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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院，是中國特有的教育與文化現象。考察世界各國的教育史、文化史，從未有如中國書院式的機構與制度（東亞各國如韓國、日本等也有書院，但都是源自中國）。書院在其消失之前，本是中華大地上一個世人皆知，毫無特別值得人們將其突出關注的普通之物，所以，它的存在一直不為人們所重視，雖有學者的研究，也只是作為一種歷史的敘述而已。清末，書院一夜之間在中國的大地上消失，它就一下子成了歷史，成了博物館、教科書上的陳列品，有如“馬王堆”“兵馬俑”，僅供人們觀覽而已。近年來，由于中華文化自信與自覺的蘇醒，人們重又發現了書院，發現了它的價值、意義與并未消竭的生命力。隨著研究的深入與當代書院熱的不斷升溫，人們發現，這個本來被我們視為普通之物的東西，原來并不普通。我認為，中國的書院是中國人貢獻給世界文明的又一大發明，它的意義絕不在“四大發明”和“七大奇跡”（關于七大奇跡，似無共識，一般指：長城、故宮、布達拉宮、莫高窟、樂山大佛、兵馬俑、都江堰）之下。在今天，它的復興甚至比“發明”和“奇跡”更具有迫切與深遠的現實與歷史意義。

　　書院之興，對應舉之學的反撥 

　　書院，是有別于私學與官學的一種文化、教育制度。據鄧洪波的研究，書院之別于私學主要在其規模（建筑之規模與制度之規模），而其有別于官學則在于它的資金來源與辦學目的（見陳谷嘉、鄧洪波著《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鄧洪波《中國書院史》，東方出版中心2004年7月版）。盛朗西曰：“書院之名昉于唐，書院之制創于唐末五代，至宋初而有天下四書院之稱。”（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印行）而鄧洪波則認為書院應是產生于唐初（鄧洪波《中國書院史》第一章）。

　　為什么書院之制不早不晚起于唐？我認為，這與科舉制度從隋創立至唐成熟而成型有關。科舉制度到唐代已經得到充分與完美的發展，其制度基本定型，運作已臻于成熟，隨之而來的是官學與私學科舉化的完成。于是，中國教育的現實——求功名利祿，與中國教育的傳統——“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禮記·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禮記正義》卷第四十六《學記》第十八，第1423頁）“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同上，第1424頁），發生了根本性的沖突。面對教育越來越功利化的傾向，一些堅守儒家價值觀與理想的學者挺身而出，辦書院以撥私學、官學之偏。據鄧洪波的研究，中國可考的最早的書院有四所（鄧洪波《中國書院史》第一章），但這些書院基本上都是士人藏書、讀書、治學之所。所以，嚴格地說，這些書院只有書院之名，而無書院之實。現在可考，真正有書院之名又有書院之實的書院，當為福建漳州的龍溪書院。書院的創辦人為唐武則天時代的陳珦。據乾隆《龍溪縣志》記載：陳珦舉明經及第后“上疏乞歸養，使主漳州文學。龍溪尹席宏聘至鄉校，乃辟書院于松洲，與士民論說典禮。是時，州治初建，俗固陋，珦開引古義，于風教多所裨益”，“剪除頑梗，訓誨士民，澤洽化行”（鄧洪波《中國書院史》第一章）。可見，陳珦辦書院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開引古義，訓誨士民，敦厚風化。也即《學記》所謂“化民成俗”。

　　書院發展到宋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宋代士人們的文化自覺特別深刻，他們大興辦書院之風，自覺地承擔起化民成俗與傳道（儒家之道統）的社會責任。宋代有“四大書院”之說(四大書院歷來眾說紛紜，并無定說，本文不討論這一問題，只是沿用一般通常所說的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石鼓書院、嵩陽書院為四大)，從四大書院的辦學宗旨及院規等文獻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宋代書院反撥應舉之學的鮮明特點。

　　張栻《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侯（筆者按：乾道元年，劉珙安撫湖南，重修岳麓書院，侯指劉珙也）之為是舉也，豈將使子群居族譚，但為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于圣賢者出而開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學為先務。”(《新刊南軒先生文集》卷十，《張栻集》第三冊第900頁，中華書局2015年11月版)

　　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熹竊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圣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朱熹《朱子全書》第24冊第3586頁）

　　朱子《衡州石鼓書院記》：“衡州石鼓山……故有書院……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畤德鄜始因舊址列屋數間，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學而不屑于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于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業，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不見義。士之有志于為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閑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于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跡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也。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同上書，第3782頁）

　　王日藻《嵩陽書院志》：“嵩岳宅天中，為陰陽風雨之會……中有以書院稱，與岳麓、睢陽、白鹿棋列為四者，則自五代周昉也。夫五代日尋干戈，中原云擾，圣人之道綿綿延延，幾于不絕如縷矣。而書院獨肇于斯時，豈特非景運將開，斯文之未墜，已始基歟？”（《嵩陽書院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卷二第81頁）

