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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為持續推動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學術本色建設，加強新時代儒家思想研究闡發，中國孔子網特推出《尼山會客廳》訪談專欄，邀請專家學者，解讀儒家思想的智慧精髓，深入剖析儒家思想的時代內涵與當代價值，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近日，孔子——亞里士多德論壇成功舉辦，中國孔子網專訪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孔子研究院特聘專家，山東省尼山學者方朝暉，圍繞儒學與現代性、東西方哲學比較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中國孔子網】近日，孔子——亞里士多德論壇在山東曲阜召開，您如何看待孔子與亞里士多德在東西方哲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方朝暉：對于孔子，錢穆有一個說法，認為他是此前（孔子之前）兩千五百年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此后兩千五百年文化的創造者，因此是中華文明的一個樞紐。孔子在繼承三代文化的基礎上創造性的提出“仁”和“禮”這兩大概念，整部儒學史可以說圍繞著這兩大概念展開，如孟子沿著孔子仁學的路徑發展，提出一套注重內在修養的心性儒學，對宋明理學產生了深遠影響；荀子則沿著孔子禮學的路徑發展，提出一套注重外在規范的禮法學說，對漢唐經學產生了深遠影響。無論是漢唐時期的周孔之教，還是宋明以后的孔孟之道，孔子依然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孔子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的代表性符號。懷特海說：“整個西方哲學史是對柏拉圖的注腳”，我們化用一下，可以說整部儒學史是對孔子的注腳。

　　亞里士多德作為古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代表了他那個時代的最高思想成就，從這點來說和孔子有點相似。在亞里士多德去世以后，他所創立的阿卡德米（漫步學派）學園繼續存在了800多年。之后，在“黑暗的中世紀”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一度成為禁忌、湮沒無聞。直到13世紀，他的哲學才被托馬斯·阿奎那發揚光大，形成了后來統治西方哲學和神學思想的體系。在西方哲學史上，雖然各個哲學家的觀點有所不同，但總得來說可以分為柏拉圖主義者和亞里士多德主義者這兩種類型。正如詩人柯勒律治所說：“一個人要么是柏拉圖主義者，要么是亞里士多德主義者。”馬克思認為他是“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與柏拉圖注重超驗、神秘、直覺的特點不同，亞里士多德更為注重經驗、理性、邏輯，因此富有科學精神，對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促進了近代歐洲的思想解放運動，帶動了科學和哲學的發展。

　　【中國孔子網】您如何看待雅斯貝爾斯提出的“軸心時代說”，這一理論對理解人類文化和思想的發展有何重要意義？

　　方朝暉：“軸心時代”這個概念是雅斯貝爾斯在其著作《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的，指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覆蓋了我國的春秋戰國時期）這六百年的時間中，中國、古希臘、古印度、伊朗、以色列地區不約而同地出現了一大批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他們提出的基本思想決定了此后人類文明兩千多年的走向，至今依然影響著我們。這一說法最大的優點是突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觀念，將人類各大文明的思想置于同一尺度上予以客觀、平等的評價。

　　首先，盡管這一觀念被學界廣泛接受，但我們也應當認識到，“軸心時代”是一種理論假設，而非事實性概念；也就是說它是一種歷史哲學，寄托著作者的某種哲學理想，而非一個以“求是”為宗旨的純粹史學概念。其次，很多中國學者在使用這一概念時，往往忽略了這一概念的時代背景和歷史語境。再次，“軸心時代”強調一種“哲學突破”，認為這一時期與此前的傳統存在一種斷裂，這在某種程度上會遮蔽某些文明的特點，如張光直就更強調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突破”，相比于突破，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是主要的。

　　此后，史華茲曾寫過《超越的時代》與《中國的超越》兩篇文章，他雖不反對“軸心時代”這一說法，但用“超越的時代”來替換這一概念。他更為注重各大文明之間的差異，強調一種對現實的批判與反思的質疑，一種對彼岸世界的新的看法。同時，他也認為，“軸心時代”更強調與此前文化母體的斷裂性，“超越的時代”雖然也強調突破性，但并非是與之前的傳統斷裂。

