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世師表，至圣先師，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圣”“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的最博學者之一，被后世統治者尊為圣人。是中國文化的最典型代表，是中國文化的符號和旗幟。形象高大，享年73歲。

　　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被稱為“亞圣”。孟子與孔子合稱孔孟其道，多數人稱為“孔孟之道”。孟子曾仿效孔子，帶領門徒周游各國，但不被當時各國所接受，隨后退隱與弟子一起著書。孟子與其弟子的言論匯編于《孟子》一書。孟子說理暢達，氣勢充沛，長于論辯，邏輯嚴密，尖銳機智。孟子所提倡的“性善論”，成為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孟子對“義”的詮釋，為中國的“正義論”打下重要基礎。終年84歲。

　　在孔門諸弟子中，孔子對他稱贊最多，不僅贊其“好學”，而且還以“仁人”相許。歷代文人學士對他也無不推尊有加，宋明儒者更好“尋孔顏樂處”。顏回素以德行著稱。顏回一生沒有做過官，也沒有留下傳世之作，其思想與孔子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后世尊其為“復圣”，終年39歲。

　　曾子以孝行著稱，是儒家正統思想的忠實傳人，他把孔子的思想和學問授之以徒，又將孔子的言行整理成《論語》，上承孔子之道，下開思孟學派，對孔子的思想一以貫之。著述《大學》、《孝經》等，后世儒家尊他為“宗圣”。終年70歲。

　　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曾三次出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后為楚蘭陵（今山東蘭陵）令。荀子對儒家思想有所發展，提倡性惡論，其學說常被后人拿來跟孟子的“性善說”比較。他也提出了“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后來蒙恬、李斯、韓非等皆為荀子弟子。終年75歲。

　　孔子的父親為叔梁紇，母親為顏征在，十八歲的顏征在被父親許配給六十六歲的叔梁紇。前551夏歷八月二十七日，孔子出生。孔子生有異相，頭預四邊高中間凹，史稱“孔子反宇”。叔梁紇夫婦因望兒心切，曾去尼丘山“祈禱山神”。孔子出生后，其父想及祈禱尼丘山之事，因以“丘”為名，又因孔子有同父異母兄孟皮，排行第二，故加一“仲”字，字“仲尼”。孔子六世祖孔父嘉死后，其子孫依據“親親之義，五世而盡”的宗法制度，不再列為宋國公族成員，而是從公族中分離出來，別為一族，演變為從屬于公族的一個小宗。這個小宗以孔父嘉的字為氏，所以孔子姓孔。

　　孔子出生后隨父母在祖籍陬邑鄉間居住，母親顏氏家在魯都曲阜。孔子三歲時父親去世，受排擠，不久孔子即隨母親顏征在遷往曲阜城內闕里安居。魯素有“禮樂之邦”之稱，至春秋末，禮樂仍保存完好，魯國禮樂傳統對孔子的成長產生了深遠影響。孔子兒時經常把祭祀時盛放祭品的器皿加以陳列，模仿大人祭祀的禮儀動作。孔子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故孔子言“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母子二人勤勞儉樸，清貧度日。

　　孔子身高九尺有六寸（合今1.92米），人們稱他“長人”。高大健碩的孔子十九歲時，娶宋人亓官氏為妻，翌年生子。魯昭公一方面考慮孔子是“以勇力聞于諸侯”的叔梁紇的后人，另一方面孔子又以知書達禮小有名氣，因此派人送來鯉魚賀喜。孔子“榮君之貺”，故為兒子取名為鯉，字伯魚。

　　孔子十八歲開始曾做過掌管具體事宜的小吏乘田、委吏。委吏負責管理倉庫，孔子要求自己把倉庫的賬目、財物管理得清楚恰當。乘田負責管理牛羊，孔子要求自己把牛羊飼養得膘肥體壯。

　　孔子年輕時便以通曉禮而聞名，于是得以在太廟中主持禮儀事宜。孔子自幼好禮，謙遜好學，不放過任何一個向人請教的學習機會，他在主持的過程中每件事都謹慎地向人詢問確認，由此也引起了別人的議論：誰說孔子通曉禮，怎么什么都要問。孔子聽后說：“這就是禮。”說的是不恥下問、勤于學習本身即是知禮。孔子的淵博學識，都是經由“敏以求之”而來。人的知識既來源于書本，也來源于生活、來源于實踐。只要本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學習態度，處處留心皆學問。

　　師襄子是魯國的樂官，孔子曾向師襄子學琴。師襄子教一曲，孔子“十日不進”，師襄子言此曲已熟練，可以換一首了。孔子不同意，認為曲調雖已學過，演奏的技巧尚未學好。又過了幾日，師襄子言“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又不可，言“丘未得其志也”，應進一步體悟曲作者的志趣神韻。又過了幾日，師襄子言“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仍不同意，言：“丘未得其為人也”。還要通過反復演奏體悟作者的為人風貌。如此反復再三后，孔子于是心有所得，根據琴曲意境，孔子斷定是周文王所作。師襄子聞此肅然起敬，稱贊孔子為“君子圣人”，然后說自己老師教此曲時正是告知曲名為“文王操”。

　　孔子評論弟子公冶長雖曾被捕陷于“縲紲之中”，卻并非由于他本人的罪過所致，于是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公冶長。公冶長心胸寬廣、謙和忍讓，相傳通鳥語。南宮適為人處事非常謹慎，孔子曾評價他：“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論語》一書中，被孔子稱作君子的弟子只有兩人，南宮適就是其中之一，可見孔子對南宮適的評價是很高的。孔子把侄女嫁給他，大概正是看重此人品行高尚、穩重可靠。

　　孔子學識淵博，天文地理無所不通。《論衡·明雩篇》載，孔子外出，吩咐子路帶上雨具，不久果然大雨滂沱。子路問老師何以知道天將大雨，孔子說：“昨天晚上月亮靠近了畢宿”。《詩經·小雅·漸漸之石》記載：“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尚書·洪范》亦記載：“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數日之后，月亮再次靠近了畢宿。孔子外出，子路提出帶上雨具，孔子沒有應允，出去后果然沒有下雨。子路詢問其中的道理，孔子說前一次月亮靠近的是畢宿的北面，所以“天果大雨”；昨晚月亮靠近畢宿的南面，所以不會下雨。

　　《論語·子罕》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面對浩浩蕩蕩、奔流不息的江河之水，孔子總是感慨良多。弟子子貢曾經就這一問題請教過孔子：“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回答說：“夫水，遍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洗洗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水普育一切有生命的物體而出乎自然，類似美德；流向低處，彎曲回折執守一定之理，類似正義；洶涌澎湃從無止息，類似道行；假若人們開掘堤壩使其流淌，它就會一瀉千里如同響之應聲；水跌赴萬丈深的山谷而毫不畏懼，類似勇敢；用它來衡量地平肯定允當，類似法度；盈滿于容器不必用概刮也會至平，類似公正；水柔弱卻又無所不達，類似明察；萬物出入于水，而后趨于新鮮潔凈，類似善為教化；水干曲萬折流向東方，類似有堅定的意志。因為水具有德性之美，“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孟懿子和南宮敬叔的從學，使孔子身價倍增，并使孔子得到了益處。由于南宮敬叔的推薦，魯昭公批準孔子去東周王都洛邑考察，并派車馬仆役，供孔子役使。據《史記·孔子世家》載，“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適周觀禮期間，“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適周觀禮之行，使孔子聲望大振，“孔子自周返于魯，弟子稍益進焉”，四方各國前來求師學禮者絡繹不絕。

　　儒道兩學派創始人相會，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魯昭公二十四年至魯昭公二十五年期間，孔子曾親往周都洛邑考察禮儀文物制度，據載孔子“適周觀禮”時曾就道德禮樂等問題求教于老子。《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適周問禮，蓋見老子”，孔子辭去，老子對孔子說：好譏議人者即使聰明深察也難免一死，好揭人短者即使博辯閎達也將危及其身，老子勸孔子敏行訥言，言聽則仕，不用則隱，以保身全行。孔子辭別老子后，對老子大加贊賞孔子將老子比喻為龍，崇拜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在出土漢畫像石中，關于《孔子見老子》雕刻圖像是常見的，盡管各地出土的這個畫像在藝術表現手法、雕刻風格、視覺形象等方面存在著差異，但孔子問禮老子、宣揚儒家思想的主題卻是統一的。“孔子問禮于老子”這件事不是我國古代兩位學者簡單的“歷史會面”，而是儒、道思想的交流與溝通，對我國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

