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朱熹創立閩學，其思想宏富，包羅萬象。他直承二程，旁攝周敦頤、張載、邵雍思想，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除理學上的貢獻外，同時也是南宋著名的教育家，一生從事教育活動達四十年之久，他每到一處都大力興辦學校，重視發展教育，其教育理念對宋代及其之后的國家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在元明清三代朱子學成為官方主流意識，并得到不斷傳承與發展，其思想理論深深扎根于廣袤的民族文化沃土中。
一、朱熹的人才培養兩階段劃分
朱熹認為，要達到培養圣賢的目標，應將教育劃分為小學與大學兩個階段。他在《大學章句序》中說：
“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后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1]
小學階段，即八至十五歲年齡段的少年兒童接受教育，主要學習日常生活知識、進退禮節以及六藝常識，目的是要培養圣賢坯模；大學階段，是十五歲以后的成人教育，主要學習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大學之道，是小學教育的延續、擴充和提高。
在朱熹之前，我國古代學校雖有“小子之學”、“大人之學”之分，但主要是按年齡及學習內容的難易做的自然區分，并無系統的有關大學、小學的學習目標和教材等方面的詳細論述，界限也比較模糊。至朱熹，他在總結古代教育經驗的基礎上，把學校教育明確劃分為小學和大學兩個階段，并規定了大小學各自的入學年齡、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及修業年限等。因此，在中國教育史上，朱熹是第一個系統明確地論證學校教育階段劃分的教育理論家，從而也為我國近代學校教育的學級制提供了雛形。
（一）小學“教事”，定立坯璞
小學階段學習的主要內容是“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2]。這一階段的學習主要是針對倫理道德規范的訓練和基本知識技能的掌握，是人生打基礎的階段，朱熹形象地把這一階段比喻為“坯璞”階段，他說：
“古者小學已自養得小兒子這里定，已自是圣賢坯璞了。”[3]
如果小學的基礎打好了，到上大學時就會不費力氣，反之，小學的基礎打不好，對大學的學習會造成很大影響，他說：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4]
在朱熹看來，小學和大學教育應根據人的身體、心理和生活等在不同階段成長的特點，在教育內容上各有側重，小學教育以涵養為主，通過日常行為規范的學習和應用，從小培養嚴肅、認真的生活態度和良好的日常行為習慣，為之后“明理”為主的大學教育打下堅實的基礎。
朱熹專門為小學教學編寫了教材——《小學》，該書共六卷，分內外兩篇。內篇有四：《立教》、《明倫》、《敬身》、《稽古》；《立教》主要講教育的重要性和方法；《明倫》主要講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敬身》主要講恭敬修養功夫；《稽古》輯錄了夏商時期歷代賢者的行為表現。外篇有二：《嘉言》、《善行》，分別輯錄了漢至宋代賢者的言行表現。《小學》語言簡要精煉，事例形象，內容詳實，側重日常禮節的學習與六藝的訓練。
（二）大學“教理”，徹育圣賢
大學階段，教學內容以“教理”為主，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對此多有闡述：
“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5]
“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6]
“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7]
他認為，小學教育終結后再進行大學教育，到了大學階段就應該去“探究事物之所以然”。
大學階段學習的主要內容是《四書》、《五經》與《近思錄》等儒家經典，其中《四書》是最重要的教材。朱熹說：
“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圣人手，全是天理。”[8]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功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9]
從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以來，儒家經典一直作為教育的主要內容，但是從朱熹開始，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編在一起，稱為“四書”，其四書學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是朝廷認定的官方哲學。元朝皇慶二年恢復科舉，在考試內容方面詔定以朱熹《四書集注》試士子，儒家經典經義的考試從《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中選題，答案以《四書集注》為準，定為科場程式，四書學的官學地位實現了制度化。
（三）小學與大學的聯系
