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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最早見于商代的甲骨文、金文中，“藝”字為跽跪的人雙手捧持禾苗或樹苗栽種之形。《說文解字》釋：“埶，種也”，引申為技能、才藝，指精通、輔佐、成就某事的能力。儒家有“六藝”之說：一為禮、樂、射、御、書、數，一為《詩》《書》《禮》《易》《樂》《春秋》。“藝”是一個綜合性概念，它融技藝養成、修德進道等為一體，其創生與發展不僅在整體上奠基了中華民族循道篤實的人文品格，決定了中華文化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質，更塑造了中華民族博施濟眾、革故鼎新的精神品質，成為中華文明藝境和合的精神境界。

　　循藝篤信輔成生意

　　天人關系為中國哲學的永恒話題。傳統文化注重探究“天人之際”，古圣先賢為尋求天與人相接之處而追求不怠，其中，創造并推廣“藝”的范式最為質樸、切己。《詩經》有：“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贊美后稷能夠承接自然天道，創造耕種的樹“藝”，且無疆界區分，將此藝廣播于萬民，造福萬民，其德光大澄明、克配彼天。古人對樹藝的熏習，昭示了從無到有、踏實篤信的創生之德，彰顯了圣人借助天道而訂立人極、鍛造生存秩序的精神氣象。《論語》記載，南宮適問孔子，“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贊賞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躬稼乃順乎自然、訂立生存秩序之大德，這種奠基文明范式、生存式樣的境界，正是孔子所稱贊的藝道。

　　源自耕種、耒耜、稼穡等自然樹藝之“藝”，最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凝結為“博施濟眾”這個重要德行，成為中華倫理體系中處理天人關系的至高境界。《周易·系辭傳》中有“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表述，古人在游藝的過程中，觀照天地生生之德，參贊、輔成萬物化育。程顥言，“圣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即圣人順應天道參與萬物的生長，且設立具體官職，制定相應的制度來安頓自然、各盡性命。宋代理學家喜觀天地之“生意”，珍惜萬物表現出來的勃勃生機，且輔助、成就此生生之德，助益生命的養成、生長及變化、更新。藝的精神境界，正包含著此種順應自然之道而積極有為的天人觀，蘊藏著儒家“澤及草木”“化及鳥獸”“順物性命”等將天地萬物納入道德共同體的價值追求。

　　興藝樂學游藝進德

　　中華文明的精神境界是合于道的境界。中國古人認為，技藝近乎道，強調“下學而上達”，即通過技藝的學習興發、彰明萬物之道，來啟引、模塑與應然之道相和合的道德境界。誠如《禮記·學記》所載：“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即當個人技藝在長期艱苦學習鍛煉中達至游刃有余的程度，則意味著他已經超越了技藝的層面而達至合于道的境界。王陽明肯定通過誦詩、讀書、彈琴、習射等技藝的熏修，可以調習內心達至于貼合道的境界，且明確提出“藝者，義也，理之所宜”的觀點。程俊英則將游藝進德視為實學之所出，指出“士固有滯于藝而不聞道者，要未有不通于藝而遽高語道德者”。南朝經學家黃侃亦言，“人生處世，須道藝自輔，不得徒然而已也”，將通達技藝視為自然而然進德至道的基石。

　　儒家有“六藝”之說，將興藝樂學視作個體成才進德、締造境界范式的具體遵循和邏輯進路。孔子言，“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明確指出游藝為進德志道之良方，且不以才技為趨尚，而應以尋究其中的人文蘊蓄為旨歸，強調主體拳拳服膺、專一向往正道，通過日用游藝而體悟道，在日用倫常、熏習六藝中實現日新其德的境界追求。《史記·太史公自序》寫道“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即儒者玩味經義、修習德行、指導行為。《禮記·經解》明確闡釋六經之藝涵養人的德行、境界，如《詩》教人溫柔敦厚，《書》教人疏通知遠，《禮》教人恭儉莊敬，《易》教人潔靜精微，《樂》教人廣博易良，《春秋》教人屬辭比事。宋儒朱熹強調，當在熏習六藝中博其義理之趣。錢穆也講，“游于藝，不僅可以成才，亦所以進德”。

　　技藝的養成，需數次習練，踏實謹慎，具備敬、慎、畏的態度，方能精確無誤。對技藝的習練，締造了中華文明莊儉恭敬、謹慎踏實、君子時中的精神境界。周王朝教育體系中，周王官學要求掌握六種基本技藝，即五禮、六樂、五射、五御（馭）、六書、九數。《周禮·保氏》記載：“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意即通過六種技藝的嫻熟，形成個體的生存能力與道德境界。具體表現為，熏習五禮與六書，可明白尊卑際會之節，親疏隆衰之分，明辨是非、厘定得失、恭儉莊敬。習練六樂、五射、五馭可興發倫理道義、增進技藝、提升境界。熟習六書之法，可明古字體之所由，聲音所分之法，文言所闡之大義。學習數藝則可掌握度數與中庸之道。以是，“藝道”二字，在古往今來的連用中，積淀為中華民族文化建構中的德行追求，也成為中華文明道德境界的重要表征。

　　超越創造藝境和合

　　“藝”在中華文明精神境界中的特殊地位不僅囿于循藝、樂學、進德，更在于它構筑了華夏民族對宇宙、世界乃至天下的獨特理解范式：超越創造，藝境和合。《荀子》認為“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即君子役物而不役于物，表現的是既在其中又不受制于它的超越精神。具體而言，即個體之于自然，借助自然之功，通過技藝的探索與練習，創造出高于自然又與自然相和合的新生事物，奠定了中華文明革故鼎新的超越精神境界。如大禹之于天地、自然、人類具有創生萬物的超越精神，其治水的精神是與天地并列和合的精神。周公史無前例建構封邦建國的政治秩序和禮樂制度的文明秩序，彰顯超越創造精神。漢武帝“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既在唐虞三代之中，又立足現實據舊鑒新，與古之文明相和合又有區別，體現超越創造的和合精神境界。

　　修習技藝，應遵守物本然之理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來引導、創造，方可既超越物本身又與物相合，呈現在人文精神境界中即堅守道義可超越自我甚至生死。如鄭國賢大夫子產欲進行經濟改革，面對國人質疑，曰：“茍利社稷，死生以之。”孔子于春秋禮崩樂壞之際，傳承斯文，賡續文脈，盡己所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生以“郁郁乎文哉”的周德為追求，體察“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之道，并且堅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原則。

　　正是在這種講究經驗與技藝，可超越自我甚至生死的寬廣宏闊的精神境界范式下，中華文明形成了天下秩序建構的價值追求與精神境界，即天下為公、藝境和合。《周易》明確闡釋了修習技藝，關乎天文而化成天下的邏輯理路，“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以自然之文訂立人文，超越創造萬有，與天地為一。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契合孔子心中的敦和藝境，指向生存狀態、文明狀態的整體完善，體現了中華民族獨有的精神范式與藝境和合的境界追求。“藝”的理念與精神，也深刻體現了中華文明篤信、求實、成就的宏闊胸襟，連續、創新的無畏品格，統一、包容的開放胸懷以及和平、和諧的精神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