　　《孔子見老子》畫像雖然在表現形式上存在著差異，但它們共同的主題是積極宣揚謙虛好學、尊老敬賢美德的儒家社會思想，也反映出儒、道思想的交流與溝通。儒、道文化同源而異流，兩家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和諸多共通之處。

　　魯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孔子因魯內亂而適齊。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孔子素喜禮樂歌舞，常“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子在齊，作為高昭子家臣，有較多機會接觸景公宮廷內臣仆官屬，便時與太師（樂官）討論音樂，通過齊太師聽到古《韶》樂的演奏。《韶》亦作《大韶》，周代“六舞”之一，屬“文舞”，相傳為舜時代樂舞，周代用以祭祀“四望”（即四方）。孔子認為，《韶》樂“盡美矣，又盡善也”，盡善盡美。相傳歌頌周武王的樂舞為《武》樂。孔子認為，《武》樂是“盡美矣，未盡善也”，盡美不盡善。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登臨泰山，八方風云入眼，視域為之大變，心胸為之開闊。孔子平生愛登高山，“登高必賦”。弟子子張曾問：“仁者何樂于山也？”孔子說：“夫山者，然高。然高則何樂焉？夫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為焉，四方則伐焉，無私予焉。出云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于山者也。”“仁者樂山”，并非僅僅因為山高大巍峨、草木茂密，而是因為山有君子之德，厚德載物，慷慨無私，惠澤四方，“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

　　魯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冬，孔子因魯亂適齊。孔子從泰山旁經過時，“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孔子傾聽良久，派遣子路前去尋問為何哭聲“壹似重有憂者”。婦人回答：“昔者吾舅死于虎，吾父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言母家、夫家皆以捕虎為生，其夫之父、其夫乃至其子都因猛虎所傷致死。孔子問“何為不去也”，婦人答以“無苛政”，孔子聞此感慨道：“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

　　當魯國“陪臣執國政”之時，孔子恪守“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處世原則，因此把全部精力用于鉆研學問、教授弟子。授業內容包括文獻典籍及技藝性科目（六藝），后者實踐性極強，需要時常操作演習，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射箭即是其中之一。據《禮記·射義》載，孔子經常率弟子舉行習射活動。《論語·八佾》載孔子言“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爭”即比試、競爭，這既是射箭比賽，又可以通過“射義”以“觀德行”。孔子與弟子的習射活動經常吸引眾多圍觀者，“蓋觀者如堵墻。”

　　孔子51歲那年，是孔子一生中的一個轉折點。魯定公九年（前501），第一次被魯定公任命為中都（今山東汶上縣）宰。此年六月，陽虎奔齊，魯“陪臣執國政”局面宣告結束。孔子早有聲譽，又“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因此欣然從命，開始出仕。孔子為中都宰政績卓著，“一年，四方皆則之”。因治中都有方，定公有意提升，因問孔子：“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回答“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于是次年孔子便由中都宰升任司空。

　　孔子為魯大司寇，主司法斷案，聽訟不專斷而兼采眾議之長。春秋時代魯無成文法，一般皆由官吏據習慣法裁定。孔子任大司寇后，“聽獄必師斷”，每逢斷案，請來君子長者賢人名士，“敦敦然皆立”，聽訟后令其各抒己見，“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待眾人分別發表對此案的斷處意見后，孔子加以辨別比較，采其所長，然后做出裁斷，言“幾當從某子云云乎”。孔子任大司寇后，因其為政有方，社會不良風氣大為改觀。

　　魯定公十年（前500）春，齊魯言和，齊魯兩國國君會于夾谷。定公命孔子以大司寇兼攝相事，參與會盟。會盟當天，禮畢，按慣例應是演奏古樂，不料齊國派出的是一群長發露體的萊夷。孔子當即以魯君名義命令隨從軍旅反擊夷人，并對齊進行嚴辭指責。齊景公懾于孔子嚴辭而退兵。會盟中締結盟約時，齊人突如其來單方面要求魯國在齊出征時必須出兵三百乘相助，實際是要魯無條件承認自己是齊國附庸。孔子見狀隨即派大夫茲無還上前應對，要求齊歸還所侵占的魯汶陽之田，否則魯將不聽齊命。會盟之后，齊景公對孔子大加贊嘆，同時責備身邊的群臣：“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派使者至魯歸還汶陽之田。夾谷之會，充分顯示了孔子的政治才干。

　　夾谷之會是齊魯兩國的一次著名的會盟，盟會上孔子屈強國、正典儀的凜然大義，被稱之為是“圣人之大司”。會盟后，齊人為孔子的大義凜然所折服，歸還了鄆即今山東鄆城東、讙即今山東寧陽北、龜陰即龜山之陰、今山東新汶東南等汶陽之田。這次會盟，體現出孔子“文事武備，武事文備”的智慧，以及“以戰止戰”的和平思想，對當今國際關系仍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孔子思想核心為“仁”，“仁”之基本內涵為“愛人”。孔子一生，處處以“仁者愛人”為安身立命之圭皋。孔子在馬廄失火時曾親臨現場尋問有無人員傷亡，拜謝前來救火問吊者。“曰：‘傷人乎’？不問馬”，首先想到是否造成人員傷亡，而未慮及馬匹損失。馬廄附近有主動前來救火問吊者，孔子作為魯國大司寇，每遇一位，便作揖拜謝，逢士一級人士拜謝一次，逢大夫拜謝兩次，未忘依禮行事。“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吊之道也。”

　　孔子所處時代，禮崩樂壞，魯國政治亦陷于混亂，定公虛位，三卿擅權，季氏執政，三桓之家又是家臣壟斷。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提出“墮三都”，即拆毀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采邑城堡費都、邱都、成都，消弱家臣勢力，維護與提高國君權力。墮三都由孔子弟子子路具體監督執行。他首先要求成邑宰墮成，公斂處父早有思想準備，陽奉陰違，千方百計拖延時間。孔子見狀只好組織力量強行墮成，但季孫氏、叔孫氏取觀望態度，最后只得由魯定公親自出面以公室力量圍成。但成邑的城墻高大堅固，公室力量無法攻破，相持一段時間后，攻克無望，只好撤軍。墮成以失敗而告終。

　　“夾谷之會”等事件的發生，引起了鄰國齊國的恐懼。于是，齊國采用了卑劣手段，在國內挑選美女八十名，穿著華麗服飾，能歌善舞，又挑選駿馬一百二十匹，飾以錦繡，送給魯君目的是使他們迷于聲色，怠于政事，疏遠孔子。這一招果然奏效，季桓子微服前往觀看，一日之間往返三次，魯定公從此終日觀舞聽樂，不愿過問政事。子路說：“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此時對魯定公與季桓子還抱有一絲幻想，他對子路說：魯國即將舉行郊祭，按慣例祭祀之后應該把祭肉分送給大夫們。但郊祭之后，季桓子并沒有按慣例把祭肉分送給孔子。于是孔子對魯國政壇徹底失望，準備離開魯國，周游列國。孔子棄官離魯在魯國引起了巨大反響，魯樂官師已匆匆趕到魯國國都南郊為孔子送行。孔子棄官離魯在公元前497年春，孔子時年55歲。孔子離別魯國國境時，對故鄉戀戀不舍，“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孔子離魯后西向，首先至衛。初至衛國，沿途給孔子的第一印象便是人口稠密，不禁贊曰“庶矣哉！”時弟子冉有為孔子駕車，聞孔子此說順勢問“既庶矣，又何加焉”？請教孔子在人口已經十分稠密的情況下，下一步應該采取何種治國方略。孔子認為在此基礎上應該使平民百姓富裕安康，故答曰“富之”。冉有繼而又追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以“教之”，主張在全社會推行道德教化，使平民百姓懂得依禮行事，有廉恥之心。