朱熹把教育分為小學和大學兩個階段，學習者根據年齡階段的不同，依次接受不同的教育，兩個階段的教學任務、內容和方法也各不相同，兩者看似互相獨立，但卻不可分割，它們的最終目的是一致的。小學教育的主要內容是“教事”，目標是基本的“養其心”；大學教育的主要內容是“明理”，目的是體現綜合修養的“為圣賢”。小學是大學教育的基礎，大學則是對小學教育的發展延伸。它們相互聯系，正所謂：
“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同之于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于大學，則無察其義理，措之事業而收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深淺、先后、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義。”[10]
二、朱熹的人才培養方法
朱熹人才培養的目標與其有效的人才培養方法密切聯系，主要有：
（一）立志以堅，自當有進
朱熹的教育觀念中十分重視立志。他說：
“人之為事，必先立志以為本，志不立則不能為得事。雖能立志，茍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于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11]
意思是說，立志能使受教育者確立目標和做人方向，但是立志不能緊緊停留在口頭上，要付出努力，用行動來達到目標。他認為，立志是所有教育方法中最主要的，需列首位。學生請教：“為學工夫，以何為先？”朱熹回答：
“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是患立志不堅，只憑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于己。”[12]
他還說：
“英雄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見得大利害。如今學者只是立得志定，講究得義理分明。”[13]
“立志要如饑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14]
朱熹主張，凡立志，志于學圣人。他說：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15]
立志做圣人，也就是要以圣人作為學習的目標，他認為“堯舜”、“圣人”均具有理想的道德人格，如果學者將其作為自己人生學習的榜樣，就可建立起激勵機制，喚起內在的動力。所以，凡做大事者，必先立其志，只有明確了目標，樹立了正確的志向，才會看得清，擔得起；凡志向不堅定者，必將一事無成。
（二）居敬致之，克己執持
朱熹認為受教育者在立志之后，首先要“居敬致之，克己執持”。“居敬”是指正心、誠意、存養、收斂的功夫，是貫穿于為學工夫之中而又居于其上的超越工夫。“居敬”是培養成君子、達至做圣賢的方法之一。他說：
“敬字功夫，乃圣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16]
朱熹繼承二程的思想，主張用“主敬”代替“主靜”。他在評述周敦頤的“主靜”說時，說：
“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為虛靜，則恐入釋老去。”[17]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坐，遂與事物不相交涉，卻說個‘敬’，云：‘敬則自虛靜。’須是如此做工夫。”[18]
由此看來，“主敬”與“主靜”只不過換了一個詞，其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朱熹反對把靜坐當做唯一或主要法門，強調“居敬”功夫的內外、動靜、巳發未發的一慣性。他強調讀書時要靜，要內心虛靜澄明，排除雜念，仔細思考；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文本情境中，要體會作者在描繪此情此景時的真實感受；只有靜下心來，才能靜悟，遇到的問題才能得到排解。這種倡導，對受教育者來說，無疑是學習過程中自我升華的一種重要途徑。
朱熹所說的“敬”，主要有“專一”和“敬畏”兩層涵義：
“敬不是萬事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19]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20]
這是強調“敬”的專一性。從專一性來看，“居敬”就是要心時刻保持著“主一”的狀態，使自己的精神狀態均執著于目標而不隨意改變。做事專一，要做到“主一無適”。“無適，是個不走做。且如在這里坐，只在這里坐，莫思量出門前去；在門前立，莫思量別處去”[21]。也就是說心里有一件事情的時候，就好好做著一件事情，不要做著一件事情想著另外一件事情。使心定專一而不被旁及所擾，這是“敬”作為涵養道德工夫的第一層。
“敬，只是一個‘畏’字”[22]；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后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23];
“敬有甚物? 只如‘畏’字相似……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24]；
“敬，只是收斂來。”[25]
“敬畏”，是“敬”作為涵養道德工夫的第二層涵義。朱熹強調“敬”的重要性，認為學習者只有通過“敬”才能達到修于內而行于外，才能成為圣賢之才。
“居敬”在于它能提升道德人性自覺的根基，為修養身心之功夫；“居敬”也可以說是“存天理、滅人欲”的過程，亦是成君子作圣賢、實現“心與理一”的理想境界的過程。堅持“居敬”既可以滿足“存理滅欲”的道德要求，又可以讓“三綱”、“五常”及“五倫”的道德觀念常駐于心。