　　近年來也有學者注意到了這一點，認為中華文明的演進是“連續性突破”，在周代那里已經達到了一個非常高的程度，突破了巫術宗教，提出了天命、德、民本等思想，對人類社會試圖做出理性化的解釋。許倬云即據此認為，周代的“天命”概念便是雅斯貝爾斯講的那種“突破”，早在殷周時期就已產生。

　　【中國孔子網】孔子與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有哪些共通之處，又有哪些顯著的差異？這些差異反映了東西方哲學的哪些不同特點？

　　方朝暉：孔子和亞里士多德一樣都重視個人德性的培養，西方20世紀70年代有一場德性倫理學的復興運動，而德性倫理學的源頭就是亞里士多德。很多學者認為從德性倫理學的角度去研究孔子，是非常好的進路。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比如德性倫理學關注行動者本身，也就是道德主體，而非行動，這與規范倫理學強調外在的道德法則、道德律令很不一樣，認為德性的培養是對一個人品格的完善而非強制灌輸。

　　具體說到不同，孔子講德性是在西周禮樂體系崩壞，原有的貴族世襲制度衰落的背景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貴族世襲這一不利于人才選拔和培養的制度而言，主要強調統治者自身素養的提升。因此，此后儒家幾千年都重視德性，倡導以德治國。

　　在西方哲學史上，認知主義一直是主流，盡管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被稱為德性倫理學，但在亞氏那里，這僅屬于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并沒有被放在最為核心的位置。換言之，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倫理學作為一門客觀研究德性的學問，是一門科學，他對德性實用價值的重視應遠不及柏拉圖。因此這種對德性的重視仍然是以認知為取向，而非以實踐為取向的。

　　中國古代的學問，如果以儒、道、釋三家為主體來看，都以求善為主要目的，第一是求善，第二是致用。所謂致用就是解決生活實際問題，一方面是每個人精神信仰、靈魂安頓、價值觀、人生觀的建設問題，另一方面是治國安邦，所以非常具有實用主義精神。這種求善和致用的精神，在人類很多文明當中都有，只不過各個文明在道路上可能不同，所形成的思想體系、意識形態以及宗教也有所差異。希臘人則獨一無二地把求是、求知發展到登峰造極，為了求是而求知，為了求知而求是。在希臘人看來，哲學是一切科學的方法論基礎。一直到20世紀西方哲學家海德格爾，仍強調哲學的智慧就在于它是“科學的科學”。這種求知、求是的精神往往擺脫了實用的生活需要。柏拉圖曾認為，建立關于美德本質的知識（科學），才可能真正擁有美德。但亞里士多德發現，關于美德本質的知識或科學（倫理學）未必有助于人們實際上建立美德，美德的建立需要實踐、需要修煉功夫。就像將一塊石頭往天上扔一萬次，石頭也學不會自動飛往天上。如果把人類的學問按照真、善、美三個領域來劃分，那么中國古代學問屬于廣義的求善類型，而西方哲學及人文社會科學屬于廣義的求真類型。這也是我在書中以“求是”與“求應”、“知”與“做”區分西學與中學的主要原因。

　　【中國孔子網】您在《中學與西學》一書中重新解讀了現代中國學術史，您認為中學與西學之間最大的差異是什么？隨著國際交流日益密切，我們應該如何加強中西文化交流，以促進不同文化間相互理解與共存？

　　方朝暉：在2022年修訂版的《中學與西學》序言中，我由此前用“做”與“知”來區分中西學術傳統的觀點，進一步認為可以用“實用”與“思辨”更能恰當地表述中學與西學的最大差異。今天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西文化的深入交流是大勢所趨。但我們進行深入的交流之前，首先得搞清楚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何在、共性何在？唯有如此，方能進行有效的對話，否則無異于雞同鴨講。

　　在我看來，西方文化很重要的一大精神根源就是古希臘哲學，而中國文化的精神根源無疑是儒學。因此，就要在古希臘哲學與儒學之間進行對比。古希臘文化以哲學為代表，其根本精神是求真、求是，后來發展成文史哲、法政經、物理化的現代西方學科體系，就是建立在希臘人求知、求是的基礎上，是一種典型的以認知主義為取向的學問。而千百年來占統治地位的中國傳統學問——儒學，或者更準確地說，以儒、釋、道為代表中國傳統學問則是建立在求善、致用的基礎上。用一個不太嚴謹的比喻來說，儒家或儒、釋、道學問與西方基督教為代表的宗教傳統更為接近，并不是一個以求知為根本追求的學問傳統。學問性質不同，所導致的分類方式、精神境界、思維方式自然不同，因此也完全沒有必要把中國傳統學問五馬分尸，強行納入以文史哲等為代表的西方學問體系中去，就像沒有人認為，基督教教義或佛教經典只有分解后納入文史哲等現代學科體系中去才是它們的出路一樣。

