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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研究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體系性與學理性，準確把握其中的重要概念和創新觀點，是當前理論界和學術界的重大課題。作為一個不斷展開的、開放式的、科學系統的思想體系，習近平文化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命題和基本原理，諸如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推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堅持“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擔負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堅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掌握信息化條件下輿論主導權、廣泛凝聚社會共識、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等。其中，圍繞“第二個結合”特別是把它作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學者們已從前提和結果、歷史與現實、過程及意義等方面，作了較為全面的學理化闡釋，取得了一些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理論成果。在此基礎上，本文從思想解放本身及其內涵出發，指明它的主要組成要素，聚焦歷史方位、指導思想、批判對象、實踐要求等方面，進一步探討“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由此更好地理解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貢獻。

　　一、在歷史中彰顯獨特的意義

　　思想解放和理論自覺、文化自信、價值先進等，屬于同一個層面上的概念。所謂思想解放，就是擺脫舊有觀念和僵化思想的束縛，以觀念的轉變、認識的深化為前提，實現更高層次與更廣空間上的創新，并且提出、分析及解決新問題。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和動力，思想解放是時代變革的先聲和反映。習近平強調：“理論自覺、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進步的力量；價值先進、思想解放，是一個社會活力的來源。”回溯漫長的人類發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思想解放對于人類文明進步和社會形態演進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中華民族的發展和中華文明的延續亦是如此。無論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思想大爭論，都使人們的思想在當時得到了空前解放，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繁榮興盛，為中華文明和中華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當時以及后來的社會進步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諸子百家學說的集中涌現，提供了從東周分裂割據走向秦漢大一統的強大思想武器，是中華民族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的一次高度思想解放。

　　如果說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發展史中，頗具影響力的思想解放潮流首推先秦諸子百家爭鳴，那么，可以同其相提并論的當屬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幾次思想解放運動?？v觀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程，盡管迄今為止只有百余年，但實現了中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性歷史轉變，先后經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些重大歷史轉折。與之相應，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延安整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等，構成了接連不斷、規模不等、時效不一的思想解放運動。從歷史的高度闡釋它們各自的思想解放意義，有助于在比較中彰顯“第二個結合”的繼承性、發展性、獨特性。

　　辛亥革命的思想解放意義，集中體現為使民主共和理念在中華大地廣泛傳播，“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各種政黨團體和報章雜志如雨后春筍蓬勃興起；人們的政治生活空前活躍、民主精神普遍高漲，撼動了反動政權的統治根基，為中華民族的進步和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兩面大旗，對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封建思想和道德觀念進行猛烈抨擊，大力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學，反對舊禮教、舊道德、舊文學；打破了中華民族長期的思想禁錮，馬克思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實用主義、工讀互助主義、新村主義、合作主義、泛勞動主義、平民教育等思潮紛沓而至。作為“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五四運動不僅打破了舊文化和舊制度的枷鎖，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與進步意識；而且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發展，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奠定了思想基礎。正是在這樣的結合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這種結合同樣兼具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的雙重屬性。中國共產黨既是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產物，又進一步成為它的主體即領導力量。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通過深入分析這種結合的原則、對一系列獨創性經驗進行理論概括、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等，使之上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于應用列寧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系?！睘榱藦母瓷锨逅惆疡R克思主義教條化和把外國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以開展整風運動來解決黨內思想問題。延安整風的思想解放意義，就在于在全黨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奠定了基礎。繼延安整風之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從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中解放出來，為黨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進一步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起到了思想先導作用。

　　究其實，“中國具體實際”是一個內涵豐富的范疇，它兼具抽象性和實踐性、民族性和特殊性，既包括中國的基本國情與具體實踐，也囊括中國的歷史發展與傳統文化。這就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僅涉及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還關乎理論與文化的關系。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推動“第一個結合”的過程中，已經提出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從中汲取合理性的東西用以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當然，局限于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第二個結合”并未明確提升到與“第一個結合”相并列的高度。由此可見，“第二個結合”是對“第一個結合”的深化、豐富和發展。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文化及其建設，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引領、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載體，“植根本國、本民族歷史文化沃土發展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即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對中華文明發展和中國文化傳承規律的深刻把握，賦予了“第二個結合”以普遍性意義上的思想解放屬性。

　　更為重要的是，新的歷史方位和新的時代使命，使得“第二個結合”在思想解放方面，具有了自身的特殊性意義。脫離了新時代的歷史方位，非但不能正確理解“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反而會產生關于“第二個結合”認識的偏差和局限乃至錯誤，特別是否認“第二個結合”的原創性意義和原理性貢獻的謬論。面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與民族復興不可逆轉相交織的境況，筑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根基，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就迫切需要思想上的不斷解放，繼而掌握思想和文化的主動，進一步鞏固文化主體性，更好地作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和制度?！暗诙€結合”的獨特思想解放意義即在于此，它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的同時，牢牢堅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從而轉化為我們社會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關鍵、中國特色的關鍵。

