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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書·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應該是“民本”一詞的源頭。這八個字可圈可點。“民”是國家的根“本”。“固”，在農耕文明的狀態下有安居樂業的意思，有生活資料充足的意思，還有精神世界穩定的意思。由于中國古代生產力較為落后，大家必須團結一心才能面對各種災難，所以，這種民本思想是時代的產物，我們是應該同情理解的。

　　先秦儒家經典重視民本思想的程度之高，同時期其他各家都無法比擬。“安民”“養民”“保民”“教民”“親民”“烝民”等說法及關心民生民瘼的思想，在儒家經典中，俯拾即是。這是孔子“忠恕之道，一以貫之”的精髓。孔子對“民”的問題十分關心，對“民”充滿了深沉的悲憫與關懷。但是，孔子出身貴族，有“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的思想，所以，《論語》中“民”的地位沒有《孟子》中的高。孟子的“性善論”其實也是包含了最底層的老百姓的，所以他給予了“民”最大的人格尊重和發展提升空間。孟子直指“民”為“天民”，是“天生烝民”，富有赤子之心，擁有“天爵”，并且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的重要思想，在中國古代產生了重大影響。

　　但是，孟子又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的觀念中，“士”與“民”是不同的。因此作為一個有智慧的統治者，就應該“制民之產”，這樣，“民之從之也輕”。真正的目的還是為了統治的穩定，說到底，還是馭民之術，或者說，這是一種很高明、很仁慈的馭民之術。

　　對待老百姓的這種態度，在中國持續1300多年，一直到北宋時期的張載提出：“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西銘》）張載依據《易傳》《中庸》，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道家、佛教的啟發，提出了由“天地之塞”“天地之帥”中誕生了“混然中處”的“吾其體”“吾其性”的觀點，因為我們人人如此，眾生平等，因此“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主張應聲而出。時至今日，張載的這個觀點一直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從北宋到南宋，雖然程朱理學的程顥、程頤和朱熹對張載的觀點多有美化、贊譽，但同時他們也是有批評的。可能因為張載是一位長者，而且是程顥、程頤的表叔，所以，他們的批評比較隱晦。

　　程顥的批評是：“《訂頑》（《西銘》的又一名稱）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于道無補也。”（《遺書》卷二上）在程顥看來，“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觀念脫離了孟子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差之愛的軌范，在現實生活的操作上，不利于社會的等差管理。這就是“于道無補”的意思。程頤的批評是：“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伊川文集》）楊中立就是二程的高足楊時，又稱龜山先生。“言體而不及用”，這是接著程顥“于道無補”說的；“恐其流遂至于兼愛”指的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觀點超越了儒家等差之愛的框架，已經進入了“無君無父”的墨子“兼愛”理論體系。“誠有過者”，這是程頤接著程顥的“窮高極遠”說的。朱熹的批評是很不講道理的：“以主上為我家里兄子，得乎？”(《朱子語類》卷九十八，第七十三條)“主上”，指的是皇上。“兄”是指的兄長，“子”指的是兒子。朱熹的這句話斷章取義，太扭曲張載的意思了。但是，正是這句話，反映了朱熹或者說整個程朱理學在現實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等級森嚴的態度。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之下，王陽明在其《拔本塞源論》中認為，我們每一個人，天生的就是與圣人一樣的，沒有什么不同。圣人一開始與我們凡人完全是一樣的，只是因為他們努力學習，惟精惟一，最后才成圣成賢。所以，只要像圣人一樣，真誠向善，我們人人都可以成為圣人。“夫圣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答顧東橋書》）很顯然，這個觀點當然受到了張載的影響。王陽明的意思是，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并不是先天帶來的。只要后天好好學習，樂善不倦，所有的人都與圣人無不相同。“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答顧東橋書》），以至于一切市井小人，山村莽漢，引車賣漿之徒，都可以通過知行合一，致其良知，達到圣賢的境界。陽明曰：“心之良知是謂圣。圣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茍能致之，即與圣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也。”（《書魏師孟·乙酉》）不論是所謂圣人、賢人還是愚人，大家都未嘗沒有良知的天性，只要積極努力，大家都可以煥發良知之性，皆可以成為堯舜。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和孟子“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的思想，真正打破了各種人等之間壁壘森嚴的阻隔，只要能夠“成其德行”，人人都可以成為堯舜，成為孔孟，為圣為賢。這是對中國自古以來民本思想的重大突破。

