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儒家思想現代化的全面闡發——2024衡水·董仲舒儒家思想學術研討會綜述
來源：中國孔子網作者：劉璐璐 2024-11-12 14:29
2024年11月2日-3日，由政協衡水市委員會主辦，衡水學院承辦，中華孔子學會董仲舒研究專業委員會、中國實學研究會、河北省董仲舒研究會、河北省高等學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董仲舒與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學董仲舒國際儒學研究院協辦的“2024衡水·董仲舒儒家思想學術研討會”在河北衡水召開。來自全國各地以及韓國的120余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并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交流和研討。本次研討會的內容主要聚焦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于經學智慧與王道秩序
董仲舒作為漢代經學家，通過援引陰陽五行理論，建構了一整套以天道為基礎的王道秩序。這其中有從精神層面進行的價值觀念的建構，也有對社會秩序的安頓。因此，關于董仲舒經學建構邏輯的學理分析以及對其所包含的經學智慧的掘發一直是董仲舒研究的熱點之一。
上海交通大學的余治平教授指出，董仲舒“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天道信仰乃至我們整個民族的精神認同建構出了一個牢靠的學理根基，貢獻卓著”。他認為，國家宗教是需要人為制造對天的尊重與敬畏之感，董仲舒通過災異說使君王保持戒懼的態度，成功改造了陰陽五行的知識體系，同時詮釋了國家信仰發生的原理和要求。董仲舒還建構了“一”、“元”的本體論結構，引申出最高上帝、絕對存在和終極價值。他所謂的“一”，指的是萬物的起始，存在于世界之中；“元”代表了天地萬物創生、化成自己的基點，蘊含著原初、根本之義，呈現著時間政治的開端，國家宗教的教主則取法天道，受命應天。
山東大學的葛荃教授與蒲業虹副教授基于政治學的基本理論，分析了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論貢獻。他們認為，董仲舒樹立了天的神秘性的至上權威，將天的權威與君主結為一體，從而完成了政治合法性的論證，另外還以“天譴”說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君主。在董仲舒那里，天是具有內在秩序的運動體系，規范著社會政治關系和統治者的政策原則。他運用陰陽學說，提出了德刑兼備、以德治為主的思路。董仲舒建構的天人合一的理論框架不僅促成了儒學從民間學術上升為國家政治意識形態，而且將儒家思想體系化。這對我們的啟示就是理論研究要具有跨學科的視野。
衡水學院的李奎良教授著重分析了董仲舒關于社會制度的設計。他認為，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治國方略的理論依據，其中的大一統理論是董仲舒社會制度設計的總綱，包括政治大一統與文化大一統兩方面。具體到官員培養、選拔和任用制度方面：董仲舒建議在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庠、序；責令地方官歲舉兩位人才；朝廷對人才考察后量才授官。在官吏的財產管理方面，官吏不能兼小利、與民爭利。就經濟思想來說，董仲舒的調均政策有助于實現無大貧亦無大富，進而達到社會的安定。
河北師范大學的秦進才教授探討了董仲舒“正誼明道”思想在宋代以后的政治實踐與影響。他認為，以朱熹將“正誼明道”思想納入《白鹿洞書院揭示》為標志，其政治影響便開始了。這主要體現在：有些皇帝提倡“正誼明道”，用于激勵臣下，要求臣下將此作為從政的行為規范，他們通過納入殿試策題、提寫匾額、撰寫詩詞等舉措將其轉化為統治思想；另外，有些官員也積極傳播、弘揚“正誼明道”思想，用于教育參加科舉的諸生。
衡水學院的魏彥紅教授認為，陰陽與五行觀念是董仲舒思想的重要源泉和理論支撐。董仲舒在論述五行思想時，將五行觀念比附政事與官職，根據木、火、土、金、水五行設置司農、司馬、司空、司徒、司寇五個官職。這些官職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平衡促進。這就表達了政權機構內部權力要相互制約，否則就會導致腐敗。應當說，制約平衡是防止腐敗的有力手段。
山東大學的徐慶文教授探討了董仲舒對《春秋》“夷夏”觀念的發展。他認為，董仲舒將地域和種族層面的夷夏觀念拓展到倫理道德層面，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夷夏的對立和排斥，將“夷夏之辨”轉化為“夷夏之變”。主張“愛及四夷”，逐漸用道德、禮義感化夷狄，為“大一統”格局奠定了理論基礎，為“大一統”的政治統治提供了實現途徑。
