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哲：適應需求，如何發展——儒學文化的變通發展動力
來源：一多不分微信公眾號作者：安樂哲 2023-11-14 16:08
中國儒學文化一直是通過基督教概念被理解的，“天”被譯成“Heaven’(天堂)，“義”被譯成“righteousness”(基督教義理)，“禮”被譯成“ritual”(基督教禮儀)，“道”被譯成“the Way”(上帝之路)，等等，結果給人一種很糟糕的理解。另外，當代中國學者把西方“現代性”詞匯植入漢語當中，并用“現代性”棱鏡回溯中國傳統。為了扭轉這種情況，我們應當努力使用中國本身的語匯對傳統進行表達和理解。漢語總是突出表達“人倫”意識一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及人與環境、社會之間的關系。這樣的意識尊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維護人際和諧，重視人的道德行為，使人生充滿意義。其實，儒家道德簡單說來，即是人身份倫理的升華。
儒學“角色倫理”有四層含義:
首先，這是一種認為人是由角色倫理關系構成的思想。人是相互性的存在。人之所以為人，主要在于他取得社會立腳點及以其家庭角色而生活。從任何方面說，生活都是相互關聯的。人呼吸是因為有空氣，人看到物是因為有陽光，人行走是因為腳下是大地。從物理學與生物學看來，人在一已意義上是活不下來的，要依賴自然環境。從社會角度看，一切個人成就都是同他人相互協作的結果。沒有任何事情是單獨發生的，沒有任何人是孑身一人做事的。過去數百年之中，我們稱頌自我意志、自由、理性和個人主義，便以為單個個體行為者可壓倒任何阻礙、解決任何問題。但這種信仰在當今世界不再奏效。我們當今一代面臨的問題，如氣候變化、恐怖主義、水與食物短缺、傳染病、收入不平等、人口暴增，再也不是只憑單個個體行為者可解決的。這些問題已遠非某一個人、公司甚至一個主權國家所能解決的。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是，要么大家一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而坐以待斃，要么為共同的利益而攜手努力。
其次，在儒家“角色倫理”中，“禮”為儒家所提倡，是所有人獲取其各自特殊身份之道。在那些家、國的“角色與倫理關系”的“禮”之中，人體現著意義（價值）。需有一種體態之式，是儒家“角色倫理”實在性的第二層含義。因為人是被反映的，所以我們將人特定的經驗概念化與理論化。可是人的身體是被“活著”的，是生存身體，身體提示著人創新地、有效地對周圍不斷變化的環境做出反應。身體又為人去過一種審美生活提供機會：把聽聲音提升為聽音樂，將看東西提升為觀賞藝術，將吃東西提升為品嘗廚藝。因為人有體態之式，我們能實現大美，可對音樂與藝術進行鑒賞。
再次，儒家“角色倫理”的第三層含義是“道德想象力”。作為道德能動力，人不僅在行為上是理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人能通過想象力，預想他人之志趣且以一種推己及人的態度對待他人。只有這樣，人才可培養關系，做人成“仁”。
最后，儒家有一種意義特別的宗教感。我在北大教課時，曾問一些研究生，中國人民是否信仰宗教。他們提到19 世紀中葉中國受基督教思想影響發生的太平天國運動，還提到科學與迷信的區別，也講了馬克思主義如何從宗教鴉片中解放人民的思想。他們回答說，大部分中國人民是不信宗教的。但中國有春節假期，億萬中國人都趕著回家，以致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都變成空城了。我認為這種滿懷熱望回家、探親訪友之行為，就是一種深情的宗教性活動。英語“religion”(宗教)這個詞的詞根來自拉丁語“religare”，它的意思就是“緊密綁結”。一種“緊密綁結”是人與上帝之間結成的“緊密紐帶”。而另一種“緊密綁結”是人在家、國以“角色倫理關系”——“禮”結成“緊密紐帶”，這不就是一種宗教感的形式嗎？亞伯拉罕“以上帝為中心”的宗教與儒家“以人為中心”的宗教感（作為一種特殊性的宗教感）之間形成一種強烈對比。
朱熹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國哲學家，他認為《大學》為“四書”之首，是儒學入門綱要，因為它確立儒家的人生觀。儒家思想一貫主張，從修身開始然后齊家、治國、平天下。人必須踐行于家國之中而修已成人。朱熹認為，《論語》與《孟子》為人們提供了一套踐行儒家做人成仁的人生觀的語匯，而儒學最高宗旨表達在《中庸》之中。《中庸》論述的是人與世界之間的協同創造關系，特別是要追求人與自然、社會和文化環境達到最佳和諧狀態的理想。現代哲學家唐君毅對《中庸》第一段所做的闡釋是，人不是天生就有固定、外來決定之人性，人類最為深刻之性是人具有切斷習以為常、外來強加給予的習慣且開啟新方向的能力。人最為重要之性是它參與、推進宇宙秩序的能力。
《易經》被尊為群經之首。它不是一本自然科學書，不是提倡對周圍世界要做客觀調查的書，而是尋求找到之于自然世界的人類經驗所處地位，以及與自然相和，實現人類的最大發展。《易經》是一本講“變通”的書，“變”是人類可將變化帶給世界的能力，“通”是所能獲得的文化認同性。在變與不變的動態活力之中，人類可通過一系列“禮”與“文化習俗”使得人類經驗獲得升華，使得生活之平凡呈現為不平凡。祖母關愛孫子，是最為平凡之事之一，而同時它也是最不平凡之事之一。
