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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是中華民族的思想導師。在“禮崩樂壞”的時代，孔子體認當世政教、心系人心惟危、渴盼社會安寧，由是，他沉潛生命思考、入化心靈塑造、探索人間正道，最終達成了層層遞進的四重思想境界：一是通過為人求本，確認了人性本善的基本認知；二是通過為事求理，提出了本仁行義的基本思想；三是通過為國求和，提出了成業在德的根本原則；四是通過為世求安，提出了天下為公的理想追求。孔子思想的四重境界，難能可貴地觸及了人類社會的歷史主題，為中華文化注入了內涵豐富的人文情懷，為中華文明奠定了至高無上的“倫理品質”。可以說，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就內藏于孔子為利至溥的思想啟蒙之中。

　　1.為人求本，人性本善

　　人性問題是人類社會的千古難題。所謂人性，即指人心同然的人類基本特征。中國早期文化內含濃厚的人文色彩，對于人的價值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禮記·禮運》中就有：“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的說法。然而，在天下紛爭的年代，人與人之間的算計、傾軋和廝殺空前劇烈，甚至達到了“同類相殘”的程度，到處充斥著悲涼的末世情結。在社會深陷人性迷惘的關鍵時刻，孔子以對人的肯定為思想起點，執念于“人之所需”，執著于“為人求本”，提出了獨特的關于人性的理解，揭示了人性的“本然狀態”。一者，孔子賦予人性以崇高的地位，高度贊賞“生命”的力量，提出了“天地之性人為貴”的思想，給出了天地萬物以人為尊的基本認知。二者，孔子提出“人性本善”的思想命題，認為“善”是人的本然狀態，不可須臾背離。正如《禮記·中庸》所說，“天命之謂性，率先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三者，孔子認為“善”是人的立身之本，既影響個體的生存與發展，又關乎社會的文明與進步。他提出人欲立己，必從乎善，鼓勵人們懷抱善性，盡性踐形。就是說，做人必須從“與人為善”開始，在“善”的基礎上形成良知和理性。從理論上講，人的本質就是人的存在價值，離開了人的本質，人的存在意義及人類社會的存在意義只能另當別論。正如英國思想家亞當·斯密所說，人類的致命性災難是“人性之光”的泯滅。梁漱溟指出：“人在情感中，恒只見對方而忘了自己；反之，人在欲望中，卻只知為我而顧不到對方。”孔子為人求本的目的，就是幫助人們確立正確的人生態度；苦心揚善的追求，就是希望人們涵厚道德、消弭禍亂。《禮記·學而》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君子務本，就是確立“人性本善”的原則——遵循“善”的原則即為君子，違背“善”的原則便是小人。在《論語·季氏》中，孔子提出君子要有九思，即“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在充分尊重人的自然屬性的基礎上，孔子通過“人性本善”的經驗陳述，開通了中華民族人性理解的思想之旅。在歷史實踐中，中國古代賢達常常用一種叫“功過格”的方法進行自我反思，即用黃黑兩種豆子記錄自己的功過。黃豆記善，黑豆記惡，每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于器皿中，反之則投黑豆。北宋范仲淹夜寢時，必省日間之事。所為善，則熟寐；不善，則終夜不能安眠，必求所以改之者。亞當·斯密曾經提倡人與人之間需要采取“理解”的和“適宜”的方式相互交往。他說：“可親和可敬的美德能夠創造一種和諧的寧靜。”美國社會學家庫利指出，只要具備“善良”的品德，一個人就擁有了人類的情感和寬廣的胸懷。胡適認為孔子是一位“人道主義”者。林語堂認為孔子思想“是‘人的標準就是人’。就憑這條教義，一個常人只要順著人性中的善去行，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為人之道了”。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孔子從“人”的立場看待人的問題，用善念驅散了光怪陸離的復雜要素，澄清了社會混亂的真正原因，達成了對世界的合理理解，尋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原理。梁漱溟指出：“從孔子的幼年以至于老年，無論不惑、知天命等，都是說它的生活。他所謂學問就是他的生活。他一生用力之所在，不在旁處，只在他生活上。”他強調：“孔子總是站在人的立場，他說的話，說來說去還是歸結到人身上。”孔子思想是“生命之思”，是以人心向善為基礎的價值思考。梁漱溟認為：“儒家為學本于人心，趨向在此心之開朗以達于人生實踐上之自主、自如。”他還說：“人與人之間從乎身則分則隔，從乎心則分而不隔。”可以說，孔子思想為中華民族注入了“從善如流”的思想基因，不僅塑造了中華文明的根本特質，而且影響了中國社會的審美取向。

