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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名臣、史學家司馬光一生清廉節儉，正道直行，嚴于律己，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學巨著《資治通鑒》《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司馬光生活的年代，社會風俗日益變得奢侈腐化，人們競相講排場、比闊氣，奢侈之風盛行。為使子孫后代避免蒙受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和侵蝕，司馬光特意為兒子司馬康撰寫了《訓儉示康》，以教育兒子及后代繼承發揚儉樸的家風，永不奢侈腐化。

　　《訓儉示康》先寫司馬光自己年輕時不喜華靡，注重節儉，現身說法，言真意切。接著寫近世風俗趨向奢侈靡費，講究排場，與宋初大不相同，列舉了李文靖、魯宗道、張文節三人的節儉言行加以贊揚，指出大賢的節儉有其深謀遠慮，而非侈靡的庸人所能及。進而引用春秋時御孫的話，“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從理論上說明“儉”和“侈”所導致的必然后果，使文章更深入一層。最后連舉六名古人和本朝人的事例，又以正反兩面事實為據進行對比，說明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儉能立名，侈必自敗。末尾以“訓詞”作為結束語，點明題旨。全文說理透辟，有理有據，旨深意遠，反復運用對比，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

　　司馬光的《訓儉示康》帶給我們怎樣的啟示呢？

　　第一：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在司馬光看來，節儉不僅是一種生活態度，更是一種美德，奢侈不只是一種陋習，更是一種罪惡。節儉是一切美德中最大的德，奢侈是一切惡行中最大的惡。司馬光精心選取了六位古人及一名當朝者的成敗榮辱事例，耐心細致加以點評，作為史學大家，他善于以人為鏡，以史為鑒，用深邃的歷史目光觀照現實，指出尚儉崇廉，是事業、人生的福祉，而奢侈縱欲，則是敗家、喪身的禍端。

　　儉之為德，由來已久。上古堯舜之時，就對節儉的作用給予高度肯定。相傳虞舜曾稱贊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大禹為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吃粗米飯，喝野菜湯，穿粗布衣，住茅草屋，為后人所稱道。春秋戰國時期，在生活觀念上幾乎一致“尚儉”。老子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他認為，節儉自持，是富裕安康的前提條件之一。孔子也主張溫良恭儉讓，把儉看作是人的五種美德之一，強調以節儉為本，“禮，與其奢也，寧儉”。墨家更是進一步提出了為人為政都要節用的思想：“圣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還提出了適度消費的理念，倡導在衣食住行中加以貫徹。秦漢以后，人們普遍接受儒、墨兩家的觀點，二十四史中對于能夠節儉的人物大加稱贊，隨處可見。《后漢書·吳祐傳》稱“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所謂“四行”，是指“敦厚、質樸、遜讓、節儉”。節儉為“四行”之一。

　　優秀的品質總是如影隨形。節儉往往會催生廉潔，而廉潔亦會提高威望。為官者把儉樸和廉潔的關系理清楚了，節欲戒奢，戒奢從儉，以儉養廉，也就掌握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法寶。因此古時官吏的升遷考核，常將能否“節儉”作為一項基本內容。

　　第二：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中告誡后人，由節儉轉入奢侈是容易的，由奢侈轉入節儉就很難了。這句話反映了人們在物質生活條件改變后心理和行為上的適應性問題。當生活環境改善，享受更好的物質待遇時，人們往往會很快適應并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品質；相反，當生活境遇變差，需要削減開支、降低生活水平時，由于已經習慣了較好的物質享受，不僅心理上難以接受，行為上也可能會產生抗拒或不適，轉變回節約生活方式頗具挑戰。所以，奢侈一旦成為習慣，要想糾正絕非易事，必須付出巨大的努力。習慣了好的日子，就再也不愿適應艱苦的歲月。

　　我們對欲望既不能禁止，也不能放縱，對過度的乃至貪得無厭的奢求，必須加以節制。如果對自己的欲望不加限制，過度地放縱奢侈，沒能培養儉樸的生活習慣，必然會使自古“富不過三代”的說法成為必然，就必然會出現“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的情況。

　　第三，成由勤儉，敗由奢。

　　國之興莫不由于勤儉，國之亡莫不由于奢靡。勤儉使國家興盛，奢侈使國家衰亡。

　　春秋時期，戎王派使者由余去見秦穆公。秦穆公聽說由余是個賢士，就向他請教：“我常常聽人談論圣人治國之道，但沒親眼見過。請問先生，古代君主使國家興盛和滅亡的原因是什么？”由余回答道：“臣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意思是說：我曾經聽說勤儉使國家興盛，奢侈使國家衰亡。秦穆公聽了，不高興地說：“我虛心向你請教興盛之道，你怎么用‘勤儉’二字來搪塞我呢？”由余說道：“我聽說，過去堯雖身為天下之主，卻用瓦罐子吃飯、飲水，天下部落沒有不服從他的。堯禪位于舜，舜開始講究起來，用精雕細刻的木碗用餐，結果諸侯認為他太奢侈了，國內有13個部落不服從他的號令。舜禪位于禹，禹則更加講究了，制作了各式各樣精美的器皿供自己享用，奢侈得更加厲害了。結果國內有33個部落不聽從他的號令。以后的君主越來越奢侈，而不服從號令的部落也越來越多。所以我才說勤儉是興盛之道，奢侈是敗亡之源。”這一番話說得秦穆公連連點頭稱是。此后，唐代詩人李商隱根據這個故事，寫了一首《詠史》。詩的前兩句是：“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后來，“成由勤儉破由奢”演變為“成由勤儉敗由奢”，并作為諺語流傳下來，以此告訴人們，勤勞儉樸有助于事業的成功，貪圖享受則會帶來嚴重的惡果。

　　歷史上無數事實證明，勤儉治國必得善果，驕奢淫逸必遭禍端。秦穆公因信奉“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的理念，為后來的統一打下了堅實基礎；漢文帝崇尚節儉，力戒奢侈，遂有“文景之治”；隋文帝力除侈靡之風，“務從節儉，不得勞人”，使隋朝迅速強大。窮奢極欲導致身死國滅的教訓亦是屢見不鮮。夏桀、商紂亡于奢靡無度，荒淫暴虐；秦始皇興建阿房宮，豪華蓋世，終為楚人一炬；隋煬帝沉迷于燈紅酒綠，不理朝政，下場是身首異地。

　　司馬光對物質生活的態度令人感嘆。他身居高位，卻清正自守、克己奉公，人的物質觀往往就是他的價值觀，最能反映其人格境界和做事方式。司馬光所處的時期，經濟繁榮、天下承平，士大夫們沉迷享樂，競相以奢華為榮，而司馬光獨能保持頭腦冷靜，居安思危，此家訓既是誡子，亦是表白自己不與世人同流合污的清慎品格。據《宋史·司馬康傳》記載，司馬康成年后，為人審慎儉素，為官清廉方正，“途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為司馬氏子也”。可見，司馬光言傳身教、身體力行，后輩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皆有其節儉清廉之風。

　　司馬光的《訓儉示康》雖為家訓，然其蘊含的深刻道理，當超越一家一族之界限，成為天下人潤養官德、砥礪修身的警世恒言。做人當以儉為本、以儉為美、以儉為上，為官要正世風、政風、民風，當先正家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