　　從以上所引“四大書院”之文獻可以清楚地看到，書院之興，殊與“科舉”異調，它是對官辦主流教育的一種反撥和補缺。它強調的是人文與道統，它所要成就的是符合儒家價值觀的人倫與人格，而不是應科舉而試的器用之才。

　　如果說，在書院的發生發展中，早期的辦院方針中還帶有某些模糊和不確定性的話，那么，自朱子出而為白鹿洞書院定“揭示”，則中國書院就有了自覺的、制度化的、得到眾所一致認可的辦學宗旨與方略。淳熙六年（1179），朱子知南康軍，發現白鹿洞故址，于是上狀申修白鹿洞書院，明年建成，釋菜開講，自任洞主，并定學規（《白鹿洞書院揭示》也有稱“學規”者，今本《朱子全書》稱“揭示”，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淳熙本、浙本作“學規”）。全文如下：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圣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茍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朱子全書》，第24冊第3588頁）

　　這是一篇綱領性的文獻，此文一出，天下書院莫不影從，從此《白鹿洞書院揭示》成為中國書院的不祧之訓。中國書院不以功名利祿為辦學宗旨的傳統，被以經典的形式固定下來而傳承不絕。

　　以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為代表的中國書院傳統，可是說是中國知識分子對教育的本質功能最早也是最自覺的認知和實踐。中國的書院強調，培養的是人而不是器，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士”，而不是統治者的工具，它所傳承的是“道”，而不是“術”。

  書院的公益性特征 

　　鄧洪波先生認為，書院與官學的區別，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書院是民間集資創辦，不是官辦。其二，與此相聯系的，書院是向下層社會開放的，學生不受身份和地域限制，帶有濃烈的平民色彩，不像官學專以官家子弟為教育對象，把教育限制在上層社會，作為少數人壟斷的權利。”（《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第七章第430頁）鄧先生的分析非常到位，清楚地揭示了書院作為一種民間的辦學體制它的主要特征。第一個特征是它的資金來源——不是官方，而是民間。第二個特征是生源，鄧先生說是“向下層社會開放”，即它的學生來源主要是一般的老百姓，而非特定的官宦階層。我以為，鄧先生注意到了其一與其二，卻忽略了由其一其二必然會帶來的其三——書院的公益性特征。

　　中國古代書院具有明顯的公益性。它不是一種營利性的機構，它的制度設計從一開始就突出了公益性的宏大格局。研究書院的歷史可以發現，書院興辦之際不可避免地會有官方支持的色彩。以宋代四大書院為例，他們的興建或復建都有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贈書與劃撥學田的記載。但政府的支持僅此而已，書院日后的運營與維護、發展等，政府不再承擔任何費用，完全靠書院自己的管理與經營能力。考察中國古代書院的歷史，我們還可以發現，得到政府資助的書院屈指可數，絕大多數的書院完全靠民間捐助和鄉紳、官員及士人、商人們的集資。（詳見鄧著《中國書院制度研究》及《中國書院史》）

　　中國古代書院的公益性，除了表現在他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制度設定上，還表現在他對學員采用免費入學并予以資助的制度安排上。書院學生的伙食費一般是免費的，有的是發放伙食費。此外，還對學生發放一定的“膏火”（即津貼），相當于今天的助學金。（詳見鄧著《中國書院制度研究》及《中國書院史》）梁啟超在《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一文中說：“前清末年辦學堂，學費膳費書籍費，學堂一攬千包，還倒貼學生膏火。”（《飲冰室文集》卷76）可見，這一制度一直延續至清末。

　　當然，這樣的制度會給書院的運營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但是從書院發展的歷史看，書院因經費無以為繼而停辦散伙的記載固然有，但是大多數書院并不會因為經費的問題不可持續。這其中的奧秘，除了有學田等不動產的經濟收入外，整個社會對書院經營的支持已有共識，所以書院的捐助一般都有保證。《紅樓夢》第九回，講到賈父送寶玉入義學讀書時，有這樣一段話：“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系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力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為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為學中膏火之費。”可見，當時的社會風氣，為官者（當然包括經商者）捐助書院等教育機構是一種普遍的風氣。（這種習俗，至今保留在東南亞的華僑社會中，筆者即親見馬來西亞的華語學校每逢春節即由校長帶隊組織舞獅隊去各大企業和商人聚居的社區募款）

