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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齊文化“兩創(chuàng)”研討暨山東理工大學齊文化研究院成立35周年座談會在淄博舉行。與會專家學者共話文脈傳承，共促文化興盛，攜手推動齊文化綻放新光彩。

　　作為齊文化研究院的創(chuàng)始人，省政協(xié)原副主席、山東理工大學齊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王志民傾注心血，將研究、闡發(fā)齊魯文化作為一生的使命，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出生于1948年的王志民，依舊執(zhí)著于齊魯文化研究與弘揚，孜孜不倦地深耕齊魯文化的沃土，擴展著自己的學術森林，使之宏深闊大、郁郁蔥蔥。5月27日，夏雨中，王志民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分享他研究齊魯文化的歷程和感悟。

　　開辟“荒地”，拓展齊魯文化研究新領域

　　“1982年初夏的一天下午，當時我在山東大學進修，正好去董治安先生家請教。董先生拿著一份學術會議通知對我說：今年秋天，省哲學史研究會要在淄博召開一次稷下學研討會，你可以準備一篇論文參加。”王志民回憶，自己很快寫出一篇7000字的論文草稿，經(jīng)董治安先生修改，最終改定題目為《論稷下學宮的政治性質和歷史作用》，并在“首屆稷下學學術討論會”上作了重點發(fā)言。該文章刊于《齊魯學刊》1983年第1期，并被收入1984年《中國哲學年鑒》，引起很大反響。這是王志民第一次參加學術會議，也是他研究齊魯文化的起點。

　　“近代權威學者一直在對稷下學進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考證。清末以來，學術界受西方的影響，興起了諸子百家研究熱，從梁啟超到胡適以及當時的學術界，非常關注戰(zhàn)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爭鳴。錢穆在《先秦諸子系年》里就專門列了稷下通考，考證出當時約有30多位稷下先生，可以說是對齊文化中稷下學的最早探討。到了郭沫若先生寫?zhàn)⑾曼S老學派的批判，把稷下學的研究推進了一步。”王志民厘清了稷下學的學術研究史。

　　心懷對齊魯文化的鄉(xiāng)土熱情，1985年到1986年間，王志民一鼓作氣發(fā)表了19篇論文，并寫出了近30萬字的書稿，于1986年底由助教破格晉升為副教授。在剛晉升副教授后，王志民提報了一個省社科重點項目——齊文化概論。深知獨木難成林的他，向領導建議需要組建一個研究團隊。領導對此十分重視，一路綠燈，1988年5月，淄博師專成立了齊文化研究所。此后學校幾經(jīng)更名，經(jīng)歷了淄博師專、淄博學院、山東理工大學等階段，當初的齊文化研究所已發(fā)展成為碩果累累、人才濟濟的山東理工大學齊文化研究院。

　　齊文化研究所成立不到一年，學術刊物《文史知識》出版了其首個文化專號——“齊文化專號”。《文史知識》面向全國發(fā)行，當時發(fā)行量60多萬冊。這本刊物以“大專家寫小文章”而著稱，在學術界、社會各界有廣泛影響力。“齊文化專號”薈萃了研究齊文化的最新成果，其中有國學大師季羨林、任繼愈等大家的文章。“可以說，這個專號第一次把齊文化研究推向全國。”王志民說。

　　學術研究的基礎是大量文獻資料的沉淀。從1990年開始，齊文化研究所啟動了《齊文化叢書》的編纂。這套叢書包括“文獻集成”“資料匯編”“研究專輯”和“人物評傳”四編，歷時7年完成，共計1100余萬字，44種。這是國內第一部全面、系統(tǒng)集文獻、資料、研究為一體的大型齊文化著作集成，是齊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今天看這套叢書，它依然是齊文化研究領域的權威、扛鼎之作。”王志民介紹。

　　“經(jīng)過這35年發(fā)展，齊文化研究院出版了120多部著作，發(fā)表了六七百篇論文，院刊《管子學刊》吸引刊登了3000多篇全國學術界研究齊文化的論文，還參與組織召開了十幾次全國甚至是國際的學術研討會。2019年，以我為首席專家申報的‘稷下學派文獻整理與數(shù)據(jù)庫建設研究’獲批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項目，這是山東理工大學獲批的第一個教育部重大項目，是齊文化稷下學研究的重大突破。”王志民說。

　　“齊文化的研究，相比儒學來講，還是薄弱的。但齊文化的研究與幾十年前相比的話，已經(jīng)有了很大提升、推進、深化和開拓。”王志民說。

　　儒學只可能產生在齊魯

　　“我很早就認識到，齊魯大地是中華文明最早的發(fā)祥地之一。”隨著研究的深入，王志民對齊魯文化的認知越來越深刻，并得出結論：“非齊魯無以生孔子，非齊魯無以成儒學。儒學只可能產生在齊魯，孔子、孟子只會誕生于山東。”

