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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學界討論儒商的問題已經超過三十年，但人們仍然對儒商的概念有新的想法，因為儒學與時俱進，我們對儒商的概念可以再做思考。既然概念改變，儒商的哲學也可以因時代的需要有一個新的面貌。首先，我的目標在建立一個更廣泛更深刻的儒商概念和更靈活的儒商哲學和儒商的實踐。

　　什么是儒商？最基本的就是儒商是指從事商業活動和企業管理的活動者和管理者，他有儒學的基本認識和情懷。換言之，他必須有儒學的教育背景，有儒學的思想認識，甚至于有儒學的價值作為人生發展的基本規范。這種人從事商業活動是以儒學為基礎，不管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他都會流露出一些儒學的素質，不偏離儒學的人生理想，這種人從商我們稱之為儒商。商業的目標是牟利，但孔子說的所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子把富貴看成是浮云，并不是主要生命的目標。

　　當然富貴對生活的影響是必須承認的，因為有了富貴才能夠更好的行事，更好的做一些儒學的事業或者人生的工程，所以儒商必須具有儒學文化的背景。但他是否作為商業行為而背棄了儒學的理想，這就是所謂現代儒商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所以我覺得第二個要素就是儒商從事商業活動，并不背棄儒學的背景，而是要把它發展起來，或是利用它從事商業活動。因為從事商業活動顯然是要牟利，牟利可以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有違反人性的和合乎公共利益的，儒商必須站在儒學愛人，關懷社會的立場，而不違反公共利益，也不惡意的損壞他人追求利益的權利和行為。我想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要求。但因為這點孟子說的很清楚，就是必須要建立所謂利義之辯的認識，不能因為利益就忘記了正義，忘記了社會行為規范，來謀求純粹私人的利益，甚至于追求這種利益而損害到公共利益，造成對社會的不公以及對他人的不義。這是儒商必須要時刻警惕的。

　　總之，作為儒商，一個儒者要突出儒者的風范，而不以商業利益作為行為指導原則。相反的，他能否運用儒家的倫理來進行商業行動，爭取合理的利益，這是一個重要的認識。這還是第二層次的儒商，我認為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談第三層次的儒商。

　　第三層次的儒商就是直接面對儒家價值觀的要求，以仁義禮智、忠恕誠信作為一個明確發展商業的目標。那就是說商業的行為不但符合一般的商業規則，而且它在儒商主動的積極的追求改善他人生存條件和社會環境，以達到一種和諧化社會的理想，使廣大的社會受益而不是相反。在這個要求之下，儒商可以把重點擺在儒家的德性的某一個原理上面，比如說有的儒商講求道義和忠誠，有的儒商講求仁愛和恕道，有的儒商講求誠信和社會和諧，對社會的進步，國家的發展，世界的優化都能夠做出一定程度的貢獻，也就是能夠改進人民或人類的處境，使人民或人類能夠享有商業發展的價值和好處，而不只是自己享受自己的私利而已。我們在社會上可以觀察，不管是企業家或是從事商業貿易者，他們有沒有這樣的一種整體的情懷理想，是不是一個好的儒商管理者，是不是能夠把他的企業發展為可以合理合法的牟利，又能夠把獲得的利益貢獻給社會，同時也能夠進一步的促進社會的秩序和生活的改善，提升生命素質的素質。如果能夠做到這些要求，這是我所說的第三個層次的儒商。

　　在這三個層次之外，還有第四個層次。第四個層次一般學者很少提到，因為一般儒者或商業哲學的學者，他們不愿意涉及到太過抽象太過高調太過理想化的思想背景和目標。我的意思是說一個儒商可以做到一個很高的層次，他應該有一種開闊的天地情懷，從人的生命體會到宇宙的生命，也從自然的生態中感受到德性的成長，使人能夠產生對自然和人類基本的責任感，并進行深刻的修持和實踐。因此他所強調的是更為寬廣的德性的應用，而不只是固執在某一個特殊德性形態之中。有的企業者只知道做慈善事業，不知道去開發新的產品，促進人類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有的儒商講求百年誠信的歷史，形成一個保守的狀態，不能嘗試新的方法促進社會進步。我們必須認識到儒商可能往往有一個保守傳統的包袱，不能對現代科技進行思考，并有勇氣投入。

　　儒商甚至代表一種保守的商業行為者，這是值得去探討的。儒商和西方企業家的比較，很顯然西方工業文明的發展是西方人強調人的智力開發，科學知識與開發，和對自然資源規律的探索，來創造一個新的不斷進步的社會環境。我們可以看到，在近百年來西方人從蒸汽機到汽車到飛機到電力發電到所謂第三次第四次工業革命，走向信息與電腦科學，發展了新時代的互聯網，甚至于更多的科技產品如智能機器人等，如此來增加人類的行為能力和正確探索的活動。因此能夠創造更多的財富，而不只是更多的知識。這個財富當然要看成是社會的，是應該與社會共享的，而不是私人的利益。這樣一種發展的方向，應該是更進取的儒商所應該采取的。我們不能把儒商看做只是守成不變，否則他如何和西方的企業家競爭呢？儒學強調生生不息，創造不已。孔子在《易傳》中表明的很清楚，易就是創造活動，是與時俱進的。它是不斷的擴大和不斷的提升的，因此涵蓋整個社會和天下。

