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賦詩引詩的邊界與特征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曾鴻雁 2025-02-24 09:53
無論是推崇“實錄”的中國古代史家，還是追求“據(jù)事直書”的西方“蘭克學派”及其后世學者，都將“真實地記錄”視作歷史著作的最高標準。然而，后現(xiàn)代史學認為歷史著作中“絕對客觀的歷史真實”并不存在。雖然后現(xiàn)代史學理論中的偏激觀點已被擯棄，但是正如學者所言，“史料或者說歷史事實要說話，靠的是歷史學家將它們編排為有機的整體……通常我們要求于一個歷史文本的，是要它傳達歷史的真實……然而，由真的陳述構(gòu)成的整體畫面，卻難免有片面和歪曲的嫌疑……在歷史學家針對某一個主題選擇史實時，可能有著主觀性和自由度，其間也并非就全然沒有帶有一定強制性的約束……從這一點出發(fā)，在謹慎得多的意義上來討論歷史學的客觀性，才是一條可行的途徑”（彭剛《相對主義、敘事主義與歷史學客觀性問題》）。
當我們謹慎討論歷史學客觀性時，需重新審視《左傳》賦詩引詩這一經(jīng)典問題。傳統(tǒng)賦詩引詩的研究重點在《詩經(jīng)》。《左傳》僅作為堅實可靠的歷史著作，被用來論證春秋時期《詩經(jīng)》采錄、結(jié)集、傳播、運用等情況。這些研究成果忽視了《左傳》的書寫活動對賦詩引詩的影響。換言之，《詩經(jīng)》具體詩篇在《左傳》中的實際使用情景不盡相似。作為先秦文獻材料，《左傳》賦詩引詩有各自的材料適用界限，即所謂“文本邊界”。
一
綜合諸家統(tǒng)計，《左傳》賦詩引詩文本共157條。這157條賦詩引詩與《左傳》之間的關聯(lián)，可由表及里劃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是《詩經(jīng)》篇目在《左傳》中屬于國君、卿大夫、貴族女性或樂工創(chuàng)作吟誦的賦詩，還是君子或春秋時人發(fā)表言論時引用的引詩。33條《左傳》賦詩文本按照使用情形可分為創(chuàng)作《詩經(jīng)》篇章的“造篇”和吟誦已有《詩經(jīng)》篇章的“誦古”。賦詩者均為春秋時人。124條《左傳》引詩文本根據(jù)引詩者身份可分為君子引詩和春秋時人引詩。春秋時人引詩依據(jù)其在敘事中的功能，又可細分為闡述觀點、判斷形勢、表明心跡和作出預言四種類型。
第二層是不同類別的賦詩引詩文本，與所屬歷史事件之間的關聯(lián)性。賦詩中創(chuàng)作《詩經(jīng)》篇章、引詩中君子引詩與闡述觀點的春秋時人引詩，均與所屬歷史事件存在一定程度的疏離。相對而言，賦詩中吟誦已有《詩經(jīng)》篇章，引詩中判斷形勢、表明心跡與作出預言的春秋時人引詩，則與所屬歷史事件聯(lián)系密切。
第三層是不同類別的賦詩引詩文本，與《左傳》書寫重點之間的關聯(lián)性。《左傳》所載史實以齊桓公去世（僖公十七年）和晉楚第二次彌兵之會（襄公二十七年）為界，可分為三個階段。《左傳》在書寫這三個階段的歷史事件時，其書寫重點并不相同。賦詩中創(chuàng)作《詩經(jīng)》篇章的“造篇”和引詩中的君子引詩，不受《左傳》書寫重點制約。而賦詩中吟誦已有《詩經(jīng)》篇章的“誦古”和引詩中的春秋時人引詩，均受到《左傳》書寫重點的影響。尤其是朝聘盟會等儀式場合的賦詩，是《左傳》書寫晉楚爭霸的關鍵敘述因素。同時，春秋時人引詩的文本數(shù)量與《左傳》全書言論數(shù)量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性。春秋時人引詩數(shù)量隨時間推移而逐漸增加，符合《左傳》后期重點書寫卿大夫言論的特征。
綜上所述，賦詩中的“造篇”和君子引詩，不僅與所屬歷史事件聯(lián)系松散，而且也不受《左傳》書寫重點的制約。賦詩中的“誦古”和春秋時人引詩均受《左傳》書寫重點制約，但與所屬史實的關系較為復雜。不同類別的賦詩引詩在《左傳》中的具體適用情境并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論。
二
春秋時人引詩和吟誦已有《詩經(jīng)》篇章的春秋時人賦詩，均在不同程度受到《左傳》書寫重點與所屬歷史事件的制約。
