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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主刑輔”是中國古代重要治理理念之一，強調治國理政以道德教化為主，刑罰懲戒為輔，兩者相互配合補充，共同發揮治理功用。“德主刑輔”理念發端于西周、成熟于西漢，并被之后歷代統治者遵循踐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演化為一種重要治理模式，在歷代實踐中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社會經濟上的厚生養民。《尚書·大禹謨》有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善政、德政，就是以民生為重、心系天下蒼生。可見，重視民眾生計、使百姓生活富足，是中國傳統“德治”思想的價值追求。

　　縱觀古代治理實踐，厚生養民的“德治”目標貫徹始終。漢初為恢復社會經濟穩定，奉行“無為而治”，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田租起先十五稅一，較前代什一稅的慣例已大為減輕。漢文帝時改為三十稅一，還一度予以免除。漢景帝以后，三十稅一成為定制。唐太宗也曾對大臣說，“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明確指出民為國本，而農又為民本。因此他倡導藏富于民、損上益下。明太祖起家貧寒，深知底層百姓疾苦，極其重視民生。在其為政期間，因水旱災害減免各地田賦時常有之。明初商稅三十取一，務求簡約，過者以違令論，并且規定：凡嫁娶喪祭、魚蔬雜果、農器衣食等自用細物，俱免稅。至清康熙年間，賦稅減免范圍和力度堪稱空前。如康熙五十至五十二年間，清政府決定三年之內對全國所有省份輪流進行免稅，普惠天下生民，共享盛世繁榮。康熙同時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丁銀”總數作為定額，此后新增的人口不再征收錢糧，所謂“盛世滋丁，永不加賦”。

　　總的來看，中國古代歷代王朝多能實施授田墾荒、鼓勵農耕、輕徭薄賦、賑災濟貧、節省開支、裁抑兼并等舉措，促使物質生產得到極大發展。中國歷史上太平盛世的出現，正與統治者較好實施厚生養民政策直接相關。

　　司法審判上的矜恤慎刑。刑罰雖不可廢，但亦不可專恃為治。面對秦法嚴苛繁密，漢高祖入關與百姓約法三章，革除暴政。漢文帝有感于緹縈上書，不忍殘害罪人肌體，下詔廢止肉刑，廣開自新之路。唐太宗觀覽針灸圖，以人體五臟咸附于背，乃令今后不許笞杖犯人脊背，恐致傷命。他還曾親審罪囚，暫放犯死罪者還家，限定明年秋季自行歸獄。結果死囚個個依期回來，聽候處決，唐太宗將他們全部赦免。

　　中國古代司法制度亦顯示出鮮明的“恤刑”色彩。歷代法律都對老幼病殘婦的判刑有所減免，保障罪犯的一些基本權利。司法實踐由于儒家道德的融入，注重預防犯罪與教育感化，突顯宗法倫理色彩。北魏時期出現“存留養親”的法律條例，為后世沿襲。明清以后，司法審判程序日益完善，發展出多種形式的錄囚會審制度，對有疑點的案件進行復查，對死刑的復核尤其嚴格慎重，旨在減少冤假錯案。

　　精神文化上的崇儒重教。“德治”不只是追求足衣食，關鍵還在興教化，從某種程度上講“化民成俗”正是中國傳統治理的本質訴求與最高目標。孔子認為道德教化能恒久深入人心，故而對待民眾主張先富后教。董仲舒以教化為治國大務，力主“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建言“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在其倡議下，漢武帝建立太學，設五經博士，講授儒家經典。他又令地方開辦郡國學，構筑起從中央到地方的儒學教育體系，為后世承襲。漢代經學大盛，漢宣帝曾召集諸儒于石渠閣討論五經異同，稱制裁決，進一步統一了儒家學說。漢明帝即位之初，臨辟雍行養老之禮。漢章帝同樣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辯論結果進一步鞏固了儒學的主流官學地位。

　　兩漢地方官也在基層民間極力推廣教化，朝野上下，崇儒重教蔚然成風。唐朝以來，中國古代歷代王朝開設科舉、整理典籍、興辦學校、崇祀孔子，儒學傳播至周邊國家，在東亞范圍內形成獨特的文教傳統。漢學、宋學迭代而起，理學、心學順勢而興。明清之后，在政府和民間力量的雙向推動下，儒學社會化的趨向明顯加快。時至今日，傳統儒學經過近代以來的改造與轉換，已然內化為國家治理可資借鑒的深厚本土資源。

　　“德主刑輔”理念與實踐塑造了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品格氣象，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對國家權力構成一定的規范制約。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里，“德治”與“天命”相配，“民心”則是“天命”的具體顯現，這就促使民眾的意愿成為政權存續運作的合法基礎與評價標準。“德治”生發的“天理人心”觀念，賦予了中國傳統政治以人文關懷和理性底蘊，由此規范國家權力，整飭社會秩序。在此意義上，“德治”雖與中國古代專制政體相適應，但同時又對國家權力構成一定道德制約，警示古代封建統治者不斷改革弊政，維系國家政治持續平穩運行。

　　彰顯了民眾在國家政治結構中的主體地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以“天下”為觀照，注重保全人群整體的生存需求與生活價值，承載著對生命延續的關切和尊重。“德治”與“民本”互系，強調民眾是國家的根基，民生安定關乎政權穩固，“得民心者得天下”。相較后來西方社會所標榜的公民權利表現形式，傳統中國尤為致力于保障民生利益的切實實現，人民群眾對于國家治理的根本意義愈發凸顯。

　　為“德治”向“法治”的轉換搭建了溝通橋梁。中國傳統治理固然具有固化等級秩序的一面，刑罰也大體被當成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強力工具。但與此同時，著眼民眾共同利益的“德治”思想中也包含著倫理性、全民性、公平性及公共性特質，凝結著對制度化、體系化“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展現著“先天下之憂而憂”“以天下為己任”的濟世擔當。這些要素穿越文明時空，在近代以來的世界格局變遷與社會轉型中又被發揚光大，內化為中國國家治理從傳統“德治”邁向現代“法治”的歷史基因與現實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