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仁與隆禮——孟荀思想解讀”第十一講：林宏星教授主講《“先王之道”與“法后王”——荀子思想中的歷史意識》講錄概要
來源：孟子研究院作者： 2024-03-29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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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下午，由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山東老年大學主辦，孟子研究院、中共濟寧市委老干部局、濟寧市文化傳承發展中心、濟寧老年大學承辦的“居仁與隆禮——孟荀思想解讀”第十一講在山東老年大學進行錄制，特邀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林宏星（東方朔）作了《“先王之道”與“法后王”——荀子思想中的歷史意識》主題講座。
一、引言
荀子有關“先王之道”（“法先王”）與“法后王”之關系及其意義問題在學術界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就國內學術界而言，有關此一問題所涉及的知識性的了解，已經相當豐富和深入，且許多觀點也頗富啟發。
在通常的看法中，孟子重“法先王”，荀子重“法后王”，先撇開孟子不論，至少在荀子那里，他既“法先王”，也“法后王”。所以荀子一方面說：
“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非相》），
“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強國》）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天論》）
“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勸學》）
荀子甚至批評那種主張“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非相》）的人是想欺騙愚弄別人的“妄人”。在荀子看來，社會在發展，歷史在變化，但治理國家的原則、統類或共理卻是不變的，這種原則、統類或共理在荀子看來就是“先王之道”或“禮義之統”，所以我們必須“法先王”。在《王霸》篇中荀子說，表面上看，國家似乎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但荀子認為，這只是君主在變更，所謂“禪禪也”，而治國的原則或大綱大法卻是不變的，這個大綱大法就是“禮義之統類”，所以荀子說“類不變，雖久同理”（《非相》）。
但另一方面，荀子又主張：
以今持古。（《儒效》）
處于今而論久遠。《性惡》
善言古者必有節于今。（《性惡》）
君子審后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不茍》）
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
（《非相》）
欲觀圣王之跡，則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非相》）
以上說法表明，荀子非常重視“法后王”。為什么荀子重視“法后王”？通常的解釋是，先王由于時間的久遠，禮法條文失傳、脫節了：
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
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
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
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
大，詳則舉小。（《非相》）
這種解釋是有文獻根據的。但問題并似乎沒有完全解決。我們要問，為什么荀子既“法先王”，又“法后王”？荀子的這一主張是針對哪些問題而提出的？這里的“先與后”僅僅只是自然時間意義上的“先后”嗎？如果是，則先王之道如何作用于后王？如果不是，則后王如何面對和繼承先王之道？我們繼承先王之道又究竟要繼承什么？怎么繼承？一句話，荀子的“先王之道”與“法后王”涉及哪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問題？
下面我們將圍繞1、“古今之辯與歷史意識”；2、什么是“先王、后王”；3、如何保存先王之道？4、“百王之法不同”；5、“宗原應變”與“以義應變”等五個方面簡略地作出說明。
二、古今之辯與歷史意識
假如我們從分析的角度上看，荀子既“法先王”，又“法后王”，這里包含一個“先、后”問題。但是，我們要明白，“先后”問題的本質在先秦時期其實就是“古今之爭”的問題，而“古今之爭的問題”在理論形式上則涉及到“歷史意識”問題。因此，荀子的先王之道與“法后王”在理論上包含了荀子對待“古今”的態度，包含了荀子特有的歷史意識。
事實上，“古今之辯”在春秋戰國時期是諸子討論的共同話題。作為儒家的荀子，在古今問題上對先秦諸子的觀念有批評也有繼承。從儒學內部來看，荀子尊孔，認為孔子全德備道，于歷史文化一面，孔子既厚重歷史傳統，但也注重對歷史傳統的損益，如孔子對禮的態度：“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孟子內轉，重內圣之主觀精神和天地精神之闡發。但孟子在對待先王之道和歷史傳統方面，在荀子看來存在問題，例如在古今問題上，認為孟子：