第一，如同達爾文主義，儒家思想倡導一種變動不居、生生不已之道，一種代代相傳之道。但是也和達爾文主義不同，它是一種不屬于上帝而屬于人類的智能設計。我們有能力、有責任參與到永不止息的宇宙創造性過程中
第二，《易經》中鼎新不已的理念是基本宇宙論觀念。宇宙是伸展不已、變化不已的，它為人類所提供的最大機會，就是生活本身及人的創造力。
第三，理解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出發點是“一多不分”觀念。所有人，同時既是特殊性的也是多樣性的，生存于一種關系構成的基礎之上，呈現為不同的角色與身份。
第四，《易經》是一種非定命觀，即人類前途取決于人類自己能動的創造力，不受任何超自然“本體存在”假設的干預。
第五，陰陽思想，以及所說“已受決定”性與“未受決定”性因素之間的協作效應，為我們提供可實行創造性干預的余地。明天與今天不一樣，二者的差別為我們提供自己創造未來的能力。《易經》的另一個基本思想是“無往不復”。我們所做的事情確實將會反過來作用于已身。如果我們做不到將人的經驗與周圍世界相結合，我們就會自毀家園。我們必須改變自己的價值意志和行為，否則將無法在這個星球上存活下去。今天，我們正在見證我們自己對自然所做的行為之后果。
第六，《易經》過程宇宙論的最后一點是，對人類而言，人的經驗的每一因素都是一個整體性的反映，如同一曲交響樂的音符。每一音符蘊含的都是整個樂譜，每個人蘊含的都是整個宇宙。
我們對儒家思想的理解中，有一種不對稱性。如果我們把“天”譯為“Heaven”，“禮”譯為“ritual”，“仁”譯為“benevolence”，那么儒學最后就會被理解為一種二等基督教。中國文化的最好闡釋者告訴我們，這個傳統沒有“上帝”概念及外在決定性原則。李約瑟指出，中國的美好理想，不是“上帝”也不是“天規”。西方以往的做法，把中國觀念都翻譯為西方概念了，用的都是西方傳統文化語匯，搞出來的是西方世界陰影下的與中國根本不同的世界。
古漢語“道”字，以人“目”“足”喻意。它不是我們在《圣經》里讀到的“I am the way，the truth,the life”（“吾唯一道、唯一真理、唯一生命”）中的“the way”（“唯一道”），而是一個“人的故事”。一旦結合為互不相分的“道德”二字，這一“道德”蘊意反映的是人在此世界的生存，而不是一種絕對真理訓令或指萬能的上帝。在這方面，儒家思想是以“人為中心”，與亞伯拉罕宗教有根本的不同。萊布尼茲比較過中國與西方，且在 17 世紀就已看到，中國文明和歐洲文明是相互彌補的。歐洲的杰出之處在于抽象神學與人信仰上帝，而中國的杰出之處，是在進步的社會制度與組織方面。萊布尼茲指出，此二者是非常不同的世界，彼此之間有許多東西可相互借鑒與學習。
儒家言“溫故而知新”。展望未來，擁有未來，與時俱進一一在這之前我們必須懂得過去。“儒”是個代代傳承、活著的文化傳統。儒家思想內涵中的“孝”，是生命形態的代代反復體現和延續，是在期待中，人們完成家庭的囑托一一將語言、禮樂以及文化傳授給下一代；尊敬長輩、師長，效仿師長。“孝”不僅指年輕人須尊重長輩，而且指當看到長輩為人處世有不當之處時，年輕人也須進言，促使他們改正。
英語“culture”一詞被譯為“文化”，但它本來的英語含義與“文化”很不一樣。“culture”原是一個園藝學和畜牧業詞匯，即與作物生長、豢養牲畜等基本活動相關。而中國人用“文化”指代人高層次精神操守修養。“文”意為經過內化美感，人的經驗實現升華。“文化”不僅意指“文學”，而且指與文化相聯系的一切事物，因為它是對人經驗最高的表述。當想到“藝術”，我們會立即將之與一件藝術品具備的原始性聯系起來。比如，世界上只有一幅原始的蒙娜麗莎畫像，它現被保存在盧浮宮博物館，為無價之寶。你或許可花上一美元買到一幅復制的畫，因為它不是原畫。而在中國，我們可以展示兩幅在構圖上非常相像的真品國畫，雖然它們相隔 500 年左右。但從中國文化角度看，這根本不是什么問題，因為中國人對繪畫“原始性”沒有如此那般的意識；在他們看來，重要的是對一以貫之精神內涵實行傳承性再創作。對生生不已傳統的頌揚，對它實行重塑與重現，其“通變”是中國人所最看重的。
黃公望是中國元代著名畫家，“元四家”之一。他在自己的繪畫中，刻意再現唐代風采。唐朝時，中國文化處于鼎盛時期，出現了大量造詣極高的藝術作品。后有董其昌繼承黃公望技法，提高自己的繪畫技藝。這意味著，他的繪畫深受元代畫風影響。這一情況也恰恰表明，藝術風格并不是“憑空而來”。再看清代“四王”之一王時敏，也借助黃公望的繪畫技法和風格，源自唐代的藝術風格又被傳承下來。之后又有王原祈，另一個“四王”之一，對董其昌的技法進行再創造。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通變”——每一代人，都在后代人身上延續著，同時也對延綿不已的文化，做出自己特殊的一份貢獻。這即是儒家所言:“人能弘道”。
（作者：安樂哲，孔子研究院特聘專家，山東省儒學大家，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和夏威夷大學哲學系名譽教授；校譯：田辰山，山東省儒學大家安樂哲團隊成員、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本文選自“尼山儒學文庫”之《一多不分：儒學與世界文化新秩序》）
編輯：衣悅
文章、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