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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中華民族向來尊重自然、熱愛自然，綿延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孕育著豐富的生態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有天人合一、生生之德、取之有時用之有度等思想，包含人與自然關系的覺解和可持續發展的樸素智慧。中國傳統生態智慧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植根的肥沃土壤，也是應對西式工業文明及其生態危機的有益思想資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思想在辯證吸取儒家、道家、佛家等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的生態智慧基礎上，實現對傳統生態智慧的弘揚傳承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對中國傳統生態智慧的辯證吸取和弘揚傳承。

　　弘揚天人合一 傳承生命倫理

　　中華民族傳統生態智慧中包含有天人合一、和實生物、道法自然的整體世界觀，包含萬物融通的生命倫理和生生之德的護生、愛物思想。《易經》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之說。《周易》天地人三才系統包含宇宙生命、氣化流行，陰陽變易、生息化育，過猶不及、避咎向善思想。《國語·鄭語》有：“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中國古人早就有多樣性統一是人與萬物生長和繁衍根本條件的認識，認為簡單同一不能產生新的東西。“和”是生命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原則，差異性、多樣性、豐富性才具有生機和活力。中國傳統文化在對自然界、社會和生命體驗中，具有差異統一、生態平衡的智慧覺解。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去同取和”，這對于反思當代西方現代性植根的實體本體論與同一性思維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不同于西方知識論傳統的主客對立、實體—現象的對峙，中國文化傳統以創造生成的整體世界觀，彰顯了活潑潑的生命流動世界，其中有天人交感、下貫上達的成王成圣之道，有逍遙遨游的自然之美，也有空靈的禪意生活。儒家有天道下貫為人性、人道自覺的仁學、內圣外王之道以及“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推恩原則，道家思想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思想，佛教有萬物有情、眾生平等思想。可見，中國哲學包含豐富的生態意蘊。在中國人對宇宙、生命的體驗中，在真善美的領悟中，人與自然的和諧是內嵌在中華文化傳統中的靈魂。

　　堅守人與自然和諧 弘揚傳統生態智慧

　　中華民族傳統生態智慧內蘊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思想，浸潤著“度”的智慧和順應自然、取用有節的發展觀。《周易》的自然生機主義思想以及倡導的中道、和合、中平意識包含著自然和人事方面在生成與創進中的適度原則。“度”關乎數量，但又不純是數量。“度”是大道化衍的內在原則，也是生命體驗的深刻智慧。“度”是對生命節奏的領悟。生命既是自然，也是人生。“度”是天人合一的互通，是不急不躁、不疾不徐、不卑不亢地順應生命、尊重生命，是有序、平衡、包容、協調，在生生不息的變易中貫通生命和解的智慧。以度的法則，來上達天道、下貫人倫日用，中國傳統文化涵養著節制有德、從容有度的生活方式和立身達人的飽滿精神世界。“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等話語表述了在人與自然關系上順應自然、取用有節的發展觀。中國傳統文化中飽含著保護環境、節制物欲、適度消費和可持續發展的樸素觀念以及生命體驗與意義覺解的智慧，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于世界的原創性貢獻。中國傳統生態文化和生態智慧，對化解西方人類中心主義和機械論構成的世界觀帶來的生態漠視危機，抵御現代西方消費至上、娛樂至死的精神虛無主義蔓延，具有清醒劑和解毒劑的功效。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要汲取中華生態智慧，在直面西式現代化“資本邏輯—擴張主義—環境危機”的難題中，超越工業文明，把中華傳統生態智慧以創新性的方式提升為當代生態文明。

　　借鑒生態制度 夯實生態實踐

　　中國傳統生態智慧也落實在保護自然的律令和國家管理制度中，體現在園林、水壩建筑以及日常生態行為踐行中。中國不少朝代有保護自然、保護環境的律令。

　　西漢劉向《說苑·指武》所記，據傳周文王所頒布的《伐崇令》規定：“毋壞屋，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秦代《田律》、唐朝《唐律》等都有保護生態環境的相關禁令。除了保護自然環境，中國歷史上還產生有保護生活環境的禁令。比如，《唐律疏議》規定：“其穿垣出穢污者，杖六十；主司不禁，與同罪。”中國古代很早就把自然生態保護的觀念上升為國家管理制度，設立山川林澤管理的專門機構，形成了著名的虞衡制度。虞衡制度經過秦漢時期，一直延續到清代。中國傳統生態智慧不僅體現在律令和制度的強制力層面，還滲透進中國人的日用起居生活中。其中既有“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治家箴言，也體現在住宅、園林、水壩的設計和建筑中。比如，蘇州園林的設計建設既充分彰顯了生態元素本身之美，又實現了自然和人為的統一，呈現出巧奪天工、渾然天成之藝術美。都江堰在建設上順應河流生態、保護河流系統，又實現了洪水的無害分流，是中國古人“遵循自然”的生態智慧杰作。上述政策法令、管理制度和行為踐行等，充分表明中國傳統生態智慧并不僅僅停留于理念和籌劃，而且已經落實在制度安排和日常生活中。生態智慧綿密滲透進中國人的生活，構成中國傳統對人與世界關系以及人的日常踐行的基本原則。盡管低碳經濟作為當代話語不可能躍入中國古人的眼簾，但是保護環境、綠色循環可持續發展在中國傳統生態智慧中已經以質樸睿智的話語表達出來了。中國傳統生態智慧中飽含著遵循自然、尊重自然、守護自然的精神。正是從中國傳統生態智慧出發，連西方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生態文明的希望在中國。比如，弗瑞亞·馬修斯對“中國能引領世界走向生態文明嗎”這一問題就給出了明確回答，她指出中國發展生態文明具有哲學根基上的文化優勢。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堅定文化自信、擔當使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兩個結合”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并明確強調要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覺、自信和自強在根本上關系著中國文化主體性建設。中國傳統文化內蘊天人合一思想、護生愛物、取用有節思想，作為中國人的原創性智慧，可以為當今世界走出西方工業化主導下的生態危機提供生態世界觀。中國傳統生態智慧的制度落實和行為踐行，對于新時代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乃至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都具有借鑒價值。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馬克思自由觀及其當代價值研究”（23FKSB005）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