　　二、堅持以正確的思想為指導

　　思想即客觀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識中經過思維活動而產生的結果，是思想解放的根本屬性所在。鄧小平指出：“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币虼?，思想解放的首要前提在于堅持以正確的思想為指導，“第二個結合”也不例外。從字面上看，“第二個結合”使用的“同”字，表示并列關系的事物之間有著主次之別，這已經點明了馬克思主義在“第二個結合”中的主體地位與指導作用。一方面，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斷鞏固它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才能始終確保思想解放的正確方向，切實保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發展和創新性轉化不迷失方向；另一方面，對中國傳統文化有鑒別地對待、有揚棄地繼承，必須以科學的方法論為遵循，特別是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唯此方可充分挖掘并有效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之與新時代中國的具體實際有機結合、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彼此契合，更好地發揮“第二個結合”的思想解放作用。

　　馬克思主義具有科學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實踐性、開放性和時代性等理論特質，其產生與發展本身即為思想解放的過程。通過徹底批判用觀念或精神取代現實的德國傳統思想，把社會與歷史的前提歸結為現實的個人及其活動和物質生活條件，明確提出以人的解放為目標，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實現了人類思想史上的偉大變革。爾后，經過1848年歐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的洗禮、反對拉薩爾主義和巴枯寧主義等的斗爭，馬克思主義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隨著巴黎公社失敗，西歐工人階級運動陷入低潮。相比之下，東方人民反對殖民主義侵略和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高漲。于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研究東方社會、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和人類原始史，希冀通過東方革命的勝利，重新掀起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浪潮，在全世界范圍內實現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傳播與不斷發展，充分證明了它具有正確思想的指導作用。習近平指出：“在人類思想史上，就科學性、真理性、影響力、傳播面而言，沒有一種思想理論能達到馬克思主義的高度，也沒有一種學說能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世界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影響?！瘪R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發揮正確思想的指導作用，就在于它同一定的時代、特定的民族和國家相結合，從而產生真正的思想解放意義。具體到中國，歷史和實踐向世人充分昭示，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擁有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思想的指導，堅持以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我們增強理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推動思想解放、保持價值先進的根本所在。

　　誠如恩格斯所言：“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指導我們實現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的，不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以思想論戰方式公開呈現的“新世界觀”,也不局限于19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形態及其實踐啟示，而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彼此作為對等的主體相互作用的結果，是在20世紀和21世紀的中國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堅持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相統一、與時俱進與求真務實相結合，相繼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并且用這些重大理論成果來指導思想解放運動的持續與深入。要言之，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新，既是思想解放的基本指導原則，又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理論成果。

　　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聚焦新時代堅持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時代課題，對它的總目標、總任務和總體布局，戰略布局和戰略步驟，發展的方向、方式和動力，外部條件和政治保證等基本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與科學解答。這一重要思想和理論體系緊密結合新的實踐要求，對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各方面做出具體指導，“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為全面推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了科學思想指引。新時代新征程，從“第二個結合”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來看，其思想解放意義的展現，離不開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有了這一科學思想的指引，“第二個結合”打開廣闊創新空間的重大意義，能夠得到有效的彰顯，使我們可以充分運用和廣泛吸收寶貴的思想文化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

　　從根本上講，思想解放和思想統一是彼此相連的、內在統一的。思想解放絕非虛無縹緲的幻想、脫離實際的臆想、毫無章法的空想，而是為了更好地發揮思想對行動的先導作用，在思想統一的基礎上實現政治統一、行動統一。正如習近平所說：“解放思想的過程就是統一思想的過程，解放思想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統一思想。”從“第一個結合”到延安整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再到“第二個結合”,每一次大的思想解放都同思想統一相伴隨。其中，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拉開了當代中國思想解放的序幕，使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統一的基礎上，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課題。新時代新征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進一步解放思想、落實“第二個結合”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把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統一到新的思想坐標上來，堅定不移朝著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

　　三、批判教條主義和主觀偏見

　　除卻在傳播和發展的過程中通過民族化和時代化而不斷形成新的成果之外，正確思想的指導作用的發揮還有一個原則性的問題，即對它的合理對待和準確運用，尤其要避免將其教條化、形式化、經驗化、實用化等。也就是說，批判教條主義和主觀偏見，是思想解放的內在要求和應有之義。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以教條主義與主觀偏見的方式對待和運用馬克思主義，不僅極大地束縛了思想的發展，而且給社會變革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早在19世紀70年代，馬克思專門針對法國工人黨中的蓋得派、可能派、布朗基派之間的爭斗，特別是蓋得派憑借在口頭上承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實際上輕視具體的工人運動，樂于發表激進的革命空談的教條主義做法，發出了自己絕非這般“馬克思主義者”的怒斥。恩格斯則援引海涅的名言“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來諷刺當時法國的這些所謂“馬克思主義者”。