1、“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
2、“案往舊造說”；
3、“言必稱堯舜”等等
其實，儒家的理想和目的在于在一個混亂的世界中整頓秩序，不過，到戰國時期，儒家的學說卻與當時的政治形勢不合，《漢書·儒林傳》說：“天下并爭于戰國，儒術既黜焉”，“黜”就是貶降、廢棄的意思，表現在古今問題上，荀子必須重新思考“古與今”、“先王與后王”問題，重新思考“古今之辯”問題。
從理論上看，歷史的急遽變化與社會的動蕩，將會把“古今”問題亦即如何看待先王之道、如何看待歷史傳統、如何立足當下以展望未來的問題突出地呈現出來（先秦與近代），這里就蘊含一個歷史意識問題。荀子的“法先王與法后王”便是一個歷史意識問題。
所謂“歷史意識”乃是人們在社會轉型、裂變的過程中為其所思所行建立方向感和歸宿感的理性活動。身處于變化或動蕩的世界中，人們必須審古度今以面向未來。然而，思想家的這一審度卻蘊含了對古、今的一種價值判斷及其對未來走向的一種期待，并藉此為自己在一個變化了的世界中尋找位置、尋求方向。因此，歷史意識總是包含過去、現在、未來三種不同的時間向度。
荀子所處的時代正需要建構“歷史意識”以引領行進方向的時代，一方面，由周文所凝聚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理想土崩瓦解；另一方面，則所謂“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荀子·堯問》）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先秦思想本身卻在“天人”、“名實”之論，“王霸”、“義利”之辯，“古今”、“禮法”之爭等諸問題上發展到了一個批判總結的階段。
無疑，荀子哲學正是在此沒落之世斬截而出的一個思想系統。作為一個儒者，荀子不僅要批難百家以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而且還必須從儒學內部進行批判性的反省。前面說過，站在荀子的立場，在“古今”之爭的問題上，荀子推尊孔子全德備道，但認為孟子“案往舊造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荀子·非十二子》）、視歷史為當下行為之范本的觀念不足于成一代之思，更不能成一代之治。
因而，與孟子不同，荀子力主“隆禮義而殺詩、書”，所謂“總方略，齊言行，知統類，一制度”，以禮義之統之莊嚴整肅客觀化此仁義理想。具體到“先王之道”與“法后王”的關系問題上，荀子則一方面認為“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荀子·天論》）、“類不變，雖久同理”，主張“法先王”，即法先王的道貫。
但荀子認為此百王無變之“道貫”必須在今日之“后王”中見其粲然明備，所謂“百王之道，后王是也。”（《荀子·不茍》）然而，如果從歷史意識的角度作出觀察，荀子何以提出“先王”、“后王”之說？“先王”、“后王”的觀念畢竟為我們提供了何種哲學生長的可能性？
三、“先王”與“后王”
有關荀子先王、后王之說，學界的討論主要牽涉到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先王、后王何指；一是先王、后王孰重。
事實上，《荀子》“法后王”的義釋問題可溯至漢代。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云：“傳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將后王解讀為近世之王，法后王則取法于近世之王。楊倞承襲此說。有學者認為，荀子所謂“先王”即是堯舜，蓋《大略》篇有云：“先王之道，則堯舜而已。”
在《中國哲學史》一書中，馮友蘭先生認為：“荀子言法后王，孟子言法先王，其實一也……在孟子時，文王、周公尚可謂為先王，‘周道’尚可謂為‘先王之法’。至荀子時，則文王、周公只可謂為后王，‘周道’只可謂為后王之法矣。”顯然，照馮先生的說法，所謂先王、后王只是由于時間距離的間隔而得出的不同稱謂，其實際內容卻是一致的。
與馮先生觀點相近，但顯然走得更遠、持論更為極端的是郭沫若先生的主張。依郭先生，荀子的歷史觀完全是“復古”的、“開倒車”的，絕不能因其有“法后王”的說法而認為他有歷史進化的觀念，“他所謂的‘法后王’和孟子的‘尊先王’毫無區別。依郭先生，在荀子“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這一“時間久遠”的網籃里，荀子非但未發展出任何注重現世的觀念，相反，荀子倒是要藉此來證明他的不變的宇宙觀，為他的復古和保守奠定哲學的基礎。
我們固然不否認荀子之先王、后王之說之劃分有以其所處的歷史時代為參照的因素，但此處有兩個問題仍然需要我們做細心的思考：即相對于儒家道上古、法先王的傳統，荀子提出既法先王，又法后王的主張，即此先王、后王在理論意義上的關系（而非歷史時序上的）如何梳理？另一方面，荀子提出此先王、后王之說，是否只是從自然時間的間隔來理解此“先、”“后”？
相對于將荀子要么歸于法先王、要么歸于法后王的觀念，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許多學者認為荀子其實主張先王后王并重，此中先、后的時間概念并非對立，荀子是要以后王之道去推知先王之道。有的學者則顯然走得更遠，認為荀子“‘法先王’正是‘法后王’，這便是荀子的邏輯，便是他‘法后王’所要昭示的道理。
四、如何保存先王之道？
將荀子“先王”、“后王”概念當作一個歷史的名詞來解讀，并分別確定其具體之所指，此一研究方式當然有其意義。但顯然，梁啟雄先生的看法似乎更能夠幫助人們揭示荀子此一觀念所可能包含的“意義剩余”。因而，荀子的“先王”、“后王”之說與其將之理解為有待考證的歷史事實陳述，毋寧將之看作是一個富含意義期待的哲學命題，或許更為適切，亦更有意義，我們只消舉出篇中一段論述，似乎便可得管中窺豹之功，荀子云：
