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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山東期間，在孔子研究院主持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發(fā)出了大力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號召。除中央、省、市領導外，參加座談會的共有七位代表，其中學者四人。非常榮幸，我作為學者代表參加了座談會，并親歷了總書記視察孔子研究院的全過程；也是由我匯總整理了總書記的講話紀錄——這個講話，已經被學界稱為“曲阜講話”，其重要意義將隨著時間的流逝日益顯現出來。

　　從牌坊是否“描紅”說起

　　2013年11月中旬一個周末的傍晚，我正帶著孩子在曲阜師大附近學鋼琴，接到時任孔子研究院黨委書記莊金蘭同志的電話，說有一個緊急接待任務，讓我馬上到院里去；她住在濟寧，來不及趕過來；楊朝明院長出差在深圳，也不在家。我騎上電動車，帶著孩子，不到十分鐘就到了院門口。剛好一輛小車引導一輛中巴來到孔子研究院大門前。時任曲阜市委書記李長勝同志從小車上下來，把我介紹給中巴車上的幾位中央辦公廳領導。當時已經差不多18點左右，暮色漸濃，我陪著幾位同志邊走邊聊，特別介紹說：“孔子研究院是唯一由國務院批準設立的孔子儒學研究專門機構；是兩院院士、清華大學吳良鏞教授受谷牧同志委托主持設計的當代精品，吳先生獲得201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獎理由之一就是這部作品。”來到辟雍廣場東側的牌坊下面，中辦的同志問我：“你覺得與其他高校和研究機構相比，孔子研究院最大的優(yōu)勢是什么？”我脫口回答：“我們最大的優(yōu)勢是設在曲阜，就在圣廟之前，承洙泗之余緒，這是其他機構無可比擬的優(yōu)勢。”看得出來，聽到這個回答后，這位領導同志沉吟了良久。因為天色太晚，停留十五分鐘后，考察組的同志匆匆離開。

　　第二天也就是周日的早上，他們一行又一次來到孔子研究院，在莊金蘭書記和我的陪同下，進行了詳細考察。隨后，正式通知我們，有一個重要的活動要在這里舉辦。又過了幾天，我們才知道，即將發(fā)生在我院的，是必將載入史冊的一個重大事件。

　　在做接待準備工作的時候，我們想把辟雍廣場周邊幾個牌坊上的字描紅一下，因為字跡有些暗淡模糊，我們常規(guī)維護描紅的日期也快到了；但中辦的同志不同意，要求“保留原貌”，不要“大興土木”。確定下來召開會議的那個“會議室”，位于主樓二樓，本是一個臨時存放展覽物品的“小倉庫”，我們請示是否簡單裝飾一下，也沒有同意，說“只要打掃干凈就行了”。于是，用最簡易的條桌拼在一起，鋪上墨綠色的桌布，再擺上十幾把非常普通、連扶手都沒有的椅子，一個極重大會議的極簡單會議室就布置好了。

　　《論語》中，關于道德流行有一句名言：“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的道德就像風，老百姓的道德就像草，風往哪個方向吹，草就往哪個方向倒。君子，也就是為政者的道德，不僅是個人的修身問題，還包括以自己的言行影響社會、帶動他人。從這次接待中幾個小小的細節(jié)，我們深刻感受到中央領導集體嚴于律己、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直接影響帶動了各級干部道德素養(yǎng)和全社會風氣的提升，起到了引領風尚的作用。

　　從“四個講清楚”到文化“兩創(chuàng)”

　　當時總書記走進會議室，與我們一一握手寒暄。按照座位的順序，總書記第二個跟我握手，面容親切，言語溫暖而有力，看著我說：“你很年輕啊，最近有什么學術成果嗎？”我回答說：“剛剛給德語地區(qū)的孔子學院寫了一本中國文化讀本，叫《孔子這樣說》。”他跟每位同志都交流了幾句，體現出對專家學者的尊重和關切。