　　王志民說，從文化的內在結構分析，齊魯文化二元結構特點的形成，既有地理環(huán)境差異，也有文化淵源的差異。齊、魯兩國分處泰山北南，地理環(huán)境不同，立國方針政策各異，久而久之，社會風俗表現(xiàn)各具特色，主要表現(xiàn)為：齊有尚武之風，魯有斯文之氣；齊俗尚奢侈，魯俗重儉嗇；齊俗長女不嫁，同姓可婚；魯俗嚴守周禮，同姓不婚；齊人夸詐放任，魯人淳樸拘謹。

　　20世紀以來，通過對齊、魯故都遺產進行的多次考古挖掘和探查，兩座古城的歷史面貌基本厘清。從其兩城的文化展現(xiàn)來看，也反映齊、魯文化不同的特色：齊都不斷擴建，魯都變更較少；齊城盡顯霸業(yè)，魯城合乎周禮；齊為工商之城，魯為禮樂之都。

　　這些表象背后則是齊魯文化淵源之大不同。齊起炎帝，魯起黃帝，兩者族源不同。“姜太公采取‘因其俗、簡其禮’的政策治國，順應當?shù)貣|夷文化的風俗。周公以周王之弟封魯，又為周之禮樂文化的創(chuàng)制者，封國后，采取‘變其俗、革其禮’政策以對待當?shù)鼐用瘢栽谥苤畯姶笪幕菹拢攪鴮嶋H上成為在黃土高原上形成的周文化的東方據(jù)點。”王志民說。

　　齊、魯?shù)闹螄砟睿嘤胁煌R尚霸道、魯行王道。“管子說的‘豐國之謂霸’，霸是指要把國家做大做強。所以從姜太公始，提倡‘尊賢尚功’，重用人才，舉賢不避卑賤，逐步形成君主強權下的官僚士族政治體制。齊國政治體制催生了田氏代齊的政治變局，田氏新興政權的出現(xiàn)，則保證了齊國霸業(yè)在戰(zhàn)國時期的發(fā)展、延續(xù)。”

　　王志民說，齊在立國之初，姜太公提出“通商工之業(yè)，便魚鹽之利”，奠定了齊國經(jīng)濟重視工商業(yè)的基礎。春秋時期管仲治齊，進一步實行“四民分業(yè)，士農工商”政策，明確職業(yè)分工，讓工商業(yè)能夠世代相傳。“值得注意的是齊重工商，并未帶來其他各業(yè)的凋敝，而是呈現(xiàn)農林牧副漁、養(yǎng)馬、手工業(yè)等百業(yè)俱興的局面，使齊國經(jīng)濟向多元型和開放型發(fā)展。”

　　縱觀先秦以迄兩漢時代的齊、魯哲學思想的主流，其差異主要表現(xiàn)在齊尚道學，魯尊儒學。“‘道’，就是比較看老百姓的態(tài)度，按實際情況，老百姓想干什么，主要靠他們決定。大致上說就是那種黃老治國的無為而治，不要太多干涉老百姓。”王志民說，因此，齊國不排斥其他思想的融入，不斷吸納和包容各種思想在齊國存在和發(fā)展，形成齊學各種思想多家并存、兼收并蓄的形態(tài)，這也沉淀著稷下學宮誕生的思想沃土。

　　齊統(tǒng)治者在稷下學宮筑“高門大屋”，不論哪家哪派的學者，來者歡迎，走者禮送，甚至封官加爵，讓其不處理具體政務，專門議論，為我所用。“稷下學宮的出現(xiàn)，體現(xiàn)了齊文化有容乃大的特質。齊國的整個文化的特性和特質，總體上講，是為了富國強兵來制定國策，是一種奮發(fā)有為、爭創(chuàng)一流、崇尚創(chuàng)新改革的文化。還有一個文化特質是通權達變，通就是通達，權就是權衡利害，全面分析問題進行適時適當?shù)母母铮@就是與時俱進、因地制宜、務實求變。”王志民的解釋抽絲剝繭。

　　“當然，爭創(chuàng)一流是要爭霸。爭霸是什么？爭老大。這個霸不是說把別人壓榨在下面。”王志民說，孔子對齊桓霸業(yè)稱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齊國霸業(yè)靠會盟諸侯，而非靠兵車武力，是“仁”霸，是以談判為主，和平崛起，反映了齊人既有稱霸之心，又有和平之術。

