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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談一些感想。我早就知道荀學專家左藤將之教授的大名，但是一直沒有結識的機緣，今天是第一次見，非常高興！今天這里在座的還有路德斌教授，他也是荀學專家。除了這兩位荀學專家之外，在座的其他人，包括我自己，也多多少少研究過荀子。當然，我們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可能有所不同。我在2015年出版過一本書，是研究正義論——制度倫理學的，那是教育部的一個課題，書名叫作“中國正義論的形成”，副標題是“周孔孟荀的制度倫理學傳統”。 其中，荀子所占篇幅的最大，為什么呢？因為：就中國正義論的形成來說，荀子是集大成者，也就是說，到他這里，中國正義論就基本定型了。所以，我對荀子思想高度重視。研究中國思想和儒家思想，不談荀子是不行的，因為他是一個樞紐性的、承前啟后的人物。

　　今天聽了佐藤教授的報告，我談幾點想法。

　　一、荀學的詮釋方法問題

　　左藤教授的報告，主要觀點是：過去人們所說的荀子和韓非子之間的關系，其實是不存在的。報告主要是從兩個方面來論述和論證的：一方面，荀、韓之間并沒有具體的師生關系；另一方面，從思想上來講，荀、韓之間也沒有繼承關系。

　　后面這個方面，報告主要是從人性論的角度來考察的，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當然，先秦諸子的人性論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例如，報告說，諸子所持的“趨利避害”的人性論，并不只是荀、韓兩人才持有的，因此，不能從他們兩人都持有這種人性論來證明他們之間具有師承關系。但事實恐怕不完全是這樣，其實，先秦諸子并不是都認為人性就是“趨利避害”。例如孟子就講，“趨利避害”這樣的本性，“君子不謂性也”；這就是說，孟子認為，“趨利避害”這樣的“形色天性”，不能稱為“人性”，因為這其實是動物性。這就是儒家講的“人禽之辨”。當然，左藤教授也有自己的理由和證據，而且也是有啟發性的。

　　但我更關心的是方法論的問題。從方法上來說，左藤教授主要運用的是考據的方法，包括文獻的考證、文字的訓詁。例如，報告談到《史記》記載的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認為這個“事”字不能講成“侍”，即不能講成學生對老師的侍奉。這是一個獨特的角度和解釋方式。不過，我可能不會同意這個解釋，其他學者可能也不會同意這個解釋。當然，左藤教授有他的根據，有他的材料方面的證據。

　　報告的總的方法，是一種“史學”之下的“思想史”的方法。但是，我和左藤教授的研究方法有些不同，關注點也有些不同，我可能會更哲學化一些。我不了解臺灣那邊的學科建制是怎樣的，但是就中國大陸來講，左藤教授這種研究方法，應該不是哲學這一塊的，而是屬于史學那一塊的。我不知道左藤教授是否了解這個學科體制。“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包括臺大的哲學系，也有一些學者這么做，他們的研究方法也不是太哲學，更多的是思想史的方法。在學科體系上，這兩者是有嚴格的區分的。當然，我不是說那種方法不對。我自己雖然是做哲學的，但我也不太區分這兩種方法。我自己對荀學的研究、對儒學的研究，是希望能夠將這兩者結合起來。我在一些文章里提出了對于“中國哲學史”的做法的不滿意，就在于他們完全忽略了思想史的方法。大陸許多做哲學的人，文字訓詁的能力是比較差的。不懂“小學”——文字音韻訓詁，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缺陷。更大的問題在于：他們的“哲學史”研究，思想與時代的關系比較脫離。

　　佐藤教授剛才的報告，史學界的這種訓詁考證是相當雄厚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報告的觀點，在左藤教授的這個系統中是成立的；但是，超出這個系統，那就不一定了。左藤教授是自圓其說的，這沒有問題。但是，我有些不滿意的地方，主要在于：在思想史的研究方式中，“思想與時代的關系”這么一種問題意識沒有體現出來。它是脫離時代、脫離社會、脫離生活的一種純粹文本的研究。這是目前中國哲學史界的一個共通的問題。