　　坐下來后，總書記進入正題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這次來，到曲阜，到孔子研究院，就是要發(fā)出一個信息，體現中央弘揚傳統(tǒng)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決心。”會議結束后，大家紛紛起身，總書記一邊穿外套，一邊強調性的說了這次會議的最后一句話：“我這次來曲阜，就是要發(fā)出一個信息，要大力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

　　總書記在座談會講話中，充分肯定了儒家思想在中華文化發(fā)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時，指出了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根本原則和途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態(tài)度，根據國情和形勢發(fā)展需要，進行界定、借鑒和揚棄，弘揚最優(yōu)秀、最精華的東西；要因勢利導、深化研究，在東亞儒家文化圈中居于主動，在世界儒學傳播和研究中始終保持充分話語權；要加強交流互鑒，像孔夫子那樣，針對不同對象，因材施教，以能引起共鳴的多樣化方式，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我個人理解，除了向全國發(fā)出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信息外，這次講話還有三個重點內容。

　　第一，重申“四個講清楚”的要求。2013年8月19日，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總書記首次提出關于“四個講清楚”的論述。3個月后，在孔子研究院發(fā)表講話，又一次強調“四個講清楚”，要求先把中國文化講清楚。

　　第二，高度關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問題。他指出，經過兩千多年歷史的檢驗，今天我們對孔子思想的價值看得更清楚了——對人類進步文明思想，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孔子影響很大”。

　　第三，“兩創(chuàng)”思想正式發(fā)端。總書記明確指出，中華民族創(chuàng)造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也一定能夠創(chuàng)造出中華文化新的輝煌；要用時代精神激活傳統(tǒng)文化的生命力，樹立時代新風，振奮民族精神，提高文化軟實力。

　　2013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時候，總書記又提出了中華傳統(tǒng)美德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強調“道德”的轉化。2014年2月，在闡述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兩創(chuàng)”方針時，總書記突出強調，要高度重視“繼承”與“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關系——這就是為什么要先“講清楚”的原因。

　　我們理解，“兩創(chuàng)”，其實有一個“時間維度”：“創(chuàng)造性轉化”，是“從過去到現在”，強調的是繼承；內含的問題是繼承什么，如何繼承，其中心問題是“不忘本來”。“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是“從現在到未來”，強調的是創(chuàng)新；在“不忘本來”基礎上，兼及“吸收外來”；其中心問題是“用時代精神激活傳統(tǒng)文化的生命力”，解決的是時代性和社會融入性問題。在此基礎上實現中華文明的“面向未來”。也說是說，“創(chuàng)造性轉化”是基礎，是前提；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是指向，是目標。當前階段，更為迫切的，仍然是“繼承”問題。

　　對于儒學和傳統(tǒng)文化研究機構來說，“講清楚”，就是要搞好“中華文明內涵研究”。十年來，孔子研究院牢記總書記殷切囑托，組織科研人員奮力攻關，取得了一批代表性成果，發(fā)表學術論文815篇，其中核心期刊文章126篇；出版專著105部；立項課題156項，其中國家級、省部級54項；獲得各級各類學術獎勵47項；組織舉辦學術活動250余場。

　　其中，《曲阜儒家碑刻文獻集成》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圣地曲阜重要碑刻文獻開展的第一次系統(tǒng)性和研究性整理解讀，是新時代讓文物說話、讓歷史說話、讓文化說話的一次重要探索。《孔子文化獎學術精粹叢書》是孔子研究院在主承辦世界儒學大會期間，推出的八位“孔子文化獎”個人獲得者的學術精粹文集，代表了儒學領域最高研究水平。《儒家政治哲學與政治文化論叢》由13部著作組成，深入梳理和闡釋了天下為公、民惟邦本、道義與權力、尊王與富強以及公私之辨等政治哲學理念的思想內涵。《<古文尚書>真?zhèn)喂冈僮h》是發(fā)表于《歷史研究》2020年第4期的論文，作為近年來孔子研究院學術論文的代表作，于2021年獲得山東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