　　魯定公六年（前504），魯國的陽虎曾帥師侵鄭，攻占匡邑，匡人蒙受了苦難。孔子帶領弟子南行經過匡邑時，為孔子駕車的顏刻用馬鞭指著匡邑城墻告訴大家，他以前隨陽虎攻匡就從那兒破墻而入。顏刻的話正巧被匡人聽見，孔子長得又像陽虎，于是匡人將孔子一行團團圍住。在匡人圍捕孔子之時，弟子驚慌失措，孔子反而鎮定自如，安慰弟子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這種臨危不懼、大義凜然的氣概感染了周圍的弟子，弟子們也激發出了擺脫困境的勇氣。匡人將孔子一行圍困了五天，后來查問清楚孔子不是陽虎，才將孔子一行釋放，匡人終于沒有傷害孔子。

　　孔子經匡地之圍返衛后，迫于情勢，曾謁見衛把持國政者衛靈公夫人南子。衛靈公夫人南子貪權愛勢，凌駕于靈公之上，此外又淫亂宮中，名聲極壞。她明確表示要見孔子，并要挾說所有來衛國想見靈公的人都必須先見她。孔子起初婉言謝絕，但終究住在衛國，南子又三番兩次派人致意，孔子被逼無奈，違心地去拜見了她。“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南子隔著幃帳答禮，一問一答皆合乎禮儀。不過，此事還是引起孔子與弟子之間的爭辯。子路對孔子去見南子一事大為不悅，孔子為了消除弟子們的誤會，一再發誓：“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孔子經匡地之圍之后，再次返回衛國。但是，衛靈公對待孔子僅有禮賢之心，而無用賢之意。居衛期間，衛靈公要孔子陪他出游，“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衛靈公與夫人南子乘坐的馬車在前，讓孔子坐第二輛馬車緊隨其后，招搖經過鬧市，孔子深感恥辱。此種安排，在當時一般人看來純屬正常，但孔子是以帝王之師而自命，國君不尊師愛道而迷戀于女色，使他感到十分氣憤。他毫不客氣地指責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在衛國耳聞目睹幾年之后，孔子逐漸對衛靈公感到失望，在拒絕回答衛靈公“問陳（陣）”之后的第二天，就帶領自己的學生離開了衛國。

　　周游列國期間，孔子去衛、過曹、至宋。據《禮記·檀弓上》載，孔子居宋時，“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工程浩大，耗資費時，工匠痛恨不已。孔子十分不滿，曾就此憤然斥責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詛咒桓魋如此浪費人力物力，不如死后速朽為好。孔子的批評，引起了桓魋的不滿。宋司馬桓魋聽到孔子對自己“自為石槨”激烈批評詛咒之語而記恨，“欲殺孔子”，聞孔子“習禮樹下”，即率人前往襲擊。孔子從容不迫地說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不過，為了照顧大家的安危，孔子還是攜弟子及時撤離。待桓魋趕到，已人去無蹤，唯留空空大樹一棵。桓魋一怒之下，命“拔其樹”。

　　孔子畏宋司馬桓魋加害，“微服而過宋”，遂率弟子至鄭。據《史記·孔子世家》載，至鄭后，曾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子貢等人早已進城，四處尋找夫子。有人告訴子貢，城東門有一人，其前額像堯，頸項像皋陶，肩膀像子產，步履蹣跚、疲憊不堪的神態“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果然在東城門找到孔子。孔子問子貢何以知道他在東城門，子貢將鄭人所言如實地告訴了老師，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的開朗、樂觀而又不乏幽默的自嘲，驅走了師生們連日奔波的緊張與疲勞。休整數日后，孔子攜弟子前往陳國。

　　孔子在陳國居住三年，一直未得任用。當時吳楚爭霸，位居中原地帶的陳國時常被侵擾。身陷戰亂紛擾之地，思念家鄉故土之情油然而生。“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決定離開陳國，路過蒲（屬衛，今河南長垣縣境內）時，公叔氏欲以蒲改適他國，孔子及其弟子再次身陷困境。孔子弟子公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危難之時，公良孺挺身而出，拔劍以死相拼。公良孺說：“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斗而死。”

　　視死如歸、勇猛頑強的公良孺嚇退了蒲人，于是蒲人與孔子訂立盟約：“茍毋適衛，吾出子。”強迫孔子許諾不再返回衛國，以此作為放行條件。孔子被迫與蒲人簽約，離開蒲地。孔子一離開蒲地，旋即進入衛國。子貢不解，問孔子“盟可負邪？”孔子答：“要盟也，神不聽。”孔子認為此盟約是蒲人威逼要挾所致，不是自己自由意志的表現，因此可以背而棄之。

　　周游列國期間，孔子為避蔡亂自蔡適葉，拜見葉公后又返蔡，途中迷其津渡。孔子派子路前去打聽渡口。兩位長者一名長沮，另一名桀溺，都是楚國隱士，正在耕種莊稼。子路來到兩位長者跟前，躬身施禮，剛欲詢問，長沮便已開口問道：“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恭敬地回答：“為孔丘。”長沮又問：“是魯孔丘與？”子路笑道：“是也。”長沮說：“是知津矣。”遭到長沮奚落的子路又來到桀溺面前詢問。桀溺說：“子為誰？”子路回答道：“為仲由。”桀溺又問：“是魯孔丘之徒與？”子路回答：“然。”桀溺停止勞作，然后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桀溺意在表明：如今世道衰敗，你們同誰去改革這種世道現狀？你與其跟著孔丘那種逃避壞人的人，還不如跟著我們這些不問世事、逃避整個社會的人更好些。子路返回到孔子身邊，回報了詢問情形。孔子悵惘若失地說：“有一種人遇到世事混亂，就屈己退隱，不與蕓蕓眾生打交道，只和山林里的鳥雀野獸相往來。我們既然不可以與鳥獸同群共處，若不同世人往來，又同誰打交道呢？為改革當今亂世，才需要我們宣傳正道。若天下太平，我就不帶領著你們四處奔波，共同參與社會改革了。”

　　孔子自葉返蔡后，居于陳蔡之間。魯哀公六年（前489），吳伐陳，楚來救，駐軍于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楚昭王聽說孔子在陳蔡之間，特意派人前來聘請。孔子打算前往楚國任職，結果引起陳、蔡兩國的疑懼，他們認為“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設法阻止孔子前往。“圍孔子于野”，孔子師徒因此斷糧。一連七日，弟子饑困交加，不滿情緒滋生。

　　孔子為穩定人心，以堅強的毅力，依然講誦弦歌不止。弟子子路問“君子亦有窮乎？”孔子回答：“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強調君子窮困之時尚能堅持操守，唯有小人一旦窮困便走向墮落。當時弟子子貢也有一絲苦悶情緒，孔子有意問他說：“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貢點頭稱是。孔子則言“非也，予一以貫之”，強調自己總是堅守仁道，“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幾十年如一日，無論何種情況也不動搖信念。后來孔子派遣子貢前往楚國求援，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孔子一行才得以解圍。

　　魯哀公六年（前489）。“楚昭王興師迎孔子”。至楚后，昭王曾欲重用孔子，且欲“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反對起用孔子，理由有二：其一是“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孔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以“克己復禮”為己任，若用孔子并依其意，必使楚復為五十里之制，“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其二是楚王無有使諸侯如子貢者，無有輔相如顏回者，無有將帥如子路者，無有官尹如宰予者。當年“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若“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于是楚昭王對孔子產生猜忌之心，是年秋，楚昭王病故，孔子想在楚國大展宏圖的理想也隨之破滅。

　　周游列國之時，孔子師徒曾遇到一個名叫接輿的楚狂人披頭散發，故意經過孔子車旁，一邊行走，一邊高唱：鳳兮，鳳兮，何道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聽后，為之一驚，想與這個佯狂者交談，但他目不斜視，揚長而去。孔子不得與之交流，沉思良久，悵然若失。據《韓詩外傳》等文獻記載，接輿是陸通的字，楚人，好養性之術，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他見楚國政治無常，便佯狂不仕，故時人稱之為楚狂。后來楚王曾派使者前往聘請他下山，他卻笑而不應。使者走后，便攜妻子變名易姓，游諸名山，終老于四川峨眉山。孔子認為，楚狂其實不狂，對人生與社會有著深刻體會和認識。他善意諷諫，大概是希望孔子也放棄理想的追求，告誡亂世居官從政的危險，不做徒勞無益之事。但是，身處“禮崩樂壞”之亂世，若不努力盡到個人心力，天下將何時能太平？黎民百姓又怎能得到安寧呢！