　　我個人的研究方法，是努力將兩者結合起來。要注意到：這些思想家是有時代意識的，是有他們所屬的那個時代的問題意識的，而不是在書齋里面拍腦袋。所以，我打算從我這個角度，談談我對荀學的看法，也是跟左藤教授交流。

　　二、荀學的三種歷時詮釋范式

　　這些年，荀學突然熱起來了。佐藤教授的文章和著作在大陸的傳播，也跟這個背景分不開。如果是十年前或者更早，大陸很多人可能不太會注意左藤教授的研究成果。但是近十年來，情況大為改觀，荀學很熱。但是，荀學為什么會熱？這就是我剛才講的“問題意識”。

　　左藤教授的報告，講的是荀子和韓非個人之間的關系，包括他們本人的思想之間的關系；而我現在想講的，不是荀子其人或者韓非其人，而是“荀學”；換句話說，是歷代后人對荀子思想的詮釋。

　　我們回顧思想史，就會發現：荀學的研究，有幾次“熱”。荀學的第一次“熱”是從戰國末期到漢代，荀子地位很高。那是為什么？值得思考。接下來，在玄學的時代、佛學的時代，不光是荀子，整個儒學都在相當程度上被邊緣化了；再接下來是“唐宋變革”以后，宋明新儒家興起，荀子一下子就被打入了另冊。那又是為什么？荀學的第二次“熱”，在今天的學術話語中是“近代”，可以一直追溯到乾嘉學派，但主要是在近代革命家那里，荀學又熱起來了。荀學為什么會在這個時候熱起來？這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當然，接下來，荀學又沉寂下來。然后是荀學的第三次“熱”，也就是最近的這一次荀學熱。

　　我今天講的話題，可以用一對概念，這是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概念，即“歷時性”（diachrony）和“共時性”（synchronicity）概念，來講荀學的“歷時范式”（diachronic paradigms）及其背后的“共時模型”（synchronic pattern）。荀學在歷史上的三次熱，其實是荀學的三種不同的詮釋范式，它們都同歷史時代密切相關。荀學的第一種詮釋范式，是古代專制主義范式；第二種詮釋范式，是近代啟蒙主義范式；最近的這一次荀學熱比較復雜，但其中存在著現代的威權主義范式。

　?。ㄒ唬┸鲗W的第一個詮釋范式：專制主義范式

　　佐藤教授這個報告，力圖撇清荀、韓之間的師承關系。這當然是有根據的，我承認報告的觀點，包括其支撐性的證據。但是，我們還應該意識到：從荀子思想產生，到后來的韓非子，一直到到漢代，這里有一個很大的歷史背景，那就是“周秦之變”。所謂“周秦之變”，就是中國社會從王權封建時代轉向皇權專制時代。佐藤教授剛才也提到了，那就是“政治大一統”。

　　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我們來理解儒學的范式的歷時轉換，從孔子開始，到思孟學派，到孟子，一直到荀子，乃至一直到漢儒、董仲舒，你會發現，它有一個基本的走向，就是從孔子的“周制”思想路線逐漸轉向法家的“秦制”思想路線。戰國后期以來，稷下學派就在醞釀這個路線。佐藤教授剛才談到的漢代的“黃老之學”、“刑名法術之學”，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本質上也就是這個東西，就是伴隨著社會走向皇權“大一統”，儒家在思想上逐漸配合這個“大一統”。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荀子，你會發現這個人很有意思：他一會兒講“法先王”，一會兒講“法后王”。很多人覺得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其實一點也不矛盾。“法后王”就是承認皇權專制“大一統”；而“法先王”則是我在后面要講的歷時范式背后的“共時模型”，那是儒學的一套原理，即不是其“法”，而是背后的“其所以為法”。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思想層面，而統一于儒學之中、荀子思想之中。

　　所以，學界有一個說法，叫“陽儒陰法”，或者叫“儒表法里”。漢武帝之前自不消說，皇家覺得儒家那一套沒用，要靠“黃老之道”；但是后來為什么又把儒家加上去了，甚至有所謂“獨尊儒術”？這說明儒家、道家和法家在思想上確實是有關聯的。我以前有這方面的文章，談的是《商君書》，講儒、法之間的關聯。 當然，我討論的不是什么“師承關系”。這一點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這個時代的趨向和脈絡。漢代屬于皇權帝制時代的前期。玄學興起之前，從戰國末期一直到漢代，包括荀子、韓非子、董仲舒，整個的思想形態都在走向“思想大一統”，這是他們的共同點。在這個時代背景下，荀子的地位很高，形成了荀學的第一種詮釋范式，也就是專制主義范式。