　　從文化“兩創(chuàng)”到“第二個結合”

　　梳理總書記關于文化的重要論述，我們會發(fā)現，三個最重要的觀點——“四個講清楚”“兩創(chuàng)”“兩個結合”，其提出是有嚴密的內在邏輯順序的。只有文化自知，才能文化自信；否則要么會走向自負，要么會走向自卑。因此，必須先把中華文化“講清楚”，有了文化立足點，在自知、自信的基礎上，才能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只有在“兩創(chuàng)方針”指引下，才能更好地實現“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正是在這個邏輯順序中，我們可以深刻認識總書記的中華文化立場，也就是“兩創(chuàng)”和“兩個結合”的中華文化立場——其最終形態(tài)，是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

　　總書記在“曲阜講話”中指出，要在世界儒學傳播和研究中始終保持充分話語權。孔子研究院在做好“中華文明內涵研究”的同時，深入開展“孔子文化傳播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努力把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最優(yōu)秀、最精華”的部分展現出來，把蘊含在經典中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和自強自立的民族精神傳達給廣大民眾。如何傳達呢？必須搭建起學術研究與社會需求之間的橋梁，按照“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要求，賦予其時代精神——向后看，是激活傳統(tǒng)文化生命力；向前看，是建構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當下看，則是為“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做基礎性準備工作。

　　在“孔子文化傳播研究”方面：按照總書記讓“國外學生看了‘三孔’，再到孔子研究院，進行深加工、再提升，體驗中華文化，發(fā)揮曲阜文化優(yōu)勢”的要求，建設了“孔子學院總部體驗基地”，彰顯歷史積淀，關注當代價值，強調文化體驗，先后接待了130余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孔子學院師生、海外漢學家、國內各地干部政德教育學員以及專家學者、國學愛好者等6萬余人。推出了70余萬字的《中華傳統(tǒng)八德詮解叢書》，8部著作分別闡釋“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起源、含義和本質，論述與個人修養(yǎng)、社會和諧及國家治理的關系，于2019年獲得山東省社科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隨后又在此基礎上編寫出版《中華八德：黨員干部讀本》《中華八德：青少年讀本》等具有傳播普及意義的系列文化讀本，入選“第五屆全國黨員教育培訓教材展示交流活動獲獎教材”。重點推出由13名高層次人才13部著作組成的《尼山儒學文庫（第一輯）》，注重思想性、學術性、時代性、普及性的有機統(tǒng)一，既有宏觀的儒學元典研究，也有微觀的專題思考，幫助讀者把握新時代儒學研究和建構的發(fā)展方向。

　　在“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方面：孔子研究院“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研究基地”于2022年經評審公布為首批山東省社科理論重點研究基地，推出了一系列代表性成果。《世界孔子廟研究》，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世界孔子廟研究”的最終成果，納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先后獲得山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特等獎兼一等獎、濟寧市社科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是第一部系統(tǒng)研究世界孔子廟的著作，成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對外傳播的一項重要成果。孔子研究院特聘專家、山東省儒學大家安樂哲“翻譯中國”系列成果，包括《儒家角色倫理：21世紀道德視野》《品味中國文化獨特性：論安樂哲的研究方法、儒學論題和儒家角色》《安樂哲比較儒學哲學關鍵詞》《“生生”的中國哲學：安樂哲學術思想選集》《儒家角色倫理學：一套特色倫理學詞匯》等多部著作，把對“人”的哲學思考擴展到全人類和全球化的境遇當中去，為中西哲學交流互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重要思想文化資源。另外，推出了“中華文化走出去”系列成果，習近平總書記表示“要仔細看看”的《孔子家語通解》翻譯為韓文版、吉爾吉斯語版，《論語詮解》翻譯為英文版、韓文版；《儒學精神與中國夢》翻譯為英文版；《孔子這樣說》翻譯為德文版、韓文版；《圖說孔子》翻譯為英文版、日文版、韓文版和蒙文版，在臺灣地區(qū)出版中文繁體版。