　　據《史記·孔子世家》載，魯哀公三年（前492）魯召冉求回國時，子貢曾經囑托冉求“即用，以孔子為招”，冉求對此事銘記于心。八年之后，終于出現轉機。魯哀公十一年（前484）春，齊攻魯，魯人迎戰。冉求作為季氏宰領左師，樊遲為右，迎戰齊人。戰斗中樊遲勇往直前，帶頭跨過溝壑，冉求率師以戈沖入敵陣，左師告捷。事后，季康子曾問冉求“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求回答“學之于孔子”。季康子回憶起前任季桓子病故前的叮囑：“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康子因此欲召孔子，冉求特別強調“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于是季康子使使以幣迎孔子。孔子自衛返魯，歷時十四年周游列國生涯終于結束，孔子已是六十八歲的垂垂老者。

　　魯衷公十一年（前484）孔子結束十四年周游列國生涯，自衛返魯，年已68歲。在經歷了幾十年坎坷之后，孔子晚年集中精力聚徒講學，從事教育與學術研究，對從政已不感興趣。“孔子游乎淄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據《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弟子蓋三干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所謂“三千”，大概是指孔子一生教授弟子的總數。“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是指出類拔萃的弟子有72人。孔子逝世前的最后五年，是他一生教育的輝煌時期。

　　這句話出自《論語·子罕》，原文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意思是：孔子在河邊說道：“奔流而去的河水是這樣匆忙啊！白天黑夜地不停流。”對于“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傳統的解釋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優，朱熹從理學家的立場出發將這句話的意思概括為四個字“進學不已”，也就是說要不斷地學習，這個解釋對于我們現在的學習態度仍然具有很好的啟發意義。孔夫子的本意也包涵了這一層意思，與孔子一生“學而不厭”的治學態度是吻合的。然而，這是孔子在考察宇宙，體觸萬物時生發出的精粹思想，有更為普遍的意義，那就是要我們珍惜時光。時光如流水，在我們身邊靜靜地淌過，我們一不留神便失去了最美好的時光。所謂青春易逝、韶華難在正是這樣的道理。這句話時刻提醒著我們在現代快節奏的生活中尤其要珍視時光，愛惜時間。

　　孔子十分重視交友之道，他認為一個人能否正確地交友，是使自己能否獲得學識與良好修養的重要途經。他一再告誡弟子說：“毋友不如己者。”并且指出既有“益者三友”，也有“損者三友”那些正直的人、誠實的人和學識淵博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那些諛媚奉承的人、言行不一的人和夸夸其談的人，皆非真正的朋友。孔子說不知道他的兒子為人如何，就看看他的兒子所結交的朋友；不知道他的君上德行深淺，就看看他的君上所任使的臣子。與善人相處，就像迸了蘭、芷香草的房子，時間久了聞不出香味，這是因為被其感染、同化的緣故；與邪惡之人相處，像進了賣咸魚的店鋪，時間久了聞不出臭味，這同樣是因為被其感染、同化之緣由。所以說丹砂所存藏的地方往往是紅色，烏漆所存藏的地方往往是黑色，君子一定要慎重對待自己的交友之道。

　　魯哀公十一年（前484），魯迎孔子回國。回國后，衷公多次召見孔子，問及治國之方。據《論語·為政》載，哀公曾問孔子“何為則民服”，孔子回答“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提醒哀公要拔舉正直之人于邪曲之人之上，以正壓邪，百姓才會臣服。據《荀子·哀公篇》載，魯哀公曾問孔子“紳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哀公對于禮儀規定的冠帶服飾的作用有所懷疑。孔子對哀公這一提問十分不滿，蹴然曰“君胡然也！”然后鄭重指出：禮儀對人的言語行為有重要的制約作用，冠帶亦是如此。身著孝衣手持孝杖者不宜再聽歡快的音樂，身穿祭服者不宜再吃油葷食品，正是服飾使然。服飾限定身份，身份限定行為，服飾重要與否，已不言自明。

　　孔子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陪侍孔子閑坐，孔子對弟子言：“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希望弟子們暢所欲言，談談自己的理想抱負。子路率爾而對：“干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求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公西華出言謹慎，言：“非曰能之，愿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愿為小相焉。”孔子最后點名要曾皙發言。當時曾皙鼓瑟正近尾聲，聽到老師點自己名，說自己的志向與以上三位所講不同暮春四月（周歷四月即夏歷二月）時節，與幾位友人、孩童一起在沂水游泳，在舞雩臺上吹吹風，一路高歌，怡然而歸。孔子循道彌久，失意亦重，聞曾皙所言，一時忽生感慨，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表示自己同意曾皙的人生追求。

　　因為孔子的薦舉，子游做了武城（今山東費縣西南）宰。子游居孔子“文學”科弟子之冠，與子夏、子張齊名，以熟悉文獻典籍著稱。為人率直，不拘細節；重視禮樂又富于理想，主張以教化治理社會。子游治武城，一年顯政績，并恭請孔子到武城觀賞。子游注重禮樂教化，不到一年的時間，武城官清吏潔，百姓大化。孔子帶領幾位弟子一到武城地界，便聽到悠揚悅耳的琴瑟之音、頓挫有致的詩歌之聲，于是微笑著說：“割雞焉用牛刀？”子游聽后，覺得孔夫子之言與所教不相符合，偏遠之地何以就不用詩禮音樂教化？于是辯解說：“營者偃也聞諸天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對子游能堅持學以致用和牢記師訓感到欣慰，也感到自己的說法有所不妥，于是對諸弟子說：“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孔子晚年喜《易》，并整理了《彖》上下、《象》上下、《系辭》上下、《文言》、《序卦》、《說卦》、《雜卦》等，合稱“十翼”，又稱《易大傳》。“韋”，熟牛皮。古代用竹片寫書，再用皮條編綴成冊。“三”，指多次。“絕”，斷。孔子勤讀《易》書，致使編綴的皮條多次斷開。《論語·述而》又載：“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如果五十歲就開始學習《周易》，就不會犯大錯了。

　　在孔子晚年，一再發生白發人送黑發人的人生悲劇。魯哀公十三年（前482年）孔子之子孔鯉去世，時年五十歲。顏回是孔子唯一許以“仁”的弟子，卻于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先孔子而死，年僅四十一歲。這對孔子是一沉重打擊，使孔子陷入極度悲哀傷感之中，直呼“噫！天喪予！天喪予！”隨從弟子提醒孔子“子慟矣”，言老師哭得過于傷心。孔子反問：“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后來，哀公曾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這使孔子又思念起自己最滿意的學生，回答：“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顏回雖然孔子最滿意的弟子，但是在如何安葬顏回之事上仍然堅持一貫原則，反對厚葬。顏回之父顏路（亦為孔子弟子）見孔子極度哭悼顏回欲請求孔子賣車替顏回辦外槨。弟子們打算厚葬顏回，請示孔子，孔子回答“不可”。結果他們不顧孔子反對，仍然悄悄厚葬顏回。孔子嘆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顏回是孔子的忠實信徒，孔子的主張即是顏回的主張，孔子十分了解若顏回地下有知，必定也不贊同厚葬。因此孔子一再申明，厚葬顏回并非他的初衷。

　　魯哀公十四年（前481）春，“叔孫氏之車士曰子組商，采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氏車士子鉏商獵獲一頭怪獸。叔孫氏以為不祥，不敢接受，于是拋棄于城外。有人將此事告訴孔子，言怪獸“有磨而角”，孔子前往觀看，忽然悲慟萬分，言此即麟也，并呼“胡為來哉！”語罷“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氏聞孔子哭麟之事，又把怪獸留了下來。事后孔子弟子子貢問孔子“夫子何泣爾”？孔子回答“麟之至，為明主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麟是祥瑞“仁獸”，“麒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鐘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游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群不旅，不入陷阱，不入羅網，文章彬彬。”在孔子看來，太平盛世才應出現麒麟，今非盛世出而被獵，此乃不祥之兆。孔子由此想到自己坎坷不平的一生，不免睹物傷情，悲嘆“吾道窮矣！”

　　《論語·述而》載，子曰：“甚矣吾哀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在孔子心目中，“周公”是一種隱喻，象征著周代的禮樂文化與制度。在周代，禮處于至高無上的神圣地位，是“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是一切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道德精神生活的靈魂。但是，孔子所贊頌的禮樂文化并非簡單的復古，夢“周公”也非指謂完全回到“周禮”，而是有所“損益”。孔子將仁與禮相結合，仁取代周代“禮”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傳統的“禮”成為表現“仁”、實踐“仁”的禮儀與形式。