二、關于歷史文本與思想變遷中的董仲舒
《春秋繁露》作為漢代公羊經師董仲舒的一部傳世文獻，是后世學者在研究中能夠直面董仲舒的重要依據。由于后世的流傳及時代的影響，《春秋繁露》能否全面還原董仲舒的真實形象是學者們首先要探討的。因此，關于《春秋繁露》及其他董仲舒相關文本的參校考證、辨析以及版本歷史源流的考察，一直是研究董仲舒思想不能繞開的問題。
中華書局的張繼海副總編基于文本編校的需要，細致考證了董仲舒“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的說法。他通過對比考校文獻，得出結論：記載董仲舒“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的文獻有《史通》、《太平御覽》學部中引自《漢書》的文字、《藝文類聚》的獸部、《太平御覽》百谷部和獸部引自《鄒子》的文字。可見，董仲舒“乘馬三年不知牝牡”一事至少有《漢書》和《鄒子》兩部古籍作了記載，隨后被唐宋的其他古籍轉述和引用，只不過《漢書》中的相關記載在流傳中脫去和佚失，同時《鄒子》的記載也未能流傳下來，這對正確理解這句話造成了困難。
衡水學院的曹迎春教授探討了《春秋繁露·執贄》篇中蘇輿所言的闕文問題、先秦贄見禮問題以及“暢、玉、羔、雁”四種贄禮問題。她認為，根據董仲舒對士、庶人的看法推斷，《執贄》篇未寫士、庶人之贄未必就是闕文，而是有意略去。因為贄不僅是等級符號，同時也是一種道德象征。具體來說，天子所用之“暢”，即“鬯”，為酒中極品，用于通天降神；玉的種類主要包含圭、璧，用于朝聘、祭祀、隨葬、盟誓；羊具有豐富的道德品格，為吉祥的象征；大夫所執之雁為鴻雁，而非家畜之鵝，是人倫的象征。
衡水學院的王文書教授系統考察了《春秋繁露》一書在唐宋時期流傳與刊刻的過程。他認為，魏晉時期，《春秋繁露》由董仲舒說《春秋》事得失的一百二十三篇匯總而成。至隋唐其中的部分文獻亡佚，變為十七卷本。到北宋時期形成了兩個版本系統：三十篇十卷本、八十篇十七卷本。后樓鑰和胡矩合作利用胡矩萍鄉刻本和潘景憲藏本相互參校，后由樓椝刊刻，形成江右計臺本《春秋繁露》，成為后世《春秋繁露》的母版。
通過思想變遷考察董仲舒亦是董學研究的重要視角之一。韓國啟明大學的金基柱教授以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思想為背景，指出了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不僅僅是儒學官學化的推動力量，還在漢朝治國理念的轉變中發揮了主導作用。他認為，董仲舒克服了法家和黃老道家的局限性，試圖通過文化整合實現超越血緣關系的“公的世界”的統一，除了依靠基本的統治術之外，還應形成克服人們異質性的文化認同感，進而實現大一統的政治局面。
三、關于思想史折射中的董仲舒
從中國思想史的脈絡來看，在傳統儒家的經學建構中，董仲舒的歷史形象具有不同的面向。尤其是在晚清以后，受時代變遷的影響，一些經世儒者對董仲舒權威的樹立或者思想的新詮釋，在某種程度上都折射著思想背后的某種價值觀念與現實關懷。
四川大學的特聘教授王瑞來從天譴論的視角探討了董仲舒思想作為精神資源在宋代的運用及其對宋代政治的影響。他認為，董仲舒被宋人納入到儒學道統之中，并將其著作上升到儒學經典的高度，賦予了董仲舒的經典無可置疑的權威性。董仲舒的天譴論思想也成為宋人的主要理論資源。宋代士大夫闡釋董仲舒的天譴論，既體現在限制君權、革新行政的政治層面，以求由威嚇帶來恐懼并希望君主產生良性互動，也體現在對傳統儒學經典的闡釋上。
上海師范大學的樊志輝教授在詮釋康有為《春秋董氏學》的基礎上深刻探討了“現代性經學”的問題。他認為，“‘現代性經學’是特指儒家基于經學智慧和經學思想對‘現代性問題’的回應而完成的經學敘事。”《春秋董氏學》的基本思想要義是建立在儒家經典的詮釋下完成自己的思想敘事，經學敘事的底層邏輯是“問題”，內在旨歸是王道秩序的建構。這是現代性經學書寫的嘗試與開啟，可視為“現代性經學”的典范與路標。我們由此也可以看到現代性經學敘事的思想空間：“現代性經學”表達的內容與方式、經與學的思想邊界、克服這一限制的途徑以及發展的可能路徑。
河北大學的程志華教授提出，不同于其他有關董仲舒的人性論性質的研究，牟宗三的分析是以他的人性觀為判準和前提的。牟宗三基于“理性”和“材質”兩種視角、“順氣”和“逆氣”兩種理路分析了董仲舒人性論的展開步驟。他從“用氣為性”與“用理為性”兩個視角分析了董仲舒人性論的性質，最終將其定位為“氣性”未能透，“理性”未沾邊。程教授認為，董仲舒的人性論對其本身具有著“名理”的內在分析和“政教”的外在要求。而牟宗三的人性論變化了視域，放棄了“政教”的外在要求，將“氣性”擴展為“理性”視域。