  將儒學重新拉回民間的努力 

　　中國的書院，由私學演變而來，它的主要功能是“傳道”——傳以儒家思想學說為核心的中華民族文化之道。儒學在漢武帝獨尊之前的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中，主要是在民間傳衍。從本質上說，它是一種來自民間的學說。但是經董仲舒的鼓吹，它取得了意識形態的獨尊地位，成為官方哲學。這以后的一長段歷史中，儒學漸漸遠離民間，成為統治者和為統治者服務的知識分子的學問。于是，它逐步走向封閉和僵化。朱子在論說儒家道統的傳承時說，自孟子以后，儒家的道統就中斷了，指的正是這一現象。直到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出，儒家的道統才又重新接續了下來，而朱子則成了集大成者，他構建了理學——新儒學，從而使儒家的道統得以延續，一直到今天。

　　宋代的知識分子有著強烈的使命感，他們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語）的擔當精神，擔負起興亡繼絕的歷史重任，而書院正是他們努力將儒學重新拉回民間的努力的一部分。元代以后，作為儒學主流意識形態的朱子學，再次成為官方哲學，但是，儒學卻并沒有再次走上脫離民間的老路，這中間書院起了至關重要和決定性的作用。元明清三代，書院成了官方意識形態與民間思想學術的紐帶。元明清三代的書院，除了繼續保持著化民成俗的教育功能外，講學與研究蔚為風氣。我們看這三代的大思想家、學問家、政治家，幾乎沒有一個不與書院發生過這樣那樣的聯系。加之書院編書、刻書、出版功能的完善與強化，書院成了繼承傳統、推動學術、醞釀和產生新思想的重要孵化器。

　　書院復興的當代意義 

　　光緒27年（1901），清政府發布《興學詔書》，廢書院而建新學堂。光緒31年（1905），廢科舉，書院從此在中國的大地上絕跡。

　　書院的消失，已經有整整一個世紀的歷史。這一百多年中，中國的本土文化，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被排斥，甚至被打倒。而傳統文化被連根拔除，意味著我們自身的價值理性被割斷。于是，我們看到了經濟的騰飛，人們物質生活的極大提升，而公民的素養與道德水準的下滑與沉淪。

　　但是，民間依然不乏夢想“興亡繼絕”的志士仁人，一旦氣候適宜，民族傳統的回歸就會應運而生。于是，書院也如雨后春筍一樣，在中國大地上復蘇了。

　　傳統書院的復蘇，意味著書院制度的全面復興指日可待，而當代書院制度的復興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第一，傳統書院是對現行教育制度的補充和完善。經過幾十年的探索、改革、創新，中國的教育體制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現行的一整套教育制度，從小學到大學已構成完備和嚴密的體系。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一體系的致命缺失是被嚴重地功利化。現在人們言必痛斥的所謂“應試教育”，其實質并不是“應試”，應試何罪之有？應試本就應該是教育的內容之一。“功利”——教育是為了培養“人才”，實質是為了培養工具；受教育者是為了獲取知識，實質是為了獲取謀生的手段，與向上攀爬的資本，這才是教育問題的根本所在。現在，人格教育、價值觀、人生觀教育被冠以“德育”的桂冠，其實是空泛的。而書院教育恰恰可以補體制內教育的這一重大缺失。如上文所述，中國書院的一個根本目標是培養學生“成人”，所謂成人正是一種基于人文素養教育的人倫教育、價值觀教育及行之有效的行為規范教育。這些，正是我們主流教育之所缺而社會和諧進步之所需。

　　第二，傳統書院的一個基本立足點，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承繼和研習。它的教育的主要內容是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及其經典。當今，在中華傳統文化被連根拔起一個世紀以后，在體制內教育尚無法承擔起傳承與弘揚傳統文化的態勢下，書院的復興就顯得格外重要。它可以起到民間國學熱與體制內官方教育的紐帶和傳導作用。書院的復興也許可以再一次成功地把已經失傳的傳統文化重新植入民間。也就是說，傳統的回歸，傳統文化的回歸，有賴于書院的復興。

　　第三，書院的復興，有利于喚醒和激活中華民族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中華民族是一個最重視教育、最崇尚人文的民族。世界幾大文明中，中華文明是唯一一個傳承至今沒有中斷和消亡的文明。究其原因，中華民族基因中崇文、重教的精神是最根本的支撐。而這種基因的外化之一，就是書院的發生、發展及其制度、規范及運作機制的歷久不衰。遺憾的是，近現代以來，由于西化及“左”化的影響，這一基因被冷凍了，人們失去了對教育與人文的熱情，而專注于資本、迷信于科學，以致于整個民族走上了不講精神、沒有信仰，人欲橫流、唯利是圖的歧路。比如，為了買彩票可以一擲千金，為了買股票可以一擲萬金，卻不愿為助學哪怕拿出一分錢。又比如，當官的有幾人愿為助學奉上一點“膏火”？經商的又有幾人，能夠為興學捐出利潤？書院的復興，重新給了中國人一個機會，它也許能再次激活我們的崇文、重教的基因，使捐資興學重新成為我們的社會風尚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