　　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夏歷二月，孔子病重。在外經商的子貢前去探望，時孔子“方負杖逍遙于門”。見子貢來，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子貢是與老師感情深厚的弟子之一，孔子見子貢趕到，感慨萬千，以自己將不久于人世，故有“晚矣”之嘆。嘆罷自吟自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子貢對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孔子于是與子貢入門，“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于東階，周人于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始殷人也’。”兩柱之間是殷禮停殯之處，孔子乃殷人之后，故由夢坐兩柱間而有“予殆將死也”之言。孔子對自己一生唯一感到遺憾的是“道之不行”，故臨終仍耿耿于心，極為傷感。此后，孔子便臥床不起，“寢疾七日而歿”。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夏歷二月十一日，孔子溘然長逝，享年73歲。

　　子貢，“衛之賈人也。”子貢的家庭世代經商，家境比較富裕。孔子周游到衛國，子貢拜孔子為師，從此追隨孔子一生。子貢性格外向，反映敏捷，樂觀活潑。《論語》一書記述孔子與弟子答問，以他最多。孔子描述眾弟子形態，說子貢“侃侃如也”，又多次稱贊他能一起討論《詩》，“告諸往而知來者”。“賜之敏賢于丘也”，表揚他能舉一反三，聰明穎悟。子貢卻自謙說：“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魯國執政季康子曾問孔子子貢是否可以從政，孔子回答說：“賜也達，于從政乎何有？”即是說子貢處事通情達理，從政舉重若輕。孔子逝世后，子貢獨自一人守墓達六年之久，師生之情篤深。

　　弟子樊遲問何為“仁”，孔子對以“愛人”。“仁者愛人”是“仁”這一概念最基本的義項。“愛人”是“仁”之第一要義，歷代儒家都對此有過闡說。孟子稱“仁”為“惻隱之心”，即是一種憐憫愛人之心；荀子說“仁，愛也”，更是直言了當。董仲舒云：“故仁者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人類”相對于“物類”而言，仁者應當超越宗法血緣關系，泛愛天下所有的人。“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唐朝韓愈也說：“博愛之謂仁”。“仁”的本質是愛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愛人。“仁者愛人”不是親親之愛、愛有差等，而是超越宗法關系與社會等級的愛無差等之愛。因此，孔子的“仁者愛人”思想彰顯出超越時空的、永恒的博愛精神。

　　在孔子思想體系中，“恕”是“仁”的核心內容之一，彰顯的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應該遵循的一項基本的行為準則。后來子貢將其詮釋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對這一詮釋，孔子深表贊同。西方《圣經》上說：“你們想讓別人怎么對待自己，就應該怎么對待別人。”耶穌這句話雖然在文字表述上與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所不同，但是，在愛己愛人、敬畏生命方面卻是一致的，如今這兩句話已經在西方并稱為“黃金律”，并被鐫刻在聯合國總部大廈內。

　　“仁”是孔子思想體系之核心，其基本內涵為“愛人”。“禮”原是氏族社會中自然形成的習俗規范，后來逐漸被制度化、法規化。在周代，禮是立國之本，同時又是道德、宗教及人際關系等社會生活備方面的準則。“禮，國之紀也。”但是，孔子思想體系中的“禮”已不同于傳統的“周禮”，而是有所損益與超越。“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孔子把禮建構在仁論基礎上，仁是內在的，禮是外在的；仁是決定性的，禮是從屬性的；仁是禮的內容，禮是仁的形式；仁是禮的靈魂，禮是仁之表現。“克己復禮”就是指克制自己的欲念，踐履禮之要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惟其如此，方有可能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臻至仁者的理想人格境界，成為一個真正的仁人君子。

　　《論語·里仁》云：“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曉喻的是義，小人曉喻的只是利。“義利之辨”是中國古代哲學熱切關注的一個基本問題。在“義利之辨”這一問題上，孔子的基本原則是“見利思義”。在“義利之辨”在這問題上，孔子確立了兩大原則：一是“義然后取”，即符合義的利益才去追求；二是“先事后得”，首先付出勞動，然后才考慮自己的利益。孔子認為這樣才是“崇德”，“崇德”也就是唯義是從，他在回答子張問“崇德”時說：“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作為一個君子，應當努力去追求道的實現，而不應該只謀求俸祿的豐厚與當下生活的舒適。老子、孔子都談“道”，但含義不同。因此，孔子所說的“道”，也就是“仁道”。道是真理之所在，正義之所在。為了追求道的實現，君子應該“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甚至可以“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把大道放在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正是孔子一生之寫照。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一個人純樸無華、本自天然固然可貴，但如果后天的文化教育與個人修養不夠，就會流于粗俗，不知禮節；一個人文化修養很高，但如果他因此背離甚至泯滅了人的本性，那他就是沒有真情實感的小人。這兩種類型的人都不是理想的人格，只有把后天文化教養與先天人之本性完美結合，才是一種理想的社會人格一一君子。關于人的自然本性與后天文化修養的辯證關系，孔子曾經用“繪事后素”來比喻。繪畫必須先有潔白無暇的底子，然后畫家在上面繪出優美的畫面；人也是必須先具備潔凈的自然本性，然后才能經過后天的文化教育蛻變為文質彬彬的君子。

　　孔子儒家所說的“和而不同”是從君子道德觀、價值觀意義上闡發的。君子應當堅守獨立之人格和為人處世之道德原則，有正確的是非觀，不盲目隨從他人，決不放棄自己安身立命的原則立場。在這一前提之下，又必須尊重他人的意見，考慮到他人的利益，共同謀求最大限度的和平共處，力爭達到雙贏的理想境界，這就是“和”；不講是非曲直，隨意放棄自己的原則立場，人云亦云，盲目隨大流，這就是“同”。孔子又把“同”稱之為“鄉愿”一一“鄉愿，德之賊也。”孟子對“鄉愿”作的界定為：“同于流俗，合于污世”。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作為士人不可以不胸襟博大而又堅毅果敢，以實現仁德于天下為己任，肩上的擔子不是很沉重的嗎？“死而后已”，道路不是很遙遠嗎？這些話雖出自曾子，但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人格精神以及堅毅果敢人生態度，實際上是對孔子思想的發揮。以天下為己任，是孔子一生偉大人格的寫照。無論順境、逆境，為了能在天下實現仁政理想，生死以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堅毅果敢的人生態度也是孔子所積極倡導的。“剛、毅、木、訥，近仁”；又說：“吾未見剛者”。在孔子看來，堅毅果敢的人才能肩負起實現仁政社會理想的重擔。

　　志士仁人，不因貪生怕死而損害仁德，應該勇于犧牲自己寶貴的生命來成全仁德。儒家認為，人有生理生命和道德生命之分，人應該在有限的生理生命歷程中，去追求崇高的道德生命，所謂“死而不亡”也。孔子所說的“志士”，必須具備兩大條件：其一，志士必須“志于道”，能始終不懈地擔當起“弘道”的使命；其二，志士必須“弘毅”，具有崇高的品格與堅忍不拔的毅力，“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包咸注曰：“思齊，思與賢者等也。”看到賢人，便應該考慮向他看齊；看見才德不如己者，便應該自我反省。儒家哲學非常強調個人的自我修養，孔子于此也提出了個人修養的兩條途徑：其一，善于向他人學習；其二，自我反省。孔子非常注重內省，提倡“內省不疚”。在他的教誨下，孔子眾弟子也非常強調自我反省。孔子講學時，顏回從來不提反對意見，但顏回在課后卻善于反思。弟子曾參對老師的教誨也深有感觸，竟至每日“三省吾身”。

　　據《論語·公冶長》載，孔子弟子顏回、子路陪侍孔子時，孔子曾曰：“盍各言爾志”，讓他們各言其志。子路首先表示：“愿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回則曰：“愿無伐善，無施勞”，表示不愿夸耀表白自己的優點與功勞。隨后，子路請求能聽聽孔子的人生志向。孔子回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表示自己希望能做到使老者安逸，使朋友信任，使年輕人懷念。