　　我深深覺得中國現代儒商最多只停留在三個層次上，尚未能夠跳到第四層次。這種跳躍是需要智慧和勇氣的，也必須有相應的道德情懷。因此，一個更現代的儒商應該具有易經的智慧，因此可以說為易商。易商這個概念是我提倡的，因為它包含了儒商所有的層次，而為儒商的最高層次。我說的儒商跳出第三個層次，并不是放棄儒家的道德價值，而是包括其活動之中。舉例來說，我們不但要創造一個智能的機器人如chatgpt，而且要創造一個懂得規矩和倫理的機器人。因此，這樣一個機器人不但具有高等的技術能力，也同時具有一個為人類取得公共利益的思想和行為取向。這個取向是我們要賦予機器人的，它代表了第四層次的儒商精神，因此體現了孔子所說的“智仁勇”的要求。智包括智力，包括技術，而不只是守成的智慧，而是開發的智慧。仁不能只是滿足少數的群體，而是要對整體世界人類都具有一種根本的關懷，因而自然趨向整體的人類的需要和絕大多數人類的需要，這就是仁的精神。勇字則要求有勇氣去實現，不怕失敗，不問艱難，努力以成。在這個智仁勇的精神之下，我們看到儒商必須要超越自己，發揮自己的天地情懷，與天地之道合而為一。這樣的儒商也就可以稱為易儒之商，或簡稱為“易商”。易商的精神是孔子的易傳所彰顯的，他要解決整體人生的問題，實現最大利益的大公世界和大同理想。

　　每一個儒商的層次都具有一套儒商的哲學。第一個層次的儒商是傳統儒學背景的商家，第二個層次的儒商就是以儒家的道德德性為背景，來進行商業活動，尋求社會的公共利益。第三層次的儒商能夠發揮儒學的某一個德性而做到最好，在商業行為中體現儒家的不同道德德性，有的偏向慈善事業強調仁愛，有的幫助社會不幸者去追求社會正義和實際補償。最后第四個層次是我提出來的易商層次，超越現在儒商的層次，追求具有全面性和前瞻性的儒家理想，來促進一個更好的社會，發揮儒學的仁我合一，天人合一的儒家精神。

　　結論

　　基于以上所說，我們可以問西方是否也有儒商呢？我認為西方是缺少儒商的，但也有由于基督教的影響，他們的商人建立各種基金會和公益組織幫助窮困的人，尤其在不同的社會專業上提供各種救濟，以解救各種災難的犧牲者和不幸遭遇的個人和家庭，如救濟病患，教育兒童，捐助各種需要的救濟品。雖然西方沒有儒學的文化背景，但他們卻在基督教的影響下實踐了儒家的價值。他們是資本家，但他們常常投資有利于人類生活事業的發展，如愛迪生發明電燈，萊特兄弟發明飛機，當代則有比爾蓋茨創造微軟，馬斯克發明太空旅行和電動汽車。這些商業行為都具有前瞻性，都突出當前的需要，所需要的資本、時間和智力是龐大的，如果失敗，損失也是很大的。但如果成功，則對人類生活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這也是一種公共利益，但這種公共利益不必看成是商業行為的結果，而是企業發展的理想途徑。我們也不能不說把這些西方的企業家看成是第三或者第四層次的儒商。當然，中國現代儒商也慢慢走向第四層次，逐漸接近西方的企業家，但卻很少標榜出一個巨大的未來有益于人生與社會的理想。當然，這又涉及儒學的認知和發展問題。儒學涵蓋天地之學，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追求，本來就具有西方企業家的創新和創造精神。因此，今天我們要發展儒商，更需要發展儒學。儒學的發展來支撐儒商的發展，同時又以儒商的發展，來實際推動儒學的發展。這就需要一個儒商能夠多做出對文化事業的奉獻，不只是偶然的支持而已。

　　上面我提到西方兩個具有儒商精神的西方企業家，一個是比爾蓋茨，他把他的經商所得大部分捐贈出來幫助窮人，這當然是儒商的行為。他本人也關心人類的未來，尤其對中國儒家傳統特有偏愛。另外一個我提出的美國企業家馬斯克，他發揮他的想象的才華，想創造一個有利于人類太空旅行的方案，同時也關注電動汽車，以解決現有汽車所面臨的各種問題。這些想法如果實現，必能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當然他作為西方企業家，必然抱有資本家的利益主義，但他并沒有以追求利益為唯一目標或最大目標。因為他在投資各種高科技的企業之中，經常虧損數百億，他所享有的是一個儒家的創造思考，很符合我前面所說的易商概念。在當代中國，我想舉出任正非是一個非傳統性的儒商或儒家企業家，也就是易商。因為他嘗試用各種方法來從事新科學新技術的研究和發展，為中國的科技邁向未來不屈不撓，面對歐美無理的制裁勇往直前，為中國現代的科技發展開辟了一個樂觀的未來。這就是我說的第四種儒商的精神。

　　總結來說，今天是我們再反省儒商概念的時代，希望改進我們過去三四十年的儒商概念和儒商哲學。由于時代在進步，儒商的哲學和儒商的行為，包括商業行為和經濟行為，都必須要合乎一個整體的人類社會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公共理想，更必須符合社會大多數人生活的要求。這也就是所謂要符合人類走上一條命運共同體的道路，有利于人類社會的發展，消除戰爭，走向繁榮和走向一個道德的和諧的生活世界。

　　　　（作者系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