（三）要在明善，格物窮理
“格物窮理”，是朱熹人才培養思想的集中體現，他繼承二程有關“格物”的內容，認為“格物”就是窮理，就是探知事物內部的理。
“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26]
“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27]
“格，至也。物，猶事也。”[28]
“格物者，格，盡也。須是窮盡事物之理。若是窮得三兩分，便未是格物。須是窮盡得到十分，方是格物。”[29]
朱熹在“格物窮理”認識的基礎上加以發揮，主張“格物”就是“極事物之變”、“明事物之理”，使“格物”思想更加完善豐富。他說：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30]
人心的澄明是有知的，天下萬物是有理的。天地萬物是依“理”而生而成，“理”遍在于萬物之中，但“理”是無形而看不見的，這就需要人們通過具體的物去認識“理”。因此，人們必須通過探究物去理解“理”，這就是“格物窮理”；如果想要“豁然貫通”，就必須先“即物窮理”。
“窮理”和“居敬”息息相關，相輔相成。朱熹說：
“所謂功夫者，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31]。
“格物窮理”，就是希望人們在探究事物的時候，要“無一毫不合”。當然，他的這個思想要求太完美，人的一生要“窮盡”一切“物”是不可能的，要求做學問沒有絲毫的誤差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強調“格萬物”，是在告訴人們世界的萬事萬物都可以作為自己的認識對象，通過不斷認識越來越多的事物，從而更深更廣地去了解我們依存的世界。為了更好的“格物窮理”，人們就要有好學精神，去開拓未知的世界，但是不論學習了多少東西，真正要“格物”的話，還是要循序漸進地一個真知又一個真知地獲取。誰如果認為，想從一件事上獲得真知，就以為能夠通達天理，乃至通達萬事，那是行不通的。
關于如何“格物窮理”，朱熹認為，需要經過“學、問、思、辨”獲取知識的過程，即“窮理”。他強調：“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32]，窮理可以通過學習、實踐，提升對規范、準則的正確把握，提高修養。陳來在《朱子哲學研究》中提出：“朱熹提出的主敬窮理的理性主義才給人以遵循學習的普遍規范”[33]。
（四）致知力行，用功不偏
朱熹認為，“窮理”只是認知的過程，光是認知是不夠的，還必須按照圣言去做，必須和“行”結合起來，只有結合，才能最終實現立志的目標。他說：
“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腳說，但只要分先后輕重。論先后，當以致知為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34]
他主張知先行后，但不可否認知與行緊密相關，二者不可偏廢。在實際中，知與行二者互動互發，互促互進。他說：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35]；
“知與行，工夫須著并到。……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后行，便會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36]；
“知與行須是齊頭做，方能互發，……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37]
知與行的問題，就是認識與實踐的問題。朱熹通過知行關系告訴我們，在實踐中，只有身體力行，才能把學到的理論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如果只局限于知，而不去行，也只是紙上談兵，那么就和不學沒什么區別了。只有通過躬行實踐，才能明白圣賢之學的真諦。
以上，朱熹人才培養理論的形成都是其教育經驗的總結。《中庸》講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探究學問的方法，他用一輩子忠誠于教育事業的行動來落實，來見證。這些方法，要求人們不但要知，更要付出充沛的精力和專注力去執行，最終趨向圣賢之才。
三、朱熹人才培養思想的借鑒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北宋理學先驅、思想家、教育家胡瑗在《松滋縣學記》中開宗明義地講：“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教育是一個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基石，是提高國民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根本途徑，是我們民族事業興旺發達的根本。教育的根本任務是培養人才，特別是培養適合時代發展與民族進步的高素質人才。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歐美同學會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針對人才問題，他明確指出：“人才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當今世界，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變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斷積累。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競爭。人才資源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第一資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顯，人才競爭已經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核心。誰能培養和吸引更多優秀人才，誰就能在競爭中占據優勢。”