　　孔子這時提出“正名”的問題，表面是針對子路所提的衛國現實，實際上它有著更為深廣的社會意義，影響極為深遠，這表明孔子思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春秋戰國之際，正是社會大變動之時，“天下無道”，“陪臣執國命”，臣弒君，子弒父，兄弟相殘之事，時有發生。魯昭公與“三桓”爭權奪利的結果，迫使魯昭公逃亡他國；衛出公與其父蒯聵為爭奪君位而兵戎相見，這均為孔子所目睹。至于孔子所聞此類事件，更不可勝數。究其原因，孔子認為都是由于統治階級無視社會道德，只顧爭權奪利以滿足私欲而造成，所以，要想使社會和諧有序，就應從“正名”做起。只要把世人，特別是君臣執權者們的言行舉動，通過“正百事之名”而使之各安其分，各守其職，各盡其責，自然就會出現國治民安的太平景象。孔子“正名”說的提出，對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它啟發人們的思維，引起“名實之辨”的大討論，學術研究活躍起來，古代邏輯思想得以形成和發展。

　　禮樂是國家政治制度的標志，具有法律的作用和性質；刑罰是法律實施的強力工具，自應以禮樂為根本。在儒學家的政治架構當中理想的社會應該是用禮樂去引導人民的。由于禮樂政治就是既要保證國家的等級差別，使上下尊卑貴賤有等，又要維持社會人際關系的協調和諧，所以刑罰就必須服從禮樂政治的要求，讓人們有所戒懼，又不受淫濫之刑的殘害，從而起到使社會安定、穩步發展的作用。由此可見，刑罰遵從禮樂精神，做到適中得當，既不輕又不重。

　　據《論語·顏淵》載，孔子弟子子貢曾就如何治理政事向孔子請教，孔子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進一步探問若迫不得已，在糧食、軍備和人民的信任三者之中一定要去掉一項，先去哪一項？孔子提出“去兵。”子貢又問就所余兩項而言，若迫不得已還要去掉一項，先去哪一項？孔子回答：“去食。”隨后孔子闡明為何不能去信，指出“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在孔子看來，沒有糧食，不過一死，自古以來無人能避免死亡，不足為奇；如果人民對政府缺乏信任，國家就不足以立，人民的信任是治國之根本。

　　欹器形象展現了“中庸”思想。所謂“中庸”就是要求處理問題時不偏不倚，公正公平，恰如其分。中庸之道，是由孔子提倡、子思闡發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精神修養以達到天人合一、太平和合神圣境界的一整套理論與方法中庸是孔子思想范疇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自始至終貫穿于孔子的整個思想體系中。抽去了中庸精神，孔子的仁、禮等思想、學說，都將陷入僵死和片面。孔子中庸思想的實質就是以“天道尚中”為圭臬，規范人類社會活動，試圖在禮壞樂崩的春秋亂世中重建理想中的周初文明，恢復長幼有序、上下有差的社會秩序。

　　光緒元年（1875年）光緒皇帝為孔廟御書“斯文在茲”。“斯文在茲”大抵有兩大重要出處。一是語出《論語·子罕》：“子謂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因此，這里的“斯文在茲”，意指世間所有文化蓋源于儒學創始人孔子及儒家思想，即行“斯文之道，仁、義、禮、智、信在手，天道在此，舍我其誰，其奈我何？”二是《書經》又有云，“克昌厥后，斯文在茲”，意思是：后世子孫興旺發達，文化知識在自己手里。因此，“斯文在茲”既涵蓋了傳統文化的內質，又張揚著一種文化使命的傳承精神，文化損益的擔當精神和文化兼知兼行的實踐精神，與當下倡導的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思想是完全契合的。以文自任，自覺地擔當起華夏文化傳承的歷史責任，孔子是中國歷史上曠古第一人。

　　踐行是孔子學說的重心。行作為學的基礎，能有做到孝悌、謹信、愛眾、親人，再有余力才去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學是為了完善自己，使自己能夠致力于圣賢君子，而這些遠遠非典籍文獻中能夠表現出來的，必須在生活中、行動中才能實現。踐行是做人的學問。這也是孔子把德行的實踐，也就是道德實踐作為學問基礎的緣由。真正的君子應該做到說話謹慎，辦事敏捷。言行是人與外界溝通的基本方式，言與行是統一的。

　　“尊賢”是孔子儒家的基本方針。《論語·子路篇》云：“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治政貴在選拔賢才，賢人治國。何謂“賢”？孔子界定為：“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恭、敬、惠、義，其實都是仁的具體內涵，都是仁德政治在不同社會層面的外顯。因此，在孔子的思想邏輯結構中，真正的賢才也是仁者。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意為：“仁者”常處于“從容中道”、怡然自得的精神狀態之中，其厚德載物之品德，猶如高山；“智者”若江河之水溫潤而澤，清揚而遠聞。孔子認為，人的精神境界判然有別。他把人之精神境界分為“知”、“好”、“樂”三個層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孔子認為，對于任何學問、人生和事業，僅僅懂得它的人不如喜歡它的人，喜歡它的人又不如以它為樂的人。可見，“樂”是理想的人生境界，它彰顯的是深諳世間萬物之發展變化規律、洞悉人生是非善惡，從而超然物外、怡然自得的精神境界。

　　曲阜孔廟，是祭祀中國春秋時期的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本廟，位于孔子故里、山東曲阜城內，又稱“闕里至圣廟”，始建于魯哀公十七年（西元前478年），歷代增修擴建，經兩千四百余年而祭祀不絕，是中國淵源最古、歷史最長的一組建筑物，也是海內外數千座孔廟的先河與范本，和相鄰的孔府、城北的孔林合稱“三孔”。曲阜孔廟以其規模之宏大、氣魄之雄偉、年代之久遠、保存之完整，被建筑學家梁思成稱為世界建筑史上的“孤例”，現為世界文化遺產、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與北京故宮、承德避暑山莊并列為中國三大古建筑群。

　　禮是中國古代社會經邦治國平天下的基本法度，是人倫的基本準則和人們行為的規范。先秦時期的許多思想家都對禮進行過探入論述，統治者也依此制定了很多禮儀，以約束人們的行為，使國家秩序規范化。可是，漢代建立之初，禮制建設頗不完善，就連最能顯示封建國家絕對權威的朝廷，都沒有宮廷禮儀。新朝儀嚴肅了宮廷氣氛，再也沒有人敢喧嘩吵鬧。君臣之禮建立了，劉邦自然感到了當皇帝的尊貴。叔孫通改革禮儀制度的成功，也使他的一百多名弟子都在朝廷當上了官，把各種禮儀制度推向全國。兩漢朝儀基本是叔孫通所定，沒有大的改變，其它各種禮儀有所變動，但都不出先秦禮制的大框。

　　建元元年（前140），董伸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建議：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各家學說，都要從博士官學中排除出去。漢武帝對董仲舒的這種大一統思想非常賞識。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置《五經》博士，使儒家經學在官府中更加完備了。元光元年（前134），他將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排斥黃老別名百家之言于官學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為丞相，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還批準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一一藝者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尊儒術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成為此后二千年間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雖然這樣做不利于學術文化的發展，但在當時卻有益于專制制度的加強和國家的統一。

　　西漢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皇帝劉啟將他的兒子劉馀從淮南遷到曲阜，封為魯王，史稱恭王。魯恭王好治宮室，傳說在擴建王宮拆除孔子故宅時，忽然聽到天上似有金石絲竹之聲，有六律五音之美，結果從墻里面發現了《尚書》《禮》《論語》《孝經》等書，一共幾十篇。這些經典是用蝌蚪文寫成的，不同于當時經師們所保存的用隸書書寫的經典，人們就把它們稱為“孔壁古文”。魯壁藏書是歷代文人津津樂道的事情，宋代文學家王禹在魯壁銘并序中說：“文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其廢也，賴斯壁而藏之，其興也，自斯壁而發之”。將文化復興歸功于魯壁，清乾隆皇帝也寫詩贊頌：“經天緯地存千古，豈系恭王壞宅是”。魯壁藏書確實保護了中國的文化典籍，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情。

　　山東高人，東漢末年的經學大師。他遍注儒家經典，以畢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遺產，使經學進入了一個“小統一時代”。游學歸里之后，聚徒授課，弟子達數干人，家貧好學，終為大儒。遍注群經，著有《天文七政論》《中侯》等書，共百萬余言，世稱“鄭學”，為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終年73歲。

