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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民為邦本”到“以人民為中心”，從“為政以德”到“以德為先”，反映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擔當，是新時代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超越，進一步開啟了民本理論發展和實踐創新的空間

　　民為邦本、為政以德是悠悠5000多年文明史上綻放出的智慧之花，是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特別強調“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與人民至上的政治觀念相融”，揭示了這一思想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價值。

　　思想來源及其內涵

　　有關民本的最早記載出自《尚書·五子之歌》，該篇記載了夏朝太康統治時期，因為好田獵，怠于朝政，又不關注民生，王室威望急劇下降，到夏后相時，東夷的后羿取而代之統治了夏王朝，這就是著名的“太康失國”和“后羿代夏”事件。太康的五個弟弟在洛水旁發泄不滿，引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來控訴太康不聽大禹的箴訓而失國。

　　“民惟邦本”一語雖然出自偽古文尚書《五子之歌》，但新公布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厚父》篇可以證明此言來源較早。《厚父》篇記載周王向夏遺厚父請教夏朝興亡的經驗教訓，厚父就以先王“民心惟本，厥作惟葉”總結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兩說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民心惟本”強調民心是政治的根本和根基，決定一個政權的興衰；“厥作惟葉”強調民心決定了社會的趨向和發展。厚父的思想來源于夏王朝的經驗總結，這一思想也經由夏人后裔傳承到了周王朝。

　　周人提出的“敬德保民”是民本思想的重要體現。周王朝建立之初，居安思危，他們在總結夏商興亡的過程中深刻體會到“民”的重要性，又鑒于商人重鬼神而輕民，所以從對天的懷疑開始，將天命與德、民心結合起來，由民本而產生出“以德化民”“保民”“人本”等一系列思想，這也成為孔子所倡導的為政以德思想的來源。民本思想正是夏商周統治者在不斷總結治亂興替的經驗教訓的過程中形成的。

　　孔子強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在他的眼中，為政以德是一個雙向問題，一是需要為政者提升自身道德修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二是通過教化，提升民眾的道德水平和思想修養，“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一思想成為儒家治國理政的核心理念并在后世不斷被踐行。戰國時代，諸侯為爭霸而“爭地”“奪民”，民眾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在傳統民本和孔子等早期儒家的基礎上，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精辟見解。

　　來源于大禹的“民為邦本”訓誡，經周人總結提煉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孔子將之發展為“為政以德”。施行德政首先就要以民為本，必須愛民、重民、養民、教民。由此可知，民為邦本、為政以德是一個有著內在邏輯聯系的有機體，最后都落腳在“民”。

　　在古代的發展和實踐

　　秦始皇統一六國，曾自比三皇五帝，設想“朕為始皇帝。后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但諷刺的是秦二世即亡。漢初思想家賈誼總結秦亡教訓，指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志，不信功臣，不親士民……以暴虐為天下始”。強調不以民為本、不施行道德教化是秦亡的主要原因，認為漢王朝要發展，就要重視民務，以德行政。面對社會凋敝、人民困苦的現實，以劉邦等為首的統治者提出“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決策，實際上是以人民的利益為旨歸。經歷六七十年努力，才鑄就了后來的“漢武盛世”。

　　隋亡的歷史教訓，讓唐代統治者格外重視治亂興替，唐太宗李世民多次和朝臣討論隋以及歷代王朝滅亡的教訓，提出“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的見解，恢復社會生產，改善人民生計。與此同時，他還提出“君，舟也；人(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看法，認為“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充分展現了一個王朝統治者愛護百姓、關注民生的風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李世民的這一看法，正來源于儒家經典《論語》，也是“為政以德”的重要寫照。更為重要的是，李世民身邊會集了房玄齡、魏征、杜如晦等一批能臣，將這些主張付諸實踐，成就了反映唐代盛世的“貞觀之治”。

　　宋元時期，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日臻完善。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宋人將工商業和農業并重，理學大家程頤提出為政“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的思想。朱熹認為，“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公元1043年，在范仲淹等人的推動下，宋仁宗開始推行了以民本仁政為指導思想的慶歷新政，意圖改變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雖然這次新政以失敗告終，卻閃耀著民本主義的光芒。

　　明清是封建主義中央集權制空前強化時期，君主專制加強并采取思想高壓統治。如朱元璋反對孟子有關君、臣、民關系的論說，盛怒之下將孟子移出孔廟并取消其配享的待遇，還大量刪減《孟子》而成《孟子節文》，阻止其思想的傳播。但這卻沒有阻礙民本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深刻反思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帝制，感于清初血腥鎮壓南方農民起義的現實，提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為主君為客”的論說，伸張人民主權、批判君主專權。明清時期，傳統“重民—尊君”模式發展為“重民—限君”，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富民”的思想進一步融入民本，形成了“新民本思想”，這為近代“吸收”西方民主思想奠定了基礎。

　　思想的提升和轉化

　　民本思想作為古人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雖然受到階級思想、等級觀念的制約，但重民、愛民卻始終是“主旋律”，這也成為新時代發展的重要啟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后，中國傳統“民為邦本”思想得到時代性、創新性發展，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視人民利益，始終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

　　毛澤東同志博通古今，高度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他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遺產。”在革命斗爭的實踐和悠長的傳統文化中，毛澤東同志對“民惟邦本”的思想進行改造升華，提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制定了黨的群眾路線，將其作為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根本宗旨。他還把“為政以德”的思想改造成共產黨員必須加強的思想道德修養，以適應為人民服務的需要；并時常以歷史事件教育黨員干部要為政以德、體恤民情。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同志提出要把“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評判一切工作是非成敗的標準。江澤民同志提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的理念，更是對傳統“為政以德”思想高度凝練和提升。胡錦濤同志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這是黨的根本宗旨在新時代的實際應用和理論升華，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為人民服務的科學內涵。2024年4月1日出版的第7期《求是》雜志，發表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文章《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匯聚了他2012年11月至2023年12月期間有關堅持人民至上的重要論述，展現了新時代黨對于以人民為中心的深刻認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系統闡述了“兩個結合”的豐富內涵和精髓要義，深刻揭示了“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和實踐要求，強調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與人民至上的政治觀念相融。從“民為邦本”到“以人民為中心”，從“為政以德”到“以德為先”，反映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擔當，是新時代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超越，進一步開啟了民本理論發展和實踐創新的空間。

　　（作者系山東師范大學廉潔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