　　中西方學術及思想是可以相互碰撞、相互啟發甚至相互結合的，但這種結合不應當是以中國傳統學問的肢解為前提的。求知與求善，本來就代表人類歷史上兩種不同性質的學問傳統，沒必要混在一起，按同樣的方式分類和探求。基于此，我認為中學與西學的結合主要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假如你是一個科學家，非常愛好音樂。但你在從事科學研究的時候，則嚴格遵守科學的邏輯和方法；在演奏音樂的時候，則嚴格按照音樂的邏輯和方法。這樣，在實際生活中，這二者自然會在靈魂中產生碰撞。眾所周知，愛因斯坦非常熱愛音樂，是個小提琴家，但他大概沒有想過發明一套把音樂理論和相對論結合起來的理論體系。據說小提琴演奏給他的物理學研究帶來了靈感，這就是一種實踐意義上的結合。

　　再比如，牛頓在信仰基督教的時候，按照教徒的方式去祈禱；但在從事科學研究的時候，則嚴格按照物理學的方法論來做。牛頓認為自己從基督教信仰中得到了巨大靈感，激發了科學研究的熱情。不管他信奉的基督教是否有問題，但在實踐中，他的信仰對他的物理學研究產生了推動作用。這種結合不需要先在理論上搞一套把基督教和物理學結合起來的理論體系。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這些學科都是從哲學中分化出來的，都為求是、求知的精神力量所推動。同理，一個人如果信奉儒學，做好修身功夫，就會讓我們的心性更平和、胸襟更廣闊，對從事科學研究也有好處，這就是我所謂的實踐中的結合。

　　【中國孔子網】作為一位跨學科的研究者，您如何融合哲學、史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儒學？

　　方朝暉：我的專業是中國思想史，我是學哲學出身，哲學思辨方法一直深深影響著我對任何問題的思考和研究，至今是我做學問最重要的底色；來清華后受歷史學方法影響至深，使我放棄了以前哲學高于一切的學科傲慢，認識到歷史學嚴謹和務實的重要性。據我所知，中國思想史這個學科本來就是哲學和歷史學的交叉學科，一個人如果同時具備這兩個學科的知識背景，對其從事這一學科是有用的。

　　我從哲學進入思想史后，有一意外的收獲，即：使我進一步突破了哲學和史學的限制，對文化學、心理學、法學、社會學等其他重要學科也產生了興趣。當然我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鉆研，任何人也不能。我一直是圍繞著自己的興趣來研究我感興趣的問題，對所有學科的知識和方法采取唯我所用的態度。

　　我認為我的研究方法還是典型地體現了思想史學科的特點。那就是我最近總結的，這門學科以解釋為最高使命，而解釋以理解為基礎。所謂“解釋”，是指站在今人角度、基于現代視野，特別是站在全球不同文明差異的基礎上如何更好地理解中國文明的特質，其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是理解和解釋中國古代經典和思想。

　　因此，我試圖運用多學科的知識，站在全球文明的立場，圍繞儒學思想中自己感興趣、且有重要價值的內容進行深度解釋，從而揭示其意義。正是出于這樣一種動機，我覺得思想史學科的優勢是使我超出了個別學科的局限，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釋中國傳統思想、尤其是儒學思想。

　　【中國孔子網】您在《文明的毀滅與新生：儒學與中國現代性研究》一書中探討了儒學與中國現代性的關系。在儒學現代化的過程中，您認為應該如何做好傳統與創新相結合？中國學人在這個過程中應該如何尋找安身立命之基、內圣外王之道？