　　東漢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布圖讖于天下，進一步把儒家經義與讖緯圖書等迷信東西結合起來，完成了東漢國教的形式，所謂讖是當作神靈啟示人們的一種預言。讖與緯連稱，是一種長期的發展結果。讖緯即總集過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質的預言，而用以解釋一般性質的儒家經典，使那些預言與儒家經典相交織，使圣人的教條與神靈的啟示合二為一。這樣，圣經變成了天書，孔子就變成了神人。到了漢章帝建初四年（79年），把西漢宣帝、東漢光武的法典和國教更加系統化，這就是所謂的“白虎觀會議”。

　　孔穎達為唐朝學者型官員。孔穎達編訂《五經正義》，摒棄南學與北學的地域偏見，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將西漢以來的經學成果盡行保存，使前師之說不致泯滅，后代學者有所鉆仰。由于他的《五經正義》被唐王朝頒為經學的標準解釋，從而完成了中國經學史上從紛爭到統一的演變過程。他是一個對中國經學具有總結和統一之功的大經學家，曾任國子監祭酒（教育部長）。終年74歲。

　　唐代著名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河南河陽人。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確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后人對韓愈評價頗高，明人推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終年56歲。

　　張載為宋代關學開山鼻祖。個人名言為“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話最能表出儒者的襟懷，也最能開顯儒者的器識與宏愿，因而也可說是人類教化最高的向往。張載由于具有較為深厚的醫學和天文學素養，能夠探賾鉤沉，解決了當時的一些天文學難題。終年58歲。

　　宋代理學家。二程即程顥和程頤兄弟，生于湖北黃陂，籍貫河南洛陽，所以他們的學說也稱為“洛學”。在哲學上，程頤與程顥以“理”為最高范疇，以“理”為世界本原。程顥、程頤所創建的“天理”學說受到了后世歷代封建王朝的尊崇，都曾受到宋代帝王追封。程顥終年53歲，程頤終年74歲。

　　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他學識淵博，對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佛教、黃老之術乃至自然科學都有研究，最后成就于儒學。在中國元明清三代，朱學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志著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更趨完備。元朝皇慶二年（1313）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集注》試士子。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強有力精神支柱。終年70歲。

　　南宋著名哲學家，江西人。因其曾在貴溪龍虎山建茅舍聚徒講學，因其山形如象，自號象山翁，世稱象山先生、陸象山。是宋明兩代“心學”的開山祖。明代王陽明發展其學說，成為中國哲學史上著名的“陸王學派”，對近代中國理學產生深遠影響。被后人稱為“陸子”。終年54歲，可配山羊須。

　　陸九淵熱心于講學授徒，“每開講席，學者輻輳，戶外履滿，耆老扶杖觀聽”，弟子遍布于江西、浙江兩地。其在長期的講學實踐中，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教育思想理論，他認為教育對人的發展具有存心、養心、求放心和去蒙蔽、明天理的作用。他主張學以致用，其目的是培養出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人才，以挽救南宋王朝衰敗的命運。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饒）鵝湖寺舉行的一次著名的哲學辯論會。由呂祖謙邀集，意圖調和朱熹和陸九淵兩派爭執。實質上是朱的客觀唯心主義和陸的主觀唯心主義的一場爭論。它是中國哲學史上一次堪稱典范的學術討論會，首開書院會講之先河。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呂祖謙為了調和朱熹“理學”和陸九淵“心學”之間的理論分歧，使兩人的哲學觀點“會歸于一”，于是出面邀請陸九齡、陸九淵兄弟前來與朱熹見面。六月初，陸氏兄弟應約來到鵝湖寺，雙方就各自的哲學觀點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這就是著名的“鵝湖之會”。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創立陽明心學，精通儒家、道家、佛家。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亂軍功而被封為新建伯，隆慶年間追贈新建侯。王守仁和孔子、孟子、朱熹并稱為孔、孟、朱、王。其學術思想傳至中國、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集立功、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絕有明一代。終年57歲，可展現其“知行合一”。

　　明末清初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教育家。別號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藍水漁人、魚澄洞主、雙瀑院長、古藏室史臣等，學者稱梨洲先生。黃宗羲學問極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與顧炎武、王夫之并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之譽。終年85歲。

　　著名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學問淵博，于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及經史百家、音韻訓詁之學，都有研究。晚年治經重考證，開清代樸學風氣。顧炎武被稱作是清朝“開國儒師”、“清學開山”始祖。終年70歲。

　　中國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史學家、文學家、美學家，為湖湘文化的精神源頭，與黑格爾并稱東西方哲學雙子星座、中國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啟蒙主義思想的先導者，與黃宗羲、顧炎武并稱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著書立說，故世稱其為“船山先生”。一生主張經世致用的思想，堅決反對程朱理學。享年74歲。

　　清代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哲學家、思想家。乾隆40年第六次會試下第，因學術成就顯著，特命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戴震治學廣博，音韻、文字、歷算、地理無不精通，又進而闡明義理，對理學家“去人欲，存天理”之說有所抨擊。梁啟超稱之為“前清學者第一人”，梁啟超、胡適稱之為中國近代科學界的先驅者。終年53歲。

　　位于韓國首都首爾，作為連接韓國古代王朝高麗時期的大學，統一新羅時期的國學、高麗時期的國子監。成均館是韓國大學教育的發源地，也是最初的國家教育機關。老成均館始建于1398年，其辦學目的是為了促進王室對儒家思想的進一步理解與研究。從這一角度出發，它擁有作為一所大學所應該具備的完備的教學設施。由于老成均館大學的另一重要職能是作為孔子紀念活動的指導者，因此，它還擁有一座為紀念活動專門建造的圣堂。

　　陶山書院是李滉（號退溪）向學生們教授儒學并研修學問的地方。1960年被指定為第170號史跡。李退溪發展了朱熹哲學，并創立退溪學派，被公認為是朝鮮儒學泰斗。李退溪在韓國家喻戶曉，韓國政府為了紀念這位思想家，將其頭像印在了1000元的韓圓上。李朝宣祖7年（1574年），文人們和儒學家們為了紀念李滉的學德而修建了一座“尚德祠”。祠堂內供奉著退溪先生的牌位，在舉行祭祀后，又修建了典教堂（國家保護文物210號）和東西齋，從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書院。今天的書院分為退溪親自創建的陶山書堂與后世修建的陶山書院，二者以復禮門為分界線書堂在前，書院在后。內有陶山書堂、隴云精舍（學生宿舍）、亦樂書齋、尚德祠、典祭廳、典教堂（大講堂）、藏板閣（書庫）、光明室（讀書室）、東西齋（學生宿舍）、庫直舍（食堂兼管理人員宿舍）、玉振閣（遺物展示館）等建筑，另有天淵臺、云影臺、試士壇、冽井、蒙泉、節友社、凈友堂、幽貞門等遺跡。書院背山臨水，前是波光粼粼的安東湖，后是郁郁蔥蔥的松樹林，是一個美麗寧靜充滿文化氛圍的地方。

　　明亡清兵入關武力南下，制造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案。清順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軍再下剃發令，令十天之內，全國百姓一律剃頭，“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嚴重傷害漢族百姓的民族感情，紛紛起而抗清。其中嘉定人民的抗清反剃發斗爭尤為頑強激烈。分別于同年六月十三日、六月十四日、八月十六日三次遭屠城。史稱“嘉定三屠”。朱舜水毅然與南明浙江兵部侍郎王繩結為知己，以舟山為基地共謀反清大計。朱舜水奔走日本、越南，海外經營十余年。在江南一帶與張煌言、鄭成功等人共同組織兵力抗擊滿清。兵敗后亡命日本并留居下來，在日本大力宣揚中華儒家文化，逐漸形成“江戶學派”，為日本后期明治維新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思想準備。因為朱舜水學問卓著，被日本德川家族奉為國師。

　　《論語》最早在歐洲刊印的西文版本是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拉丁文本《中國哲學家孔子》（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由剛從中國回來的比利時耶穌會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主持編譯。柏應理1659年來華傳教，于1662年和同伴共同以拉丁文翻譯了《大學》和《論語》的前五章，書名為《中國箴言》（ Sapientia Sinica）。其譯文都是用殷鐸澤、郭納爵的譯本，并附注疏。柏應理為此書寫了一篇很長的序言，開宗明義地說明這本書是為了傳播福音所做，是供來華的傳教士使用的。為了這個目的，他們從中國文獻中挑選出這些內容，以使到中國的傳教士對中國文化有所了解。如果一些外行人看這部書，也應從傳播福音的角度加以理解。所以他們在對《大學》《中庸》《論語》翻譯中鮮有忠于原文的含義，而是從基督教的角度做了重新的說明。但是傳教士譯介的儒家經典成為西方了解儒家文化的先河。