　　齊文化哪里去了？

　　齊魯雖有大不同，文化的交融卻在斗爭中愈發(fā)緊密。王志民特別指出，孔子周游列國之前先到齊國待了三年，對齊文化的吸收深入而廣泛。魯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孔子因魯國內亂居齊，此時正是其思想學說形成的關鍵時期。三年中，他對齊文化進行了全面考察、研究與吸收。在《論語》中，他提及齊國人物與事件的次數(shù)僅次于魯國。孔子正是將齊文化中保留和傳承的東夷文化“夷俗仁”及政治霸業(yè)中的諸多治國理念吸收、改造、提升，并與魯文化中制度化、倫理化的“禮”相結合，經(jīng)融會、提煉、創(chuàng)新，結晶為更高層次的仁、禮結合的思想。

　　“這既是孔子儒學的核心思想，也是齊、魯文化交流、融合所產生的質變與飛躍。從地域文化的角度來探求孔子偉大思想的形成，可以說是齊、魯文化的融合成就了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孔子思想是齊、魯文化二元一體融合發(fā)展的結晶。”王志民闡釋。

　　孟子是齊國稷下學宮的領袖人物，他高舉孔子思想的大旗，是稷下百家爭鳴中最知名的雄辯家；荀子發(fā)展傳承孔子學說，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待了大約40多年，充分吸收諸子百家思想，成為集大成的偉大儒學思想家。“先秦儒學的形成，是齊文化和魯文化融合的結晶。儒學在漢代能夠登上政治舞臺，也與其兼收并蓄諸子百家文化，并納入自己的體系有不可分割的關系。”

　　“常常有人問，齊文化哪里去了？齊文化以新的面貌融入儒家的理念，成了中國文化的主流。這個文化的主流不是順著孔孟這一條線的，而是順著齊和魯?shù)慕粫诤闲纬傻摹！蓖踔久裾f。

　　談到齊文化的現(xiàn)代啟示，王志民給出自己的見解：“并不是把齊文化簡單移植過來，在新形勢下，主要是把齊文化的思想精髓轉化成我們實現(xiàn)民族偉大復興的動力源。”

　　“要有奮發(fā)有為和爭創(chuàng)一流的精神。沒有這樣一種精神，沒有一個堅定目標，那我們就很難前進；再一個就是廣泛吸收人才和智慧，多方面吸收學習先進的理念；要適應新的環(huán)境和形勢的變化，隨時調整政策，這個通權達變的精神值得我們今天吸取。”王志民說。

　　“齊文化還有很重要的理念，那就是對道德建設的重視。比如說以人為本，實際上是齊文化先提出來的。管仲說：‘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我們要想成為強大的國家，應該以人為本，調動人的積極性。齊國重視人的潛力價值挖掘，重視百姓的力量，實行‘四民分業(yè)，士農工商’，這是最早讓老百姓進行專業(yè)化訓練的組織形式。”王志民說。

　　“再一個就是落實各項‘民本’措施，對老百姓要‘愛之、利之、益之、安之’。這種人本思想的提升，也反映在孔孟所創(chuàng)立發(fā)展的儒家思想體系中。孔子將‘人本’提升為‘仁’的思想內核。孔子的仁學，內涵豐富，主要有兩個層面：愛人與修己。他提出‘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提出“克己復禮為仁”，將仁與禮結合，構成思想體系的核心，并提出“孝悌”“文行忠信”“溫良恭儉讓”等一系列倫理道德規(guī)范。孟子一方面將孔子‘仁’的思想與政治緊密結合，大力推行‘仁政’主張，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著名論斷，將民本思想提升到歷史的新高度。”王志民剖析。

　　在齊文化所倡導的道德建設里，最重要的是什么？王志民給出答案：在管仲時期提出來，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這個禮義廉恥四大方面，是國家建設的四大綱領。如果將國家比喻成大的建筑物，這就是四個支撐柱子，這也成為儒家的核心思想。”

　　“禮是什么？就是秩序。管仲時期的改革，并不是說開放就忘了規(guī)矩，不是不要制度、政策。這個禮有很多道德理念在里面，比如相互尊重。我們今天講‘好客山東’，其中就有禮的因素在里面。”王志民說。

　　“義是什么？就是公正、正義。什么叫廉？有三個含義：一是‘清’，就是清正，兩袖清風，不貪不沾；二是‘慎’，謹慎，慎重，慎重用權，不濫用權力；三是‘勤’，就是勤奮，在其位、勤其政，奮發(fā)有為。廉和恥，往往結合在一起，稱為‘廉恥’。所謂恥，就是知恥。你知道哪一些是恥辱的，是不能做的。孟子說‘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你知道哪一些事是羞恥的、讓人厭惡的，則有所不為。”王志民解釋。

