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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張在《論語·子張》中具體闡發了其老師孔子“尊賢而容眾”的教誨。總覽文本，孔子的“尊賢”言論主要集中于其對歷史人物的評論，共涉11篇29章，論及的先賢有唐堯、虞舜、后稷、大禹、商湯、武丁、泰伯、虞仲、周文王、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周武王、周公旦、齊桓公、管仲、柳下惠、少連、令尹文子、寧武子等，言語之間表達了對他們的深深敬意。其目的很明確，就是試圖為世人樹立效法典范，以期挽救時代頹勢。

　　圣君層面，如盛贊唐堯“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泰伯》），以為當下君主塑造遵從天道的膜拜圣像。這個“天道”，就是孔子自己解釋的“政者，正也”（《顏淵》）、“（舜）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衛靈公》），以德服人；“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泰伯》），當政者只竭誠為民而絕不為己。具體表現則為“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泰伯》），自己吃得壞、穿得爛、住得差而全力造福百姓。再如稱贊“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憲問》），靠埋頭苦干得天下，進而禮贊泰伯“三以天下讓”（《泰伯》），“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季氏》），屢屢主動禮讓天下甚至不惜餓死，認為他們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微子》）的典范。其無疑是力圖能以這些先賢做榜樣，對當時頹風有所警示。孔子同時還以這些先賢“不念舊惡”（《公冶長》）勉勵爭位者放棄個人恩怨而共謀太平，如此則就會像先賢一樣“求仁而得仁”（《述而》）、“民無得而稱焉”（《泰伯》）、“民到于今稱之”（《季氏》），最終贏得民眾的永久懷念而名垂千古。他還高度認同堯舜的公平公正（《堯曰》）、商湯的代民罪己（《堯曰》）、商王武丁的謹守孝禮（《憲問》）、周武王的任人唯賢和舉逸寬下（《堯曰》）等具體執政措施和行為，無不有為當時國君樹立樣板之意。與之相對應，孔子還樹立了個別歷史反面形象，如夏代君主羿和奡靠武力逞強而身死名滅（《憲問》），用以警示當政者唯以德立國方能長久。

　　臣子層面，孔子最為尊崇的是輔佐圣主成就偉業的先賢。這方面他心目中的偶像一是周公旦，一是管仲。孔子曾感嘆自己“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他對輔佐周武王統一天下并代少年成王執政而制定典章制度的周公旦崇拜程度可想而知；稱“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憲問》），將不以武力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的管仲置于至高的“仁人”地位。其次是尊崇恪守臣道的先賢。如盛贊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行為“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在對魯大夫柳下惠“為士師（大法官），三黜”而不去“父母之邦”（《微子》）的行為深表肯定的同時，斥責“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位）也”（《衛靈公》），為柳下惠的多次被罷免而鳴不平；更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的楚相令尹文子視為“忠矣”（《公冶長》）的人格代表。另外，《論語·微子》還記錄了伯達、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人之名，雖未見孔子評語，但從稱其為“周有八士”，便知也當是孔子師徒推崇的先賢。從如上評論不難看出，孔子對當時各國宮廷犯上作亂頻發現象充滿焦慮，并為阻止亂象而不斷樹立正面歷史典型，以感化時人，將政治關系轉化為了一種倫理自覺，不免體現出其浪漫的理想色彩。當然，孔子推崇恪守臣道并非是主張臣子一味地“愚忠”，他的理想政治是明君賢臣式的“君臣義合”。他不但認為只有當政者“為政以德”才能“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而且回答魯定公之問時大膽直陳“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的君臣倫理對偶論。因此，孔子稱頌殷紂王時的微子、箕子、比干為“殷有三仁焉”（《微子》），還對寧武子的行為發出了“其知（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長》）的由衷贊嘆。如此，孔子對歷史人物的評論中，又蘊含了“監督”思想萌芽，形成了對后世影響頗大的士人文化傳統。

　　值得注意的是，凡涉人物評論，孔子都非常嚴謹，既反對道聽途說，更反對想當然。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道聽而涂（途）說，德之棄也”（《陽貨》），“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驗證）矣”（《衛靈公》），認為評人必經調查研究。尤其對社會一邊倒的人物評論，孔子特別警覺，提醒出現此類現象更有必要對其原因作深入考察，所謂“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衛靈公》）即是。具體到對歷史人物的評論，雖因孔子“述而不作”致不易見到他的具體研究過程，但作為“信而好古”（《述而》）的歷史文化巨人，他既然自信“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八佾》），比夏商后裔對各自祖朝的歷史還清楚，其對每位所評歷史人物的相關文獻，一定是了如指掌并做了系統研究的。由“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衛靈公》）的自述可證，孔子通過系統研究，確實發現了古文獻中不少存疑之處。如將唐堯、虞舜等“傳說人物”確定為歷史上實有，必是經過了自己去偽存真的辨析與判斷；將后世長期爭論的是叛國還是棄暗投明的微子定性為仁人，也必定是掌握了更為翔實的“內情”文獻。子貢曾轉述孔子觀點，認為“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子張》），更是在對歷史真相深入研究基礎上，對后代惡評殷紂王之文獻的質疑辨析。因此，孔子評論歷史人物的前提依據都是信而有征的。

　　更為可貴的是，孔子已認識到了人的不完美性和歷史局限性，并認為偉大不等于完美。基于這一認知，孔子對歷代前賢的評論，并不一味歌頌，而是采用了兩分法與整體論的統一，既歌頌其功德，又指出其不足，并整體尊崇。如在歌頌堯舜遵從天道的同時，又認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憲問》），“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雍也》），不僅質疑堯舜完全自我制約而使全體民眾安享美好生活實際上很難真正做到，還認為即便是單單惠濟全民一項，也僅可作為美好的理想目標未必能夠完全變為現實。這是一種求是精神，并不影響堯舜的偉大和孔子對他們的崇敬。更為典型的例子是對管仲的評論。孔子對管仲極為尊崇而稱其為“仁人”，但同時又批評他“之器小哉”“焉得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八佾》），認為如此一分為二又合二為一才是一位完整的管仲，這一評論頗具辯證法因素，亦符合人性實際。對作為政治人物的管仲而言，其尤為嚴重的人格污點是“認仇作主”。舊主公子糾被齊桓公所殺，管仲不但沒有從死，反而轉輔殺害舊主的齊桓公，因此常遭時人詬病，就連孔子的學生們也對此不斷發問（《憲問》）。而孔子則以“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憲問》）作答。合并統觀《論語》孔子對管仲評論的四章內容，至少發現三點：一則孔子是懷著真誠的禮敬之心評論管仲的；二則“仁人”不等于完人，應“愛而知其惡”（《禮記·曲禮上》），但更要“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看其大節而寬容小疵；三則政治人物的大節是什么？孔子認為就是人民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綜上可見，“尊賢”思想貫穿于孔子評論歷史人物言論始終。既敬古圣先賢之偉大，又知人各有不足，并以“薄責于人”（《衛靈公》）“無求備于人”（《微子》）的包容和良善心態，“樂道人之善”（《季氏》）。這既是孔子心目中“至矣乎”（《雍也》）的最高美德，也是值得今人汲取的孔子智慧。

　　（作者：徐正英，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