　　王陽明的良知之學認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具有天植的靈根，每一個人的胸中都懷擁著一個圣人的靈明。只是有的人自己沒有自信，沒有相應的自悟、自救、自成以及隨時隨地克治省察的功夫，自己就把自己給“埋倒”了。所以，在王陽明看來，良知之學完全是每一個人自己內心的事情。陽明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里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著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傳習錄》）堅守良知的準則，知是知非，都是自家良知的落實，善存惡去，這就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因此，只要真正志在圣賢，每一個人都有自悟、自救、自成的能力，落實在事事物物之中，自然成圣成賢。所以，致良知的功夫是我們自家的功夫，不是要去指責別人，一副真理在手，居高臨下的樣子。陽明說：“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奸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傳習錄》）不要以己之長，責人之短。我們不僅不能以圣人自居，而且要以愚夫愚婦的身份與人相幫相扶。致良知就是反省自己，對自己深度地克治省察。真正面對自己的“許多未盡處”，不斷凈化自己的靈魂，做足自己的功夫，自然而然就會感化他人。

　　王陽明的意思是，既然我們每一個人都具有天植的靈根，那我們每一個人的本心就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樂是心之本體”，樂更是良知的本體。朱熹在注釋《禮記·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的時候，首先引程頤曰：“親，當做新。”朱熹接著又說：“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四書章句集注》）先把程頤的觀點拿出來，作為理論的依據，然后論證自己為什么要把這個字讀作“新”。從這幾句話中，我們看到了朱熹真理在手，“推以及人”，要去教化他人“去其舊染之污”的心理狀態。但是，貫穿整個《王陽明全集》，一切理論的展開，都是以“在親民”為前提的。絕對不能讀為“在新民”。這是貫穿王陽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整個理論框架之中的靈魂。所以，“新”與“親”這兩個字的不同讀法，絕對不僅僅是兩個字的訓詁問題，而是不同時代，不同哲學立場，如何來定義人之所以為人的大是大非問題。從民本思想來說，王陽明給予了廣大底層老百姓充足的主觀能動性，從人性論上找到了老百姓不靠神仙皇帝，自己就可以自悟、自救、自成，致其良知，成圣成賢的理論基礎，同時也為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理想的實現奠定了各階層民眾能夠以誠待人、和睦相處的基礎。

　　在抵達圣賢的境界問題上，朱熹的路徑是：“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四書章句集注》）朱熹認為只有通過“道問學”，廣泛閱讀，飽讀詩書，受到系統的知識教育，最終才能一朝豁然貫通，就可以達到“尊德性”的境界。從民本思想的角度來講，朱熹事實上是在老百姓的面前設置了無法逾越的高山大壑。有鑒于程朱理學僅僅只是面對社會精英，完全沒有關注社會各階層廣大民眾的問題，王陽明提出了完全不一樣的成圣成賢之路。

　　在王陽明看來，“致良知”是內外兼顧之功夫，在當下考問，在事上磨練，達到了“定”的境界，同時勿忘勿助，克治省察。時時警覺，處處反思各種萌動的念頭。一旦遇到私心雜念，即刻自悟、自救，即刻端正自己的心性，回到端正誠愨上來。這里涉及兩個問題，一個是“必有事焉”。一定要有當下針對性，在具體的事務中錘煉自己；一個是勿忘勿助，不要被各種偏見、邪僻所牽引。王陽明用了一個下米煮飯的例子來說明這個惟精惟一的道理。整天在經典的字句里打滾，滿懷功名利祿，就像鍋里并沒有水，也沒有米，你卻在灶里面燒起柴火來，即使是鍋燒炸了，也不可能煮出米飯來。王陽明指出：“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傳習錄》）這里是在說，良知之心，本來就是虛空自然，沖漠無朕而又無所不知的狀態。它像太陽一樣本來沒有高高在上普照大地的本意，但是它的光輝卻無所不在，生生不息。致良知的功夫最大的障礙就是各種偏見、成見與私欲，所以，在很多情況下，整天在字詞句上打滾的人，還不如不讀書的人（在明代中葉，士大夫往往私欲橫行，滿口謊言，而且拉幫結派，得隴望蜀）。王陽明說：“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鉆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傳習錄》）王陽明在這里本來是在強調“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詠良知四首示諸生》）的良知之心的落實，是內心的慎獨之知，是無聲無臭、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基礎，并沒有反對聞見之知的意思。從民本思想的角度來看，王陽明把程朱理學設置在廣大老百姓頭上、無法逾越的高山大壑都搬走了。王陽明的意思是，我們不一定非要“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鉆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才能夠致其良知。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崗位上，只要惟精惟一、樂善不倦，我們都可以志在圣賢，去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王陽明認為，在一個美好的社會，農、工、商、賈，各行各業，各色人等，都可以“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此圣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答顧東橋書》）這就為廣大民眾找到了社會尊嚴和在社會工作中的地位，尤其是找到了每一個人能夠富有尊嚴地活下去的希望。由此可見，王陽明的良知之學使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是中國民本思想史上的一座豐碑。

　　（作者：歐陽禎人，系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