同濟大學的曾亦教授認為，熊十力在清代公羊學之后，基于革命思想的影響對漢代春秋學重新判教，呈現了抑董仲舒揚何休的態度。具體來說，熊十力對孔子的定論：早年之教為小康學派；晚年讀《易》有革命思想，而倡天下為公之大道，即寄望于庶民階層，消滅統治階級，廢除私有制。熊十力認為，就《公羊》三世說而言，董仲舒之三世說為倡君恩臣義之論，而何休之三世說與《禮運》天下為公為一義。因此，他批評了董仲舒為帝制辯護從而背離了孔子晚年的真精神，表彰了何休保留了孔子的口說傳統，體現了孔子學說的革命傾向。
四、關于董仲舒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與轉型
“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儒學在董仲舒所構建的理論體系下以經學的形態展開，不僅意味著儒家文化為華夏民族提供了一套價值系統，同時也意味著儒家思想成為國家治理的理論依據。在傳統與現代的交匯之際，中國傳統文化一直面對著如何自處的困境，甚至當代學者依然要承受現代性沖擊的余波。作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關鍵人物的董仲舒，其思想價值一直處于爭議之中。對董仲舒儒家思想的現代轉型的關切就顯得尤為必要。這也是儒家思想在學理上呈現內在價值的應有之義。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吳光研究員認為，傳統民本思想的關鍵在于實行仁政德治。董仲舒的限民名田、不與民爭利主張都是民本思想的重要體現。只有傳承與弘揚傳統民本思想的精華，才能真正做到“心系民之憂”“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
韓國高麗大學的申昌鎬教授論述了董仲舒知識官僚培養與治國方式及其現代意義。他認為，董仲舒的建議使國家社會的體制與秩序得以整頓，在人才培養方面逐漸形成更為嚴密的制度。董仲舒的知識官僚思路主要是圍繞《春秋公羊傳》并通過陰陽五行學說展開的，所提出的治理方式主要包含以教化為核心的人性恢復教育和以“富之”為核心的民生福祉經濟觀點。對照董仲舒的觀點，我們應深刻反思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六藝在科技文明社會應以何種方式實現。
蘭州大學的王涵青教授基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論思考當前農業倫理的困境與可能轉向，做了“系統耦合”的工作。在此過程中，她轉化了董仲舒的話語對象，即由上位者轉為具有善性可成之中民之性的普羅大眾。她認為“無論就天道（形上）或人道（倫理）內涵，均可以仁道貫穿并以陰陽二‘氣’基礎界面為媒介，與四維結構進行系統耦合，充實與修正‘時’、‘地’、‘度’、‘法’四維結構之論述。”
河北大學的敦鵬教授從分配正義角度解讀董仲舒的“調均”思想，并以現代性的視角反觀董仲舒分配理論的價值與局限。他認為，差等性是董仲舒分配正義思想的基本邏輯，以差等的邏輯指向平等的理想。董仲舒關于分配的思考，體現了他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包含有平等的觀念，這與現代社會的平等觀念也有相契之處。但是，此種對平等的追求在理論上面臨困境、在現實中可能會造成“平等”對“自由”的侵犯。要真正的實現正義，就要使各階層“各得其所”。
以傳統滋養現代化，以馬克思主義資源激活傳統是實現董學轉型的另一視角。
中國海洋大學的陸信禮教授認為，董仲舒以“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觀念為基本內容的德教思想對新時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這兩者都代表了各自所處時代的價值共識，應該摒棄其中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違背的內容，比如與“平等”觀念的違背。相契合的精華內容則需根據時代要求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和創新性的發展，比如“義”為“公正”的資源，“信”為“誠信”的資源。
德州市委宣傳部董子研究院的沙金雙與王慶祥認為，必須以“兩創”方針為指導挖掘董子文化中的時代內涵。他們提出，應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有揚棄地予以繼承，使董子文化中最基本的核心要素與當代價值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將董子文化研究與中國式現代化相結合，著重從董仲舒思想與共同富裕、生態文明、社會治理模式、社會生活目標、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五個大方面開展研究。
