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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圍繞著“成人之道”即理想人格的培育這一命題，系統勾勒出關于理想人格的內涵要求及獲致方法的宏大思想圖譜。在這個過程中，智、仁、勇是理想人格的“三達德”，有恥、知恥成為形成光輝德行的路徑共識。

　　恥是基于價值判斷的情感表達。“恥”，古形作“恥”，《說文解字》釋義為“辱也。從心，耳聲”。明代《六書總要》進一步詮釋：“恥，從心耳，會意，取聞過自愧之意。凡人心慚，則耳熱面赤，是其驗也。”可見，“恥”從詞源學本意上可以解讀為一種羞愧、屈辱的情感狀態。“聞過自愧”則意味著，這種情感通常是在自身行為、思想發生偏差后，被動或主動反思、省察的一種內在反應。從這個意義上講，恥感是一種可以推動人們自覺親善遠惡的道德情感。

　　早在殷商時期，古人就開始將恥感與過失相連。《尚書·說命下》記載：“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商朝初年輔佐成湯的伊尹自我反省，認為自己身為國相卻不能輔助君王成就堯舜盛業，內心的羞慚如同“撻于市”的恥辱。這種知過而愧的狀態就是早期的德行萌芽。先秦時期的儒家學說就有著強烈的恥感取向，并將其看作是士大夫獲得理想人格的基礎。《論語·子路》講：“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孟子·盡心上》則進一步以“恥之于人大矣”道出了存養“羞惡之心”的必要性。從此，恥正式上升為一種德行。隨著時代的發展，“恥”在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中倫理化，在融入國家命運中政治化，強調國恥與養民知恥成了士大夫治國平天下的道德自覺與使命擔當。

　　“恥”作為一種情感表達，帶有鮮明的社會性。這種社會性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恥感來自個體反思自我行為與社會規范要求的差距；二是恥感來自他人對自身過錯的評價。這就意味著，對于社會化存在的人來說，偶然情形下的“聞過自愧”并不等同于恥德。個體通過對倫理道德的學習，逐步構建起與歷史條件相適應、與社會規范相協調的理性且穩定的價值評判標準，以此指導自身選擇、校正言行偏差，如此才可稱為由恥感到恥德的升華。換言之，恥德是一種融合了理性與情感的美德。

　　有恥則能有所不為。確定價值判斷的依據，明了修身當以何為恥，這就成為一個關鍵環節。以儒學為主流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主張崇德向善，所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即是在強調以善為榮、以惡為恥。那么什么是善德？隨著時代發展，儒家學派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孔子提出“仁、義、禮”，到了宋代已擴展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一不斷豐富的道德體系中，前七德都是對道德的一種肯定性把握，而最后的“恥”則是從否定角度，強調對不孝、不悌、不忠、不信、不禮、不義、不廉等言行要有羞恥之感。朱熹講：“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一旦人明確了道德判斷的標準，具備了這種“聞過自愧”的羞恥感，他就能時刻遵從道德底線，守牢道德堤壩。

　　基于恥感這種重要價值，如何教化引導百姓既知所貴又知所恥，就成為治國安邦的一個重要議題。孔子認為教化百姓重在教化人心，教化人心則重在明辱知恥。雖然刑罰與德教都有這一功能，但因其從他律和自律維度入手，因而顯示出不同的教化效果。“政”的強制、“刑”的處罰只能讓民眾心生畏懼，而不能得到民眾的情感認同，更談不上民眾會自覺地踐履。相反，若以“德”的引導、“禮”的熏陶來教化民眾，他們不僅能夠明了所貴所恥，還能在情感上認同外在規范，消除自我主體性與規范客體性之間的距離，進而自覺格正言行，共同塑造安定和諧的社會秩序。這就是康有為所說的“風俗之美，在養民知恥”。

　　鑒于為政者在社會管理中的關鍵作用，這一群體除了要注重以知恥教育百姓，更要做好恥德的自身修養功夫，以身示范。因此，龔自珍言：“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一方面，君子要做到言行一致、謹言慎行。儒家對為政者的言行提出明確要求，《論語·憲問》講：“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公冶長》講：“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這些都表達了君子應以花言巧語為恥、以崇尚實干為榮的思想。另一方面，君子要淡泊物欲，以國為重。《論語·里仁》講：“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為政者，應當精忠報國、傳承道統，如果立志求道但又以吃穿簡陋為恥，這種人自然不值得與其為伍。這就間接提出了對官員儉以養廉的要求。為政者只有守禮、行儉、知廉恥，才能有節操、不茍取。

　　知恥后勇以求超越。儒家對恥的理解絕不止于教人反思過去之錯和正確選擇當下之事。《禮記·中庸》講：“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這里的勇作為一種提升道德人格、追求道德生活的精神力量，除了表現為個體不懼困難的主動擔當，還彰顯在個體通過自我革命實現人格完善。這種自我革命的道德起點就是恥。恥作為一種道德情感，一方面會讓主體在受辱之后表現出一種尷尬不安之心；另一方面又會喚醒不甘沉淪的自我，促使主體主動對人格結構和能力本領進行完善，避免自我再度陷入“恥”之困境。歷經歲月洗禮，這種知恥而后勇的品格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基因血脈中，成為鼓舞個人自強不息、激勵民族團結奮起的強大精神力量。歷史上，勾踐臥薪嘗膽、蘇秦頭懸梁錐刺股等就是知恥后勇的典范。

　　知恥可以激發人們見賢思齊的熱情。恥作為一種主觀意志，其產生原因除了“聞過”還有“不及”。如果主體為自己設定一種理想境界，但自身努力后，其結果與理想境界確有差距時，就會產生挫敗感進而危及自我認同。荀悅講：“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恥，欲比于下故知足。”相比于知錯就改，這種比德求善德的認知維度更加高級。孟子講：“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不把不如別人看作是羞恥，又怎么能趕上他人呢？從這個角度來說，修煉理想人格應當“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