　　除了以上四維，齊國的誠信文化亦源遠流長。“管子提出‘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誠信是統(tǒng)治天下的關鍵，要讓天下很和順、通暢，那就得講誠信。誠指的是一個人的修養(yǎng)。對人要真實、真誠。你只有真，才能講信用。信，是指人和人的關系，就是交往之間說話算數(shù)。誠和信結合起來就是說，你先做一個誠實的人，才能夠在跟人們的交往當中得到信。”王志民說。

　　“注重每個人修養(yǎng)的問題，要做到誠，然后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要講信。從這里來看，齊文化既注重物質文明建設，又注重精神文明建設；既注重生產力的發(fā)展，還注重文化的提高。從這樣角度講的話，我們要從齊文化當中吸收豐富的思想營養(yǎng)。”王志民說。

　　推動稷下學宮走向世界

　　王志民的學術研究具有創(chuàng)新性、開拓性，其中對稷下學宮世界文明史地位的研究和論證獨樹一幟。經(jīng)過數(shù)年的考古工作，今淄博市臨淄區(qū)的齊故城小城西門外建筑基址群，被基本認定為稷下學宮遺址。“那里有像大禮堂的地方，有教學、研討的場所。可以說，這次考古成果既合乎歷史記載，又合乎考古挖掘的實際，破解了思想史、學術史上一個很大的謎團。它對于稷下學宮和百家爭鳴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王志民說。

　　“如果把稷下學宮放在世界文明史的層面上來看的話，它的意義就更大。”王志民說，在世界文明史上，或者說在世界教育史研究上，有些西方學者提出希臘的柏拉圖學園是世界歷史上最早的一所大學，他們認為希臘文明是高度發(fā)達的。長期以來，西方學者主導了這一話語權，即世界文明歐洲中心說，認為歐洲的文明影響了整個世界。而稷下學宮的考古項目獲得重大突破，打破了這種世界文明歐洲中心說的觀點。

　　2017年10月，王志民曾專程到希臘柏拉圖學園考察，在那里看到廣場地下有建筑遺址，旁邊還豎著柏拉圖的雕像。跟稷下學宮的遺址相比，柏拉圖學園要小得多。現(xiàn)在考古發(fā)現(xiàn)的稷下學宮遺址，規(guī)模更大，更加恢宏，這就坐實了世界文明史上最早的這兩所大學和學術文化中心的存在。隨后，王志民訪問了雅典大學，并與雅典大學哲學院院長海倫教授達成協(xié)議。

　　最終，2018年9月在稷下學宮所在地臨淄，王志民邀請了雅典大學和希臘六所大學的15名學者，以及20余名研究稷下學宮和希臘文化的中國學者，召開了“稷下學宮與柏拉圖學園高峰論壇”，兩國學者對稷下學宮與柏拉圖學園在世界文明史上相似的地位和貢獻等進行了比較，并出版了《稷下學宮與柏拉圖學園比較研究論集》一書。

　　“我們就是要著力推動稷下學宮這顆中國文化明珠，走進歐洲的心臟地帶，走向世界，真正讓大家了解東方文明很輝煌、很偉大。特別是在軸心時代，出現(xiàn)了像孔子、孟子、墨子、孫子等世界文明史上的偉大人物。他們不是偶然出現(xiàn)的，是有一定文化底蘊的，這是我們的文明孕育的。稷下學宮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出現(xiàn)在世界的東方，也是文化發(fā)展的必然。以稷下學宮為中心的諸子百家爭鳴，奠定了秦漢大一統(tǒng)的理論基礎。”王志民說。

　　對于下一步的研究計劃，王志民給出數(shù)個方向。“一個就是稷下學的研究。我們‘稷下學派文獻整理與數(shù)據(jù)庫建設研究’這個重大攻關項目，到2024年年底按期完成，將會有5本研究專著，現(xiàn)在有200萬字的資料匯編，將來要有100多萬次的文獻整理，還要建一個稷下學的數(shù)據(jù)庫。”王志民說，“還有對齊國歷史的研究，現(xiàn)在啟動了齊國通史的編纂，由我牽頭，準備兩年內完成。”

　　“后面，我們還要跟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文化遺產研究院合作，加大對齊國考古遺址、地下文獻文物的結合研究，這也是未來研究的重點。另外，我個人的設想和建議是，要聚焦經(jīng)典著作《管子》的深入研究，挖掘齊文化中的現(xiàn)代價值。”王志民說，“齊文化研究，道路越走越寬，未來的成果會很豐碩，齊文化的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和創(chuàng)造性轉化也會取得比較滿意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