思想、理論是與時俱進的。朱熹的人才培養思想直接鼓勵了時人讀書的渴望，讀書遂成為社會風氣，有效地促進了當時教育的空前發展，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繁榮。其思想和實踐所總結出的規律，結合當今社會時代發展的需要，在今天仍然能夠帶給我們啟迪，值得學習和效法。筆者提出以下幾點與大家探討：
其一，人才培養要符合人自身發展的規律要求。教育要“以人為本”，自然中的天、地、人都有其運行和發展的客觀規律，教育作為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同樣也不會例外。朱熹人才培養的階段性劃分，按照人的生長規律進行，不可超越，合乎規律，值得借鑒。同時，他所規定的教育內容與方法都與人的成長和階段教育密切相關，依據規律，既教學生如何學習，又教學生如何做事；讓學生在豐富的教育內容中學會思考，學會生存，學會做人，塑造其和諧的心靈。
其二，人才培養要符合時代發展要求。朱熹的人才培養思想有其時代特色，而我們的現代教育要突出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的大方向，歸根到底都要與時俱進。當今時代，我們需要放眼世界，把握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時代潮流，學習和借鑒人類優秀的文明成果；同時也要結合國情，推進教育改革，優化教學結構，更新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式，等等。 其三，人才培養要符合祖國發展的需要。現代社會發展迅速，當代教育要立足于祖國現代化發展和建設的需要，不斷調整專業設置和課程設計，努力培養創新型、實用型與復合型人才，同時要加強愛國主義、理想信念以及核心價值觀教育，增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樹立遠大志向，報效祖國，服務社會，服務人民，培養中華民族精神的繼承者，弘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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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124頁。
[4]《朱子語類》卷七，第125頁。
[5]《朱子語類》卷七，第124頁。
[6]《朱子語類》卷七，第125頁。
[7]《朱子語類》卷七，第124頁。
[8]《朱子語類》卷一一，第190頁。
[9]《朱子語類》卷一四，第249頁。
[10][清]張伯行纂輯：《小學集解·小學輯說》，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5頁。
[11]《朱子語類》卷一八，第419頁。
[12]《朱子語類》卷一一六，第2792頁。
[13]《朱子語類》卷八，第134頁。
[14]《朱子語類》卷八，第134頁。
[15]《朱子語類》卷八，第133頁。
[16]《朱子語類》卷一二，第210頁。
[17]《朱子語類》卷九四，第2385頁。
[18]《朱子語類》卷九四，第2385頁。
[19]《朱子語類》卷一二，第211頁。
[20]《朱子語類》卷一二，第215頁。
[21]《朱子語類》卷九六，第2467頁。
[22]《朱子語類》卷一二，第211頁。
[23]《朱子語類》卷一二，第211頁。
[24]《朱子語類》卷一二，第208頁。
[25]《朱子語類》卷一二，第211頁。
[26][宋]程頤、程顥：《二程集》，《遺書》卷一一，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277頁。
[27]《二程集》，《遺書》卷二五，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316頁。
[28]《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第4頁。
[29]《朱子語類》卷一五，第283頁。
[30]《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第6-7頁。
[31]《朱子語類》，卷二八，第720頁。
[32]《朱子全書》第20冊，《朱文公文集》卷一四《行宮便殿奏札二》，第668頁。
[33]陳來：《朱子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第7頁。
[34]《朱子語類》卷九，第151頁。
[35]《朱子語類》卷九，第148頁。
[36]《朱子語類》卷一四，第281頁。
[37]《朱子語類》卷一一七，第2816頁。
原載：《高教發展與評估》2018，3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