　　接下來是玄學、佛學的興起；再接下來就是帝制時代內部的時代大轉換，即從帝制時代前期到后期的轉換，也就是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所講的“唐宋變革”。我不知道各位對“唐宋變革”是否熟悉。當然，內藤湖南的講法，很多具體的說法我不一定同意。但是，他敏感地注意到了，唐宋之際或者兩宋之際是一個時代的轉換。這個轉換的意義是什么？我們來看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的第一次大轉型，都是轉向帝制時代：中國轉向的是秦漢帝國，西方轉向的是羅馬帝國?！疤扑巫兏铩本拖喈斢谖鞣降牧_馬帝國的解體，后者隨之進入了真正意義的“封建”時代，頗似西周的“封建”。中國的“唐宋變革”實際上也是在醞釀這個格局，但是我們知道，中國后來的歷史走向不是這樣，而是皇權的進一步加強，專制的進一步鞏固。其實，帝制時代前期雖然也是“大一統”的，但還不是那么專制；到了后期，從明代開始，就特別專制，清代是頂峰，乾嘉時期是最專制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一個問題：荀學反而被冷落了。大家可能覺得這里有個矛盾，因為按照我剛才的判斷，荀學的第一個詮釋范式是專制主義范式。既然如此，唐宋之后是專制的強化，為什么不用荀學呢？其實，從宋明新儒家一直到牟宗三先生，他們對荀學的排斥是有道理的。這個道理在哪里？到宋代，重新崛起的儒學，其實還有一個維度，那就是要和專制權力抗衡，所以另樹“道統”，并且強調“道統高于政統”。但是，像荀學那樣的儒學，和皇權專制主義捆綁得太緊。正因為如此，儒家這個時候才另辟蹊徑，將荀子打入“另冊”。

　　當然，荀子本人的思想是很復雜的。例如“隆禮重法”，佐藤教授剛才對荀子的“禮”與“法”做了一個切割；其實，在我看來，荀子的“隆禮”與“重法”是完全一致的。從“隆禮”的角度來看，不管怎么講，都得承認荀子是儒家；從“重法”這個角度來看，荀子確實跟法家、跟后來的帝制時代關系很深，但他所說的“法”并不等同于法家所謂“法”。再者，荀子的思想還有其他的維度，我后面會講到。

　?。ǘ┸鲗W的第二個詮釋范式：啟蒙主義范式

　　荀學的第二個詮釋范式，就是啟蒙主義范式。荀學的第二次興起，和中國社會的第二次大轉型有很大的關系，那就是中國“內緣性的現代性”的興起。 中國內緣性現代性的興起，研究得比較多的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界，他們將它追溯到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其實遠不止是明清之際，還可以追溯得更遠，比如剛才談到的“唐宋變革”。 這和歐洲是一樣的。歐洲的現代性發軔，是在歐洲中世紀的中段，也就是我剛才講到的羅馬帝國解體以后進入封建時代。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大憲章》（Magna Carta）就是在歐洲中世紀的中期出現的。而在中國，與之對應的就是“唐宋變革”的時代。宋代儒學其實已經具有現代性觀念的因素；到了陽明后學那里，那更是不消說了；接下來，才是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再接下來，就一步步走到了近代的社會革命，這就形成了荀學的新的詮釋范式的大背景。

　　對于荀學的啟蒙主義詮釋范式，我的歸納可能并不完全，主要是兩個方面：

　　一個維度是倫理學政治哲學方面。這跟荀子的人性論的討論有關?，F代性觀念的興起，對于人性有一種新的認識。我們知道，歐洲的近代啟蒙，就是基于某種意義上的“自然狀態”、某種意義上“性惡論”。荀學詮釋的這個維度，即荀子的性惡論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學者在極力闡發。