　　為了進一步回應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出現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讀，包括解決實際問題時的斷章取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的背棄、“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等，恩格斯在其晚年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書信等文本中，集中清算了這些教條主義的做法，直指它們的理論要害和實踐危害，即對工人運動的毫無裨益和根本無法滿足實踐發展的需要。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俄國，列寧不僅從理論上對以伯恩斯坦為代表的修正主義及其追隨者進行了嚴厲的批駁，深入剖析了他們以時代條件變化為借口，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所具有的適應性的做法，而且切入現實層面，通過與俄國教條主義者的斗爭，并根據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的分析，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時勝利論”的基礎上，系統闡釋了“一國勝利論”,用以指導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

　　?同樣，“第一個結合”的形成與提出，也是在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批判中完成的。大革命失敗后的一段時期，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中國共產黨內一度盛行“左”傾觀點，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將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占據主導地位。一些黨員死守“無產階級是革命領導者，農民只是工人階級的同盟的教條，一味照搬俄國革命中的城市暴動，熱衷于攻打中心城市，農村包圍城市等符合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的正確主張受到無端指責。經過實踐探索并深刻總結革命失敗經驗，中國共產黨開始清算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真正懂得了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肮降鸟R克思主義者，只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敝挥袑ⅠR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也就是和中國的民族特點與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及規律等完全恰當地統一起來，才能確保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當前，在繼續批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基礎上，“第二個結合”還要對它們的新的“變種”以及各種主觀偏見，包括關于“兩個結合”之間關系的局限性認識、對“第二個結合”的深刻內涵與重大意義的不充分理解、文化復古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傾向等，進行必要的反駁和系統的清算。

　　具體而言，理論界和思想界已經普遍認識到“兩個結合”的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但是同時存在忽視“第二個結合”的產生背景和實踐基礎、片面強調“第二個結合”本身存在于“第一個結合”之中、認為“第二個結合”過分抬高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地位等觀點。在有的人看來，中國具體實際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需要適應的國情條件，對中國國情的完整而準確的認識，須訴諸對塑造著它的中國文化和歷史傳統的把握。不可否認，上述說法揭示出“第一個結合”和“第二個結合”的內在聯結，但由于只是將兩者并列在一起，忽視了“第二個結合”的正式提出所處的歷史方位，而抹殺了“第二個結合”相較于“第一個結合”的重大理論創新和獨特理論意義。對此，應當進一步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系統梳理“兩個結合”理論史，從它們提出的不同時代背景和問題意識中，深入理解“兩個結合”之間的關系，從而呈現“第二個結合”的獨特思想解放意義。

　　與此同時，有一些人把個別重要表述，比如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革命實踐和歷史文化深相結合起來，從經典著作中完全抽離出來并據此得出如下結論：中國具體實際既包含了中國實踐所構造的實際情況，也包含了中國歷史所沉淀的文化傳統，故此“第二個結合”的內容已然存在于“第一個結合”中。上述說法的局限性在于，將“第二個結合”完全看作在“第一個結合”領域中的邏輯延伸和內容疊加。究其實質，從“第一個結合”到“第二個結合”,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關系的把握，實現了由“自在”“自發”到“自為”“自覺”的根本性進步；更是文明觀的決定性進階，它打通了中華文明道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間的連續性，讓中華文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以貫之，使之展現出不同于西方現代化及其文明形態的全新圖景。“第二個結合”作為在“第一個結合”基礎上的綜合創新與辯證創造，意味著“第一個結合”內蘊于“第二個結合”,而不是相反。

　　更有甚者，還有人錯誤地認為“第二個結合”的提出表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取代馬克思主義，成為主導性的文化形態乃至意識形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內核”與根本動力，而馬克思主義只是推動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外部因素。這種論斷是對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雙重謬解。事實上，自中華民族遭遇近代危機到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時起，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化及契合即已開始。彼此契合是有機結合的前提，習近平指出：“‘結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瘪R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是同一個文化生命體自我更新的不同表現。應當從全面確立和不斷鞏固文化主體性的維度，深刻把握“第二個結合”的思想解放意義，準確認識到它實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的全面解放。

　　不止于此，“第二個結合”思想解放意義的彰顯，還要高度警惕文化復古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所帶來的阻礙。這種偏向作為文化自負心態的集中反映，表現為對先進思想文化的絕對拒斥，進而形成假借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妄圖恢復傳統儒家文化或傳統道家文化的傾向，甚至出現把馬克思主義儒家化或道家化的奇談怪論。對此，要從弘揚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以及堅決反對“古教條”著手。一方面，基于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創新性特性，闡釋“第二個結合”的思想解放意義，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推動中華文明持久發展、永續繁榮；另一方面，深刻認識“滋生”文化復古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社會文化“土壤”,準確看到在民族復興的過程中由于歷經苦難而重新輝煌，既忍辱負重又如釋重負，從而出現由自信變為自負、唯我獨尊的傾向，積極改變、善于引導這種社會情緒，使人們更好地團結在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中。