　　2.為事求理，本仁行義

　　人的世界是關系的世界。按照孔子思想，每個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現實關系的范圍內。用嚴復的話說，人與人之間能群以生，依群而立；相生相養、易事相功。關系即是倫理。所謂倫理者無他意，就是認清人生的關系之理。即是說，事理在人際關系中生成，在人際關系中發展。依人際之理處事，事則順；悖人際之理行事，事則堵。人際之理順則事順，事順則人際關系順。正是從人與人的關系出發，孔子深刻思考倫理關系的合理建構，提出了以“仁”和“義”為紐帶的關系聯結。在孔子看來，人類生活經驗中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在群體的“共生性”關系中修身、尊長、敬人、友善、知學、合群，培養以人為本的觀念，然后在為他人和社會的努力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在孔子思想中，“仁”和“義”以善為基，合之為“仁義”。“仁義”既是建立良好人際關系的重要義理，亦是有效處理人際關系的行為方式。仁義為先，事當必然：仁義違失，事必難成。孔子通過對“仁”和“義”的一般性闡釋，娓娓道出他對人際關系的深刻認知。

　　從“仁”的角度看，“仁”既有惻怛慈愛之意，亦有利人活物氣象。因此，《論語·顏淵》曰：“仁者愛人”。按照梁漱溟的解釋，“仁”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互以為重”。按照陳來的理解，“仁”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愛”。就是說，在人與人的互動中，如果彼此之間能夠互示其誠、互盡其仁，則天下可治。梁漱溟認為孔子教人“求仁”，就是讓人們追求“生活的恰好”。《論語·述而》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從“義”的角度看，義者合宜也，亦即應當或當然的意思。可以說，“義”是由“仁”生發的朗朗正道。《禮記·禮運》說：“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在《論語·里仁》中，孔子強調：“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他認為：“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孟子·告子上》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就是說，仁內義外，一柔一剛，合成道德，二者均為人生準則，蹈仁義而弘大德。梁漱溟認為：“仁義都是人類生命中所有，發而為人群中可敬可愛之行事，是曰道德”。孔子仁義思想的價值在于，從人們生活的日常出發闡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把這種相互關系理解為人的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孔子推崇的“仁”和“義”，亦稱“君子之道”。“君子”是孔子精心打磨的思想表達符號。學習孔子思想，歸根結底就是學為君子，勿做小人。在孔子看來，“君子”就是道德品行高尚的人；“小人”就是道德有品行不端的人。依“仁義”行事，就是“君子之道”。《禮記·禮運》說：“君子之道，肇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禮記·中庸》曰：“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那么，何以成為君子，孔子回答說：“學以成人”。《論語·衛靈公》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陽貨》強調：“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禮記·中庸》曰：“君子之道，辟如遠行，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論語·憲問》強調學做君子的目的是“修己安人”。在孔子的語境中，君子堪稱完善的人格、社會的標桿、人生的坐標。經過孔子的精心闡發，一個克己奉公、彬彬有禮、敏銳智慧、自強不息的君子人格大放異彩。有學者將君子人格概括為三大特質，即“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重點的擔當精神和家國情懷，以仁義擔當、立己達人為重點的互助理念和社會關愛思想，以正心篤志、崇德弘毅為重點的修身要求和向善追求”。孔子用君子人格鋪設了引領中華民族走向道德國度的路軌，從此，君子人格成為永不止息的文化動員，社會成員一旦覺醒自己與君子的差距，就會油然生發“見賢思齊”的向往。此后，孟子的“仁義”、朱熹的“仁生”、康有為的“仁本”、譚嗣同的“仁通”，都是圍繞孔子的“仁愛”推展開來的。故而，有文化學者指出：“中國文化沒有淪喪的最終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潰。”