　　另外一個維度是知識論方面。這是一種經驗主義的知識論。我這個概括，有人不一定同意，但是很多學者都是這么概括的，包括余英時。這是以前的傳統儒家所沒有的。傳統儒家的心性論，主要是先驗主義的東西。荀學的經驗主義心性論，可以為知識論奠基。 這是現代意義的“為科學奠基”。

　　這就是荀學的第二種詮釋范式，即啟蒙主義范式。但是我們知道，新文化運動以來，不僅荀學，整個儒學都衰歇了，這種狀況幾乎貫穿整個20世紀，現代新儒家只是在哲學領域發揮影響。

　　（三）荀學的第三個詮釋范式：威權主義范式

　　近些年來，荀學又熱起來了。這些年的荀學熱，除了那種與現實無關的純粹的學術研究之外，具有現實關懷的研究，背后的問題意識也是不同的，前面兩種詮釋范式都還存在。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荀學研究當中，出現了第三種詮釋范式，那就是威權主義范式。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看，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既不是原教旨的古代專制主義，更不是現代性的啟蒙主義；但它確實是一種普遍的現代現象：縱觀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一個族群的現代轉型，都會經歷威權主義，幾乎無一例外。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出現了荀學的威權主義詮釋范式。這是一種很值得去研究、審視的現象。

　　三、荀學的共時詮釋模型

　　我剛才講了荀學的三種歷時詮釋范式，這個時候我們就可能發現一個問題：它們看起來是互相矛盾的，那么，荀子的思想是怎么把它們容納起來的？同樣一個荀子的思想體系，怎么會引出截然不同的東西來？

　　這就要回到我開始的時候提到的那本書《中國正義論的形成》。那是一本專著。其實，在那之前， 2013年，我還出版了一本關于“中國正義論”的文集《中國正義論的重建》，其中有一篇就是研究的“荀子的社會正義理論”。這個文集，后來在英國出了一個英文版，是2016年出版的。

　　我提到這兩本書，是想說明：不只是荀學，不只是荀子的思想，整個儒學都是能夠穿透歷史時空的。面對不同時代，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社會歷史條件，儒學可以做出回應現實問題的不同的理論建構。究其原因，是因為它們背后有一套一般性的儒學原理。這套原理，我把它叫做“中國正義論”，也可以叫“儒家正義論”，也可以叫“中國古典制度倫理學”。

　　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做“中國正義論”的理論建構，是要撇開儒學歷史上的那些歷時性的具體內容，而揭示它們背后的一套普遍原理；這套原理，可以對不同時代的問題做出不同的反應。 例如，20世紀的現代新儒家，他們講“科學與民主”，中國古代的儒家哪里有這樣的東西??？這完全是接著新文化運動在講。更何況21世紀的新儒家，思想更加駁雜，所談的很多東西，古代更是沒有的。 但是，他們仍然是儒家，他們的學術仍然是儒學。所以，關鍵是要抓住各種儒學派別背后的一套共通的超越時空、超越歷史的原理。

　　這套原理，我在這里只能簡單地講講，那就是“仁→義→禮”的結構性原理。所謂“禮”，就是一個時代的社會規范建構及其制度安排。前面談到的三種詮釋范式，就是這個層面的問題。這是歷時的、變動的層面。但是，這種變動的背后，卻有不變的東西，那就是“仁→義”的觀念結構。所謂“義”，包括正義論當中的兩條正義原則：一是正當性原則；二是適宜性原則。正當性原則是說：社會規范及其制度的建構，必須出自仁愛的動機，即超越“差等之愛”而追求“一體之仁”；這就是“仁→義（正）”的結構，即孟子所說的“義，人之正路也”。而適宜性原則是說：社會規范及其制度的建構，必須適應不同時代的基本生活方式；這就是“仁→義（宜）”的結構，即韓愈所說的“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

　　回到荀子的思想，我是想通過荀子的社會正義論，來揭示為什么在不同歷史條件下，會出現荀學的三種不同的詮釋范式。這是因為荀子有一套上述的一般性的原理，也就是我所說的“共時模型”。限于時間，我這里就不展開講了。

　　我就講到這里吧。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