　　方朝暉：儒學作為中華文明的精神根基，盡管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以科舉制、宗法制為依托的制度性儒家早已解體，但曾經支撐它的文化心理結構依然支配著今天中國人的生活。基于這一點，我認為未來中國在社會整合方面與西方熱仍然有所不同，這主要表現為：治人而非治法，靠賢能而非制度立國，以倫理、德性為本而非以權利、自由為本。在核心價值上，仍然以仁、義、忠、信為主，而非以民主、自由、人權為主，當然并不排斥后者。因此，法治、自由、民主、人權等植根于西方社會歷史和文化土壤的價值，至少并不完全適合中國文化的習性。

　　未來的世界是一個多元現代性并存的世界，是一個文明多元化的世界。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形成一種有獨特價值和意義的、與西方文明表面上相似但本質上不同的新型文明。所謂表面上相似，是指它接受了西方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包括法治與民主、私營經濟、市民社會、教育和知識體系，其中包括個人自由、尊嚴與價值的確保，社會空間的自治與理性化發展，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與法治等等；而本質上不相似，則是指支配這個社會的基本價值仍然是中國式的，比如德、仁、義、忠、信、禮、孝等，這個社會中真正有力的東西仍然是人際關系，這個社會自我完善的主要任務仍然是“治人”而不是“治法”，這個社會主要安身的落腳點仍然是家庭以及人際圈，等等。

　　中國學人在這過程中的主要使命就是學統重建，所謂的學統是指一種獨立的學術傳統，包括一門學問所具有的獨特的運作邏輯、意義世界和研究范式等。我曾經寫過一本《學統的迷失與再造：儒學與當代中國學統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專門就這個問題進行過討論，認為學統的迷失導致學人們在學術的參與中找不到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感受不到來自無窮無盡的意義之源的永恒和價值。這就需要學者尊重“行業自治”，尊重學術自身的邏輯。

　　而要想改變這一點，我們需要注意到，儒學作為一種精神修煉傳統，它迥異于西方哲學的認知主義取向，主要是一種為己之學，需要我們對待經典和圣人言教能夠熟讀玩味、自化自得，并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踐履和貫徹。如此，經典就能夠融入我們的實際生活，與個人的生活實踐和人生意義發生連接，成為我們不竭的意義源泉。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本，才不會躁擾不安，迷失于聲色囂塵之中。

　　【中國孔子網】隨著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提升，您認為儒學在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過程中起到了哪些積極作用？我們應該如何更好地利用儒學這一文化資源，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方朝暉：首先，從歷史上來看，我們需要認識到，儒學雖然是產生于春秋末期齊魯大地這一特定時空的學說，但在其后2500年的發展歷程中不僅對于朝鮮、日本、越南等亞洲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還遠播域外，對于英、法、德、美等西方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就東亞儒家文化圈而言，儒學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東亞人民的文化習性，比如以德性為先，注重仁義忠信，愛好和平，顧全大局，勇于承擔責任等特點。就歐洲而言，在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中，萊布尼茨、伏爾泰、魁奈等人都信奉儒學，對于歐洲人沖破宗教束縛、君主專制具有思想解放意義；就美國而言，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儒學在美國發展迅速，產生了一大批對儒學進行系統、深入研究的漢學家和漢學著作，他們有的人甚至信仰儒學；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就是夏威夷儒學和波士頓儒學。這就說明了儒學并非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它也有普遍性的面向，能夠感動并影響到在不同區域、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不同人群。

　　儒學作為傳統文化的主要代表，既是中華文化的根與魂，也體現著中國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文化習性。因此，以恰當的方式將儒學的深刻內涵表達出來顯得尤為重要，這需要一批具有良好外語水平和跨文化研究能力的學者，對于中西兩種文化的本質區別都非常了解的人去著力推行。此外，儒學作為一種精神修煉傳統，作為一種為己之學，需要切切實實地在人們的言談舉止、行住坐臥中體現出來。這便要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做好修身功夫，對于經典能夠熟讀玩味、切己體察，對于自己能夠靜坐觀心、三省吾身。將這些功夫貫徹在日常生活中，一個人的氣象、風度、胸襟、境界自然而然能夠得到提升。如此，不言而喻，人們一靠近他就會有一種春風化雨的感受，自然是“近者悅，遠者來”。

　　總而言之，儒學的傳播一方面需要學者能夠深入把握兩種學術傳統的根本性差異，能夠將儒學的內涵恰當地表述出來；另一方面，這也是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身上把儒學給活出來，讓人一看就有君子風度、儒者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