　　十年來的收獲和感受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發(fā)表重要講話，總結了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提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成為十年來文化發(fā)展的總結性成果和綱領性文件。而十年前的“曲阜講話”，則是拉開了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序幕——“四個講清楚”是新時代開展文化建設的邏輯起點，文化“兩創(chuàng)”是指導方針，“兩個結合”是根本遵循，“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chuàng)造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是宏偉目標。可以說，這兩次重要講話，前后相承，邏輯相續(xù)，共同構成新時代理論創(chuàng)新的“雙璧”。

　　回顧十年來的文化“兩創(chuàng)”，我本人也在這個大潮中接受洗禮，貢獻力量，與孔子研究院共同成長。

　　記得座談會結束后，一起從主樓二樓走出來，在下臺階的時候，總書記指著我們身上穿著的中式立領服裝問：“你身上穿的是中山裝嗎？”我們回答：“不是中山裝，是帶有中式元素的衣服。”總書記接著問：“今天祭祀孔子，應該穿什么服裝？”這正是我們平時關注的禮樂文化問題，當即回答說：“我們今天缺少重大禮儀活動時穿著的禮服，當今中國也沒有我們的‘國服’；現在到了制禮作樂的時候了。”

　　總書記關心的孔子祭祀問題，正是我本人的重點研究領域。在理論研究方面，我于2017年在中華書局出版專著《文廟釋奠禮儀研究》，目前正在撰寫另一本專著《中國傳統(tǒng)釋奠禮》；在核心期刊發(fā)表多篇這一領域的學術論文，并組織發(fā)表相關研究論文20余篇；主持多項相關省部級課題，組織全院科研人員圍繞釋奠禮研究成功申報省部級及以上課題10余項，多項成果都是以優(yōu)秀等次結項，整體研究水平得到顯著提升；組織舉辦歷屆“世界儒學大會”，每屆會議都將“文廟釋奠禮研究”設置為重要議題，先后收錄相關學術論文近百篇，見于公開出版的歷屆《世界儒學大會學術論文集》；2016年，主持成立孔子研究院禮樂文明中心，該中心是孔子研究院成立的首個專題性學術研究機構，將文廟釋奠禮研究作為重點方向，積極研究闡發(fā)其文化內涵和時代價值；策劃舉辦“文廟釋奠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專題系列講座、學術沙龍等，有力推動了文廟學和釋奠禮的研究。2017年，以禮樂文明中心為基礎，聯合曲阜師范大學等儒學機構，推動成立了曲阜禮樂文明研究與傳播中心，把曲阜為中心的山東地區(qū)有關專家學者和公立、民間機構統(tǒng)合起來，共同開展相關研究和傳播工作。在實踐推廣方面，作為山東省“祭孔大典”活動的見證者和主要策劃者，我連續(xù)十余年擔任總策劃和現場指揮；主持將“祭孔大典”由民間祭祀改為政府公祭，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主持恢復“春季”祭孔活動，使得孔子出生地尼山孔廟的“春祭”與闕里孔廟的“秋祭”相呼應，接續(xù)了歷史上“春秋兩祭”的文化傳統(tǒng)；長期參加祭孔大典祭文撰寫專家組的工作，受聘為公祭孔子大典、全球云祭孔等活動的學術顧問、主演播室學術嘉賓等，為活動的開展提供學術支持；作為2020年上映的央視專題記錄片《金聲玉振》策劃人，對文廟釋奠禮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闡釋；以新華社內參等形式多次就文廟祭祀活動提出重要建議，比如在向大成殿敬獻花籃的基礎上，增加向兩廡敬獻鮮花的程序，而在家祭中保留兩廡的“分獻”儀程，這些建議已被“祭孔大典”采納并應用于具體實踐中，山東省委主要領導、山東省委宣傳部主要領導分別給予了批示。