《左傳》書寫重點對這兩類賦詩引詩的制約，關鍵在《左傳》三個階段的文本書寫重點并不相同，呈現(xiàn)明顯的書寫轉(zhuǎn)向。具體而言，齊桓公去世之前（隱公元年至僖公十七年）重點記述鄭莊公小霸和齊桓公稱霸。齊桓公去世至晉楚第二次彌兵的階段（僖公十八年至襄公二十七年）重點記述晉國和楚國對中原諸侯國的爭奪，即所謂“晉楚爭霸”。二次彌兵后至魯哀公欲去三桓（襄公二十八年至哀公二十七年）重點記述各諸侯國的內(nèi)憂外患。吟誦已有《詩經(jīng)》篇章的春秋時人賦詩，就與《左傳》第二階段重點書寫的晉楚爭霸關系密切。而《左傳》第三階段沒有明確的歷史主線，書寫重點是諸侯國內(nèi)憂外患。此期卿大夫言論數(shù)量急劇增加，春秋時人引詩數(shù)量也隨之激增。因此，作出預言的春秋時人引詩與《左傳》其他預言共同以“預言—應驗”的因果邏輯，記述春秋后期紛繁復雜的歷史進程。
所屬史實對這兩類賦詩引詩的制約，體現(xiàn)為《左傳》記述具體史實時不可或缺“誦古”賦詩與春秋時人引詩。換言之，賦詩中吟誦已有《詩經(jīng)》篇章，引詩中判斷形勢、表明心跡與作出預言的春秋時人引詩，都是《左傳》記述歷史事件的有機組成部分。春秋時人“誦古”賦詩始于秦穆公送晉文公回國奪取國君之位前夕（僖公二十三年），結(jié)束于吳師破楚國都時申包胥去秦國請求出兵援楚之際（定公四年），與《左傳》記載晉楚爭霸的時間段重合。同時，“誦古”賦詩及時生動地呈現(xiàn)出長達百年的晉楚爭霸情形。如《左傳》第三階段書寫重點由爭霸轉(zhuǎn)向內(nèi)亂，但第三階段仍有6條“誦古”賦詩涉及晉楚爭霸，反映晉、楚兩國爭奪鄭國臣服以彰顯霸主地位的最新進展。又如，作為依附霸主的小國國君或卿大夫在盟會聘問等場合“誦古”賦詩再得體，也改變不了小國不從晉就得從楚的附屬地位。何況“誦古”賦詩不當，會為本國招來災禍。而判斷形勢、表明心跡與作出預言的春秋時人引詩，則是《左傳》記述具體歷史事件時必不可少的敘述要素。闡述觀點的春秋時人引詩雖與所屬史實之間相對疏離，但也是歷史事件的敘述因素。
此外，賦詩中的“造篇”雖頗具文學史料價值，但數(shù)量過少且與所屬史實聯(lián)系松散。君子引詩則完全不受所屬史實制約。剝離具體史實中的君子引詩，并不影響《左傳》所載歷史事件的完整性。值得一提的是，君子引詩和闡述觀點的春秋時人引詩，其言論內(nèi)容是相對獨立的道德觀念和治國原則，如“忠”“信”“任人唯賢”“施惠于下”等。
三
以《左傳》賦詩引詩作為個案，可知《左傳》在記述歷史事件時包含三種敘事結(jié)構(gòu)，分別是：單純記述歷史事件；以歷史事件為引子闡述觀點；拋開歷史事件敘述而重在評價時人時事。這三種敘事結(jié)構(gòu)或單獨或組合出現(xiàn)，加之“預言—應驗”的敘事邏輯，以及數(shù)量眾多的君子和春秋時人言論，使得《左傳》的書寫活動呈現(xiàn)出龐雜繁復卻有條不紊的特征。
同時，君子引詩和闡述觀點的春秋時人引詩，其言論闡發(fā)了諸多獨立完整的道德觀念和治國原則。它們體現(xiàn)出《左傳》“言事相兼”的書寫特征，即《左傳》不僅詳細記述史實，還載錄眾多言論。尤其是道德觀念和治國原則，是君子和春秋時人面對政治社會不斷動蕩總結(jié)出的生存經(jīng)驗與政治智慧。春秋早期周王室逐漸喪失統(tǒng)治權(quán)、春秋后期霸主制度不斷崩潰。針對這樣的現(xiàn)實情形，《左傳》書寫者借春秋時人和君子之口為歷史事件提出合理解釋、為動蕩現(xiàn)實尋求應對之道。正所謂“古之圣王，欲傳其道于后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后世子孫，欲后世子孫法之也”（《墨子·貴義》）。《左傳》載錄君子和春秋時人的言論，延續(xù)了前人將“春秋”文本用作國子教育的悠久傳統(tǒng)。
要之，《左傳》盡可能周密全面地載錄春秋時期多樣的歷史細節(jié)與豐富的時代觀念。正是這種對歷史事件的多維展現(xiàn)、對古人觀念的詳盡記錄，使其成為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經(jīng)典文獻。
（作者：曾鴻雁，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
編輯：董麗娜
文章、圖片版權(quán)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quán)請聯(lián)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