　　3.為國求和，成業在德

　　中國傳統社會是圣賢治理國家，追求“和”是古代圣賢的治國理念。《尚書》中有許多表達“和”的文字，大都含有“和諧”、“和平”之意。美國學者賀凱認為“和諧自律”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特點。孔子生逢亂世，禮儀喪盡、戰禍連綿、民不聊生。嚴酷的現實激發了孔子對于“和”的熱切期盼和關于“和”的深刻思考。《孝經》中有“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的說法。《論語·學而》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禮記·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在孔子看來，國家“和”的基本表征是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百姓以睦相守，是謂國家和順。如何才能實現“和”，孔子強調“德”的作用。“德”可以理解為利人、利他、利天下的社會責任感。《禮記·大學》曰：“德者本也”。孔子在《論語·述而》中主張“志于道，據于德”。孔子以反映“民本”為根本志向，主張治理國家是道德與事功的統一。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安。正心以為本，修身以為基。就是說，懷德是安身立命之本，立德是建功立業之基礎。以民為本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訴求。“民為惟本”是政治理念，“為政以德”是政治原則，“保民養民”是政治策略。德政是指向善的心愿。德是政的內容，政是德的載體。《論語·顏淵》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子路》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禮記·襄助公》曰：“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君不為正，百姓何所從乎？”《論語·為政》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意思是說，為政以德，可使民心所向，天下歸之。以德新民則人民安，以德和天下則世界大同。這一概括和比喻，體現了孔子治國思想的總體看法，反映了孔子經世治國的理想追求。《論語·里仁》曰：“德不孤，必有鄰”。一方面，孔子強調以德治國，是把道德作為治國重要內容或立足基礎。以德治國強調以說服、教育、勸導、感化等方式提高道德認識和思想覺悟；另一方面，孔子要求在上者明道善政，“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實行“惠民”、“安民”、“利民”和“富民”政策。孔子思想是國家治道之本。在《論語·憲問》中，孔子強調“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主要講的是道德修養，“安百姓”主要講的是在民眾中推廣道德的內容。孔子由最基本的親緣相處，推測一個人在社會事務中發揮的效用，在危難時刻體現出深明大義，表現出推己及人，惠及社會，實施德政，博施濟眾的深刻思想。孔子強調君王自身是“正德之本”，應為萬民之表率。《論語·季氏》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禮記·大學》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譚嗣同認為：“仁者，平等也，無差別相也”。孔子以“仁義”為基本道德品性，打通了政治與倫理的相互隔閡。無論高低貴賤，都要接受人性的檢驗；不論何許人也，都要擔負道德的責任。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在1756年出版的《道德論》中寫道：中國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重農學派的領袖魁奈博士在其《中國的專制主義》中論證說：雖然中國的皇帝是一位專制君主，但他是按照“自然法”進行統治。在魁奈看來，中國社會接近于完善社會的理想。