　　四、研究與解決新的現實問題

　　審視構成思想解放的三個主要因素，不難發現，正確思想的指導是前提，批判教條主義和主觀偏見是手段，研究與解決新的現實問題則為結果及目的。這里的“問題”,并非一切要求回答或解釋的題目，而是需要研究并解決的實際矛盾和理論難題。要言之，“問題”等同于哲學上講的“矛盾”。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矛盾具有普遍性與客觀性，它是事物聯系的實際內容和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人的認識活動及實踐活動在根本上即為不斷認識并解決矛盾的過程。所謂“現實”,也絕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事實，而是事實與本質的辯證統一，而本質涵蓋對事物的基本屬性、固有特性、根本性質以及原始狀態等的根本性認識。相應之下，思想解放的主要組成要素中的現實問題，不能停留在一般的經驗層面上加以解釋，而應被理解為真正的時代課題，即表征著時代的主要特征及發展趨勢的主要現象和重大事件乃至理論動向。

　　誠如馬克思所言：“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泵總€時代都有屬于自己的問題，正確地認識、深刻地把握、有效地解決這些現實問題，能夠促進時代進步和社會發展。由此，只有站在思想解放所處時代的歷史方位，對歷史發展大勢和時代進步潮流做出科學研判與準確把握，進而正確提出、分析及解決真正的現實問題，明確并完成中心任務，才能深刻理解民族復興史上歷次思想解放的重大意義。

　　以“第一個結合”的提出和發展為例，它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都對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質與主要矛盾進行了深入分析，分別認識到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相繼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從而促進人民盡快富裕起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并開啟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根本條件、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等的基礎上，“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

　　隨著新時代新征程的開啟，習近平深刻總結出我們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民族復興偉業中得到的規律性認識，正式提出了“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進一步明確了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即“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同時把“兩個結合”界定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上述對時代課題的把握與對中心任務的明確闡述，將“第二個結合”提升到思想解放的層面，充分表明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無論是對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的認識，還是堅定歷史自信和增強歷史主動，抑或在文化傳承發展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都達到了新的高度。

　　文化貫通古今未來，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靈魂。研究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民族復興偉業這個現實問題，離不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文明的關系的理解。一方面，“第二個結合”把中國道路的開辟與發展，歸結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的積淀，既賦予了中國道路以更加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又厚植了它的文化根基?！暗诙€結合”使中國道路接通了中華文明發展史和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的文脈，使其充分學習并借鑒人類社會文明成果，在人類知識總和中深入汲取各種優秀思想文化資源，開創出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發展方向的新形態。另一方面，“第二個結合”讓中國式現代化展現出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全新圖景，彰顯出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文明的內在聯系，即賡續而非消滅古老文明、深深植根中華大地而非照搬照抄其他國家、作為文明更新而非文明斷裂的產物，從而準確抓住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找到同時符合具體國情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道路，“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邁向現代化樹立了典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

　　?提出并分析現實問題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它。在充分認識到“第二個結合”筑牢中國道路的文化根基的同時，還應看到它對于破解強國建設與民族復興偉業中所面臨的根本性問題的原則性指導和方法論作用。只有這樣，才能完整準確地全面理解“第二個結合”的思想解放意義。近代以來，如何更好地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系、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關系，如何有效地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一直困擾著中華民族。鴉片戰爭后，面對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悲慘境地，人們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由表及里追溯中華民族落后挨打的根源，最后落腳到傳統文化上，由此新文化運動興起，五四運動爆發。正是由于傳統文化自身不能解決中國的現代轉型問題，馬克思主義得以傳入中國并扎根、開花結果。歷史和實踐均充分證明，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時代化，深刻地改變了中國，重新激活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根本上挽救了中華文明。

　　不可否認，“第一個結合”中已經包含著對中國傳統文化重要性的認識。不論是以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中華民族新文化為使命，還是對待一切優秀文化成果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等，都表明其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超越“古今中西之爭”的努力。然而，過去并未明確把“第二個結合”擺到與“第一個結合”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一度在實踐上出現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極端損害行為。站在新時代的歷史方位，習近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有了更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進而正式提出了“第二個結合”,并且將它上升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原則的高度，使得“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新時代新征程，必須堅持“第二個結合”的根本要求，充分發揮其思想解放作用，在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持續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形成一批貫通古今、融匯中西的文明成果，不斷夯實中國道路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根基。

　　（作者系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教授，兼任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