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端正做人的價值取向以及塑造高尚的君子人格等方面，都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孔子孟子所論道德君子觀，能夠救治當代人的人格偏頗和人格缺陷。當代社會存在著過度追求功利、私欲膨脹、拜金主義等現象，導致一部分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迷失；導致人欲膨脹，沉迷于權利、地位、名譽和金錢之中而不能自拔；導致唯利是圖之心越追求越迷茫，越迷茫越放不下，找不到生命的真精神，認不清人生發展的正確方向，最終陷入人生的僵局。透過現象，不難發現當代根本的道德危機來自于人的“良知缺陷”和“不知恥”，使人失掉了應有的警惕，以至于將可恥的事情當作自以為應該的事情去做。特別危險的是，在某些領域還不只是個別現象。從社會層面看，造成嚴重的道德危機，產生違背道德的坑蒙拐騙、名不副實、欺下瞞上等社會亂象；從國家層面看，導致國家法治難興，治國的思想文化根基不知何從？這種情形下，倡導儒家君子之風的社會認同感，樹立良好的道德風尚，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勢在必行。
君子“清廉”，高風亮節，是糾正“人格偏頗”的道德要求。先秦時期的儒家主要是從道德倫理層面來認識“清廉”對于儒家“修身”的重要意義。在《論語》中，孔子談到的“行己有恥”“欲而不貪”等已經包含了“廉潔”的內容。孔子孟子的君子觀，其主體價值追求道德至上、功利為輕的精神，追求回歸合乎人性本質的道德意義。這既合乎儒家的修身要求，又合乎儒家的外王要求。“儒家學說是一種內圣外王之學。儒家倡‘廉’，主要基于內圣與外王的需要。從內圣來看，‘廉’是個人修身、成就完美品格的必然要求。無論是孔子心中的圣人、君子，還是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都內蘊著‘廉’這一基本道德操守。從外王來看，‘廉’是為政之本，能‘廉’則政興。”[6]千百年來，人們對“廉君子”的呼喚以及對廉潔政治和清官廉吏的呼喚，幾乎貫穿了整部中華文明史。新時期，我們需要主動繼承并發揚中華民族廉潔君子的傳統美德。
君子文化，是涵養當代官德建設的重要文化資源。在歷史上的君子文化中，“官君子文化傳統造就了中華民族‘為政以德’的傳統政治優勢，是中華傳統文化之精華。數千年來，傳統官君子文化一直是思想家關注和論述的重點并積累了博大精深的歷史資料，從而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官德建設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和文化遺產。”[2]當前，我們認識和踐行君子文化的主體在黨員和領導干部，其官君子形象是社會風氣的主導者、引領者形象，在社會上具有重要的道德示范作用；其在思想觀念、價值理念、行為實踐等方面直接影響著黨內作風和社會風氣；在知行合一方面，需要保持思想和行動的自覺統一。涵養官德建設，重樹君子形象，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從嚴治黨、密切黨群聯系、提高執政水平、鞏固執政基礎的必然要求。
新時代的“廉君子”，清廉是必不可少的道德要求。官君子需要做“廉君子”，需要“為民、務實、清廉”。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6月啟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就對黨員干部在思想、作風方面提出要求，他說：“這次教育實踐活動，基本目標是黨員、干部思想進一步提高、作風進一步轉變、黨群干群關系進一步密切、為民務實清廉形象進一步樹立。”[7]232013年4月19日，習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指出：“研究我國反腐倡廉歷史，了解我國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給人以深刻啟迪，有利于我們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8]站在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高度，在歷史的興衰沉浮之中挖掘中華廉政文化的優秀遺產，展示古代廉政文化的精華，拓展其在當代社會的應用，這是時代發展的需要。
君子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最顯著的標識之一。“作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君子文化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育塑造的理想人格，展示了中華傳統文化所崇尚的優秀道德……君子文化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具有重要作用。”[9]2018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其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不僅是我們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內核，對解決人類問題也有重要價值。對于君子文化，我們要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原則，從優秀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精神養分，使之與現代文化相融相通，成為當代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是文化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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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濟寧學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