　　4.為世求安，天下為公

　　在中國傳統思想體系中，“天下”一詞既有地理空間的意義，也有政治秩序的意義。在《禮記·中庸》中，“天下”是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的廣大區域。“近則身家、遠則天下”，既推崇正心、誠意、修身，又重視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是說，個人修身是基本起點，天下秩序是最終目標。《禮記·禮運》中明確提出了“以天下為一家”的思想理念。事實上，為國求和，就是為了治世，為了天下太平，反映了中華民族寬厚包容的思想品性。依此，美國學者費正清認為中國不以“國”為政治生活的最高境界，“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句話表明，除了血緣團體之上的“國”，還有一個超乎其上的政治生活境界——“天下”便是這個境界的稱呼。孔子是一位和平主義者，也是一位世界主義者，孔子的理想是達成國家和合，實現世界大同。“為國求和”理念的自然延伸，就是追求“萬邦和諧”和“萬國咸寧”。“天下為公”是孔子思想的重要體現。孔子相信由孝順的子仁愛的兄弟共同構筑的天下，一定是井井有條、和諧安寧的社會。孔子以仁義之心貫通天下，就是希望建立一個“世界大同”的和諧社會與“和而不同”的文明世界。《論語·顏淵》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孔子的思想表述，不僅內含著孔子的天下意識，更蘊藏著孔子的思想智慧。“四海”是一個與“天下”相同的文化價值空間，在這個空間范圍，人與人之間應該建立平等互愛的相互關系。所以，在人文價值的天下理念中，華夷的區分不是血緣種族而是仁義價值，遵循仁義理念的任何族群均可以成為華夏，悖逆仁義價值的社會則會成為蠻夷戎狄。可見，孔子的天下思想，最終肯定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即便是荒蠻之地，也是可以教化的。《論語·子罕》中有：“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季氏》曰：“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假如還有遠人不服，就從文化上著手，充沛自己的文德修養，人家受到了感化，自然會來。到了那個時候，“既來之，則安之”。《禮記·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就是說，到了“天下大同”，世界各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孔子的天下為公思想，孕育了中華民族深厚濃重的天下情懷和兼收并蓄的包容心態——“胸懷天下”和“四海一家”是中華民族的傳統觀念，“大而不驕”和“強而行禮”是中華民族的行為準則。中華文明從不以稱霸為榮，而是以安邊為本，以睦鄰為要，最終造就了中華民族“多民族的融合體”，費孝通稱之為“多元一體格局”的“中華民族”。回顧歷史，中華民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處于世界的領先地位，但是古老強大的中華文明并沒有走對外擴張、殖民稱霸的道路，而是始終以和平友好的方式同世界各國文明交流。“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就是中國先賢構建的美好社會愿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曾經對中國人民愛好和平、不尚侵略的民族品性大為驚異。他這樣寫道：在一個疆域廣闊無邊、人口不計其數、物產十分豐饒的王國里，盡管他們擁有裝備精良、可輕而易舉地征服鄰近國家的陸軍和海軍，但不論國王還是人民，竟然都從來未想到去進行一場侵略戰爭。他們滿足于自己擁有的東西，并不熱望征服他國。在這方面，他們截然不同于歐洲人；歐洲人常常垂涎于他人的東西。現在，西方國家似乎已經被稱霸世界的念頭消磨得精疲力竭，甚至不能像中國在長達數千年的時期里所做的那樣，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遺產。

　　從上述略說中不難看出，孔子思想充滿人文精神，理想境界昭然顯著。可以說，作為一個特定時代的“孤勇者”，孔子難能可貴地將偉大的仁義思想留給中華文明，成為激勵中華民族執著追求向善、向學、向上的精神動力。《孟子·滕文公下》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萬物得其本則生，百事得其本則成。人類社會紛雜繁多，無論如何變化，都要返歸其根源、依照其根本、守住其根基。馬克思指出：應該讓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夠作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來思考，來行動，來建立自己的現實；使他能夠圍繞著自身和自己現實的太陽轉動。”孔子思想巍巍如山。梁啟超評價說：“孔子之道雖當亂世而不衰，數千年之社會賴以維持，所謂乾坤不息也。”林語堂認為兩千多年來中華民族始終信奉孔子思想，“雖然有時際遇稍衰，但終必衰而復振，而且聲勢益隆”。楊義指出孔子思想是針對人性與社會的失范而言的，因而每當某些失范重現的時候，孔子思想的拯救功能，便會自動恢復和激活。如此，中華民族的仁人志士不論是在朝或在野，都有強烈的匡世安邦的浩然正氣，他們以“當今天下，舍我其誰”的英雄氣概，成為魯迅筆下的“中國的脊梁”。

　　（作者分別系中國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吉利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