五、關于儒家思想及其現代化
20世紀以來，隨著經學的瓦解，儒家思想開始遭遇基于現代性標準的批判與擇取。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中國哲學的研究范式也開始確立。持續一百多年的古今中西問題最終導向的上世紀末展開的“中國哲學合法性”討論。而這一省思所指向的更深層次的問題即是儒學現代化。此次會議就對此也給予了多視角的關注。其中既包含了對儒家價值觀念的挖掘和探索，也包含了關于儒家在當代背景中的形態考察。
蘭州大學的陳聲柏教授提出，經學研究是“中國哲學界對中國哲學內在價值與中國學術自主性進行反思與回應的產物”。儒學的現代化應從傳統經學中獲取滋養。經學不僅是中國哲學“中國性”的價值之源，也是中國哲學研究的史料。但是，在現代性背景中重提經學，必須先厘清經學所指為何。他認為，經學的含義分為：狹義經學、廣義經學、“經典之學”。“研究經學要持有開放的心態、采取多元的立場、培養跨學科的眼界。”除此之外，他還提出三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經學在現代社會如何調整？“經典之學”是否拒斥作為意識形態的制度“經學”？以及研究儒學多元視角之間的關系。
山東大學的黃玉順教授在儒家文化的層面主張現代的儒者應當積極探索儒家文化的現代形態。他認為，儒家文化是儒家所倡導或認可的生活方式的表現形式。從共時性的角度看，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禮。從歷時性的角度看，儒家文化經歷兩種不同歷史形態。新文化運動針對的是皇權帝制時代的儒家文化形態，而不是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因此可以說新文化運動只是掃除了儒家腐化的部分。伴隨著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當代儒者也應當追求以周孔、孔孟之道為實質的現代性的儒家文化形態，以尋求現代性訴求的民族性表達。
山東大學的楊朝明教授指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是儒學，文明中國的“中心”在孔子，《論語》承載了傳統中國人數千年的文化理想。古代就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須把握孔子智慧，了解《論語》精義，與今天中國的具體實際有效融通、有機結合，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體來說，在尊重和繼承歷史文化基礎上損益前行；培養精英，喚醒自覺，以明德引領風尚；從立志開始，遵道而行，樹立規矩意識；扎根孝悌，培養愛敬，知使命，勇擔當。
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的陳寒鳴教授認為，儒學具有一種能夠適應社會發展同時又不斷創新的內在生命力，是內外無二、本末一貫的實學。儒學現代化的關鍵也在于重振儒學的內在生命力，并根據當代中國的生產生活實踐開辟儒學的新路。主要包含三個方面：基于對當代中國社會生產生活實踐的體認，調整、轉換儒學的生長基點和思想內容；將儒學作為一種重要的傳統資源投置到當代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將儒學融通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次會議的宏論還有很多，比如張晚林、杜運輝、王琦、霞紹暉、張宏斌、深川真樹等知名專家學者圍繞儒家之天、中國文化主體性、經筵進講、三統說、漢朝國族意識、類觀念等的研究，以及諸多學者以跨學科、跨領域的視野對董仲舒儒家思想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研究，茲不一一贅述。
董仲舒儒家思想現代化的全面闡發，不僅推進了董學研究的學術進程，也助力了董子故里——衡水市地方文化、政治經濟的發展。從董學研究來看，其基礎性研究已顯成熟性趨勢，如何激活董學資源，使董學智慧真正走向中國的思想舞臺逐漸成為董學研究今后要解決的問題。董仲舒研究范式是否會在“傳統文化熱”、“經學熱”的持續中實現新的轉型，尚待董學研究的后續發展。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衡水學院董仲舒與傳統文化中心）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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