　　除文廟及釋奠禮、傳統(tǒng)政德思想等“中華文明內涵研究”的課題外，我還做了大量的“孔子文化傳播”工作。總書記在座談會上提到：“我出訪參加了很多孔子學院的簽字儀式、開學儀式，這方面需求很大，師資還跟不上。”我在會上跟總書記匯報的中國文化讀本《孔子這樣說》正是與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孔子學院合作推出的，我們撰寫內容，他們負責翻譯成德文在德語地區(qū)出版；2015年，韓國安東大學孔子學院又將其翻譯成韓文在韓國出版；同年，這本書獲得“第三屆山東省社會科學普及與應用優(yōu)秀作品評選”著作類一等獎，同時被評為“山東省社會科學普及十大優(yōu)秀讀物”。

　　十年來，我投入大量精力開展學術交流和普及推廣工作。作為秘書處負責人，連續(xù)多年舉辦“世界儒學大會”；設立并推選我國儒學研究領域最高獎“孔子文化獎”；主持舉辦已有3萬余名線下受眾的國學普及講座“春秋講壇”，并拓展為“孔子文化大講堂”，先后主編出版了兩部《春秋講壇學術演講錄》；擔任山東省文化藝術重點學科“孔子文化傳播”學術帶頭人；2015年，被評為“全國優(yōu)秀社會科學普及專家”。

　　山東省社科理論重點研究基地“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研究基地”的成立，大大推動了我院從內涵研究到傳播和交流研究的學術拓展。目前，正在組織由10部著作組成的《中華禮樂文明大系》的寫作和出版，兼顧學術性與可讀性原則，力爭將中華傳統(tǒng)禮樂文明的內涵、發(fā)展脈絡及其重要價值清晰地表達出來。由我擔任總主編、以青少年學生為主要受眾群體的“國學經典正音釋讀叢書”，選取以“四書”、《詩經》《道德經》等為代表的中華國學經典，精心選擇底本，結合學界最新研究成果，重新注音、注釋，配以“導言”“章旨”的解讀和二維碼掃描朗讀功能，推出一套便于隨時誦讀的大字、注音、注釋版叢書，年內即將出版。

　　理論研究、學術交流、文化傳播都必須依靠大量的人才。2015年，借助總書記視察孔子研究院的東風，我有幸實質性參與推動山東省九部門聯合出臺了《關于加強儒學人才高地建設的意見》，為孔子研究院引進儒學大家、泰山學者、尼山學者等高層次人才10人，培養(yǎng)院內泰山學者青年專家1人、尼山學者1人，組建了12個高端學術團隊；同時，先后支持10多名院內青年研究人員攻讀博士學位，已有8人順利畢業(yè)。

　　十年時間里，孔子研究院正在向世界儒學研究和交流中心的目標穩(wěn)步邁進。作為孔子研究院的一名工作人員，我也從學術交流部的部長成長為負責科研管理、學術研究、學術交流和文獻中心建設的副院長，從一名中級職稱的研究人員獲評為正高級職稱的研究員，成為濟寧市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山東省儒學領域高層次人才，并被選為中華孔子學會理事、山東省孔子學會常務理事、山東省歷史學會常務理事、山東省海峽兩岸經濟文化發(fā)展促進會理事等，在多個領域發(fā)揮作用。

　　文化“兩創(chuàng)”這十年，有幸“預其流”“入其流”，趕上了文化復興、民族復興的新時代，這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幸運，更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幸運。

　　我一向認為，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向來有兩個主要路徑：一個是書齋里的學問，主要是通過經典的注疏和研究來完成，是學者們的工作；另一個是生活中的實踐，要發(fā)揮以文化人的作用，培養(yǎng)君子人格，追求幸福人生，共建和諧社會，這一條路徑，每一個人都是參與者。

　　（作者簡介：劉續(xù)兵，孔子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山東省社科理論重點研究基地“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研究基地”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