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不茍》）
依李滌生先生，荀子此段論述之中心意思乃是“言君子推禮義之統，而應肆無窮”，蓋百王之道，一脈相承，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也，若把握其統類之條理，即可由后王之禮憲推知先王之原理原則。
荀子明確告訴我們，“儒者法先王，隆禮義”（《儒效》），“學者以圣王為師”（《解蔽》），“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勸學》），這是明確告訴我們“法先王”。但問題在于，在荀子“法先王”的觀念中，此先王（之道）是準則、范例給了我們呢？抑或此先王之道只是指引我們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一種方向、一種引導，一種為我們敞開的可能世界？如果是前者，我們的努力可能就只是盡力地“復制”過去；如果是后者，那么，此先王之道就有賴于我們去制作、去創造。當然，此只是我們在理論上所可能給出的一種追問方式。那么，荀子又是怎樣來理解的呢？荀子有兩個方面，一是我們要“法先王之道”：
與時遷徙，與世偃昂，千舉萬變，其道一也。（《儒效》）
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
由之，古今一也。（《強國》）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天論》）
此處“其道一也”、“古今一也”、“百王之無變”、“道貫”等等各種說法，它表達的是先王之道并不因時代的變化而變化，這種不變的、古今一也的道貫之所以是“無變”的，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它的具體內容、具體準則本身沒有時間或空間的限制，而在于它包含的禮義之統類的共理是不變的（如，人是類，這個類的共理就是人之為人的人性，是不變的），這種禮義的共理是構成我們身份認同的根源，是我們精神或意義方向上的一種形式指引。準此，我們實未嘗不可以說，先王之道不屬于我們，而是我們自己歸屬于先王之道。
由此看來，有關荀子的“法先王”與“法后王”之爭，其間的根本問題可能不在于確定何者為先王，何者為后王的問題，其真正的本質乃在于“如何保存先王之道”的問題。
五、“百王之法不同”
在理論上，“如何保存先王之道”的問題不僅涉及到對先王之道的理解，也就是“法先王”的理解。對于前者，荀子堅執百王之道“無變”。然而另一方面，在當下的現實世界中，我們畢竟應如何“法”此先王之道？此一追問，在理論上涉及到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我們對先王之“法”的態度；另一是在現實世界中，我們行事、作為的立足點和合法性問題。對于前一個問題，荀子之態度相當明確，先王之道必法，理由已如前述；而對于先王之“法”，荀子的態度亦同樣清楚，亦即我們必須采取“宗原應變”（《非十二子》）、“以義變應”（《不茍》）的方式，而對于為什么要“以義變應”原因，荀子也說得非常清楚，蓋“百王之法不同”（《王霸》），故我們必須有循于舊法，有作于新法，善言古者有節于今。先王之法所表現的法度政事以及各種具體的規章、準則，總是因時而變，因事而變，若固守此類原在特定的時空中所制定的規定以應變化了的世界，此即無異于刻舟求劍、緣木求魚。
六、“宗原應變”與“以義應變”
檢討荀子“法先王”“法后王”的觀念，從歷史意識的角度上看，的確有兩方面突出的特點值得我們注意，首先，就時間表現于改變現狀的行為而言，在荀子那里，“變”的確構成了世間萬物的主題，但也正是由于此“變”構成了荀子“法后王”和演化式、而不是例證式的歷史意識的哲學基礎。面對變化著的世界，我們一方面不能拋開先王之道，因為先王之道是治亂的普遍的標準，是不變的；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固守一套不變的具體的行為法則，要以變應變，亦即以變化的行為、方法因應變化了的世界，因時因地以制宜。我們翻檢荀子之文本，可以發現荀子在言“變”的另一面，即是對“應”字始終給予正面的提撕，如其云：
“以義變應”（《不茍》）
“應當時之變”（《儒效》）
“應”當然是“變”的邏輯結果，也是“后王”施政作為的基點，但此一“應”字，一方面表現出人改變現狀的自覺的、理性的努力，而正是這種努力將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表露無遺，也正是在此一“應”字中，人重新確認了其自身在世界中的尊嚴和位置；另一方面，人的因變應變，因變無窮，故人的應變亦無窮。時移勢易，人必須因應身邊隨時發生的新情況、新事態、新問題而有所作為、有所改革、有所創造，不墮于因襲和墨守成規。
結語
在一個變化激烈的社會中，時代會向我們提出如何面對傳統、又如何立足于當下以開創未來的嚴肅問題，表現為“我從何處來？又要到何處去”？而這些問題也可以理解為自我認同和現世行為的合法性問題。在儒家偏于保守的傳統中，荀子的主張為開新、創新，因應和變革注入了新的活力，荀子的這一歷史意識主張對于今天我們研究儒學同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整理：馬冰清
編輯：翟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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