　　1791年，伏爾泰葬入法國巴黎的“先賢祠”，墓碑上寫道：“伏爾泰一一詩人，歷史學家，哲學家。”其實伏爾泰還有幾個耀眼的頭銜：“科學和藝術共和國的無冕皇帝”、“歐洲的良心”、“歐洲的孔子”，有一個頭銜是伏爾泰自己加給自己的：“孔門弟子”。伏爾泰盛贊“孔子是真正的圣人”，他二十余年如一日地在家中懸掛孔子像，伏爾泰在《論孔子》里說：“沒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對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一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自己的座右銘，還號召所有人把它作為座右銘。他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超過基督教義的最純粹的道德”。由于伏爾泰的傳播和一大批法國思想家的推動，1789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載入法國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和《法蘭西共和國憲法》。《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第六條這樣寫道：“自由是屬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損害他人權利的事的權利，其原則是自然，其規則為正義，其保障為法律，其道德界限則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見《法國憲法集》）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federal supreme court）位于東國會大道，是一座以大理石為主的建筑，潔白的科林斯式建筑，與國會大廈遙相呼應，昭示著司法在三權分立政體中的獨立與尊嚴。主樓后部，是法院東庭，常常被游客所忽略。這里有著與主入口一致的三角門楣，門楣上協調排列著的16個各有含義的人物，以摩西、孔子、梭倫為中心，是主建筑師吉爾伯特和藝術家麥克尼爾向東方文化獨具匠心的的致意。

　　阿諾德·湯因比堪稱20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他試圖以其皇皇巨著《歷史研究》，揭開文明興衰的謎題，啟發人類對未來道路的探索。他預言，在21世紀，中國經濟將創造奇跡，“中國精神”和“中國文化”也將擔當起在后西方時代提升人類文明的偉大責任。中國并不排斥學習西方，相反還要加大學習西方的力度，吸收人類一切先進文明的成果，努力革除弊政，修正本身文化中不符合現代化的因素，同時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中不斷發掘、研究、建構、闡釋和再闡釋中華文明中能夠提升當代人類文明的重要因子。一個文明高階段的發展不是簡單的復古主義，更不是盲目崇拜古代的一切，而是在一種人類文明更高階段結合現代因素的文明復興運動。因此中華文明必定是要聯結現代性的因素才能在更高的階段更好地促進人類社會的世界大同。

　　孔子的學說傳到西方，是從400多年前意大利傳教士把記錄孔子言行的《論語》一書譯成拉丁文帶到歐洲開始的。而今，孔子學說已走向了五大洲，各國孔子學院的建立，正是孔子“四海之內皆兄弟”“和而不同”以及“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思想的現實實踐。為發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關系，增進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語言文化的理解，為各國漢語學習者提供方便、優良的學習條件，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條件的若干國家建設以開展漢語教學為主要活動內容的“孔子學院”，并在中國北京設立“孔子學院總部”。

　　尼山孔廟位于曲阜市東南約28公里處的尼山東麓。尼山原名尼丘山，因孔子名丘，為避圣諱，故名尼山。其山并不高大，海拔約340米，風景秀麗。“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孔子出生于此，所以尼山名揚海內外。尼山孔廟橫分三路，五進院落，殿堂共計80余間。前為石構欞星門，門前石橋旁建碑亭，立有《重修尼山孔子廟記》碑。門前東側臨崖處，相傳孔子在此觀五川匯流，有后人建木構“觀川亭”。

　　洙泗書院位于山東曲阜城東北四公里處。因南臨洙水，北臨泗河，故名洙泗書院。傳為孔子修書講學的地方。后成為紀念和祭祀孔子的場所。孔子周游列國返魯后，在此刪詩書、定禮樂、系周易，并聚徒講學。漢代至宋金均名講堂，元代改稱洙泗書院。公元1337年（元至元三年）于講堂舊址重建殿、堂、門、廡等，改稱洙泗書院，并設山長一人奉祀。公元1494年（明弘治七年）重修。

白鹿洞書院

王元蒙

120×60cm

　　白鹿洞書院，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廬山五老峰南麓，是世界文化景觀，享有“海內第一書院”之譽，被評為“中國四大書院之首”。

　　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間（公元940年），是中國首間完備的書院；南唐時建成“廬山國學”（又稱“白鹿國學”），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由中央政府于京城之外設立的國學；宋代理學家朱熹出任知南康軍（今江西省九江市廬山市）時，重建書院，親自講學，確定了書院的辦學規條和宗旨，并奏請賜額及御書，名聲大振，成為宋末至清初數百年中國一個重要文化搖籃，是中國教育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白鹿洞書院與湖南長沙的岳麓書院、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合稱為“中國四大書院”。

　　尼山書院位于尼山孔廟以北，又名尼山誕育書院。元至元二年（1336年），中書左丞王懋德奏請在尼山創建書院，并保舉彭為山長，獲準。彭上任后不久，即修建尼山書院。元朝末年，尼山書院敗落，至明永樂十五年（1417年）由五十九代衍圣公孔彥縉發起重修，弘治七年（1494年）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緒、四氏學學錄孔公璜又用修建孔廟的余資再次修建。今廟圍垣繚繞，環植松柏，共有院落五進，殿堂五十多間，正門名欞星門，二門名大成門。廟主體建筑為中間的大成殿，殿前有兩廡各五間，殿之東、西各有掖門。過掖門，殿后有寢殿三間，祀至圣夫人木主，兩廡各三間，祀孔子之子伯魚及孫子思，但塑像及木主今皆不存。東、西兩側門連接兩旁跨院。東院前為講堂，后為土地祠，西院東側連接毓圣侯祠，且單成一院。西側為啟圣王殿和寢殿，系供奉孔子父母處。廟內外有元、明、清以及民國時期的石碑約十余幢，是了解孔子出生地尼山及其建筑群歷史沿革的重要資料。

　　東林書院東林書院，位于江蘇省無錫市，亦名龜山書院，是我國古代著名書院之一。它創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是當時為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嫡傳高弟、知名學者楊時長期講學的地方。后廢。明朝萬歷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由東林學者顧憲成等人重興修復并在此聚眾講學，他們倡導“讀書、講學、愛國”的精神，引起全國學者普遍響應，一時聲名大著。東林書院成為江南地區人文薈萃之區和議論國事的主要輿論中心。

應天書院

賈榮志

120×60cm

　　應天府書院前身為睢陽書院，位于河南商丘，是五代后晉時的商丘人楊愨所創辦。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改升應天書院為府學，稱為“應天府書院”，并正式賜額“應天府書院”。［1］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升格為南京，成為宋朝的陪都，應天書院又稱為“南京書院”。慶歷三年（1043年），應天府書院改升為“南京國子監”，成為北宋最高學府，同時也成為中國古代書院中唯一一座升級為國子監的書院。

　　書院內主要景點有：崇圣殿、大成殿、前講堂、書院大門、御書樓、狀元橋、教官宅、明倫堂、廊房等。

　　魯定公十三年（前497）春，孔子開始周游列國，想尋找一片適宜的國土，來實施自己的“仁政”理想。孔子周游列國是從魯國出發，大致走了衛國、曹國、宋國、齊國、鄭國、晉國、陳國、蔡國、楚國、等地。現如今大致路線曲阜一一菏澤一一長垣一一商丘一一夏邑一一淮陽一一周口一一上蔡一一羅山，然后原路返回。”從55歲到68歲，孔子帶著他的若干親近弟子，用了十幾年的時間在魯國周邊游歷。從《孔子歷史地圖集》書內“孔子周游列國圖”標注的線路圖來看，孔老夫子當時周游的，有衛、曹、宋、鄭、陳、蔡、楚諸國。說起來不算少，但大多是春秋時期的蕞爾小國。楚算是大國，但孔子只到了楚國的邊境。孔子還打算西去晉國，但由于時局不好，結果只是在黃河邊上感慨了一番，“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命也夫！”最終連黃河也沒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