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華：“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如何理解把握？
來源：大眾日報客戶端作者：何中華 2023-11-27 16:12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為什么說“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這一新論斷包含著怎樣的豐富內涵和深刻意蘊呢？在這里，筆者談談自己的幾點初步理解。
本身就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
第一，從歷史上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思想不斷解放的過程。大致說來，這一歷史過程有三次里程碑式的思想解放運動，即五四新文化運動、延安整風運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
五四新文化運動，極大地沖擊和滌蕩了傳統文化中的封建主義糟粕，為馬克思主義實質性地介入中國社會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條件和思想氛圍。馬克思主義實質性介入的標志，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也就是它以政黨的形式存在了。這一事實直接決定并深刻地改變了現當代中國的歷史方向和發展進程。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從這個意義上說，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就不可能建立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不可能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
延安整風運動，極大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促成了這種結合的更加深化和自覺，牢固地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從而構成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轉折點。早在1937年，毛澤東撰寫的兩篇著名的哲學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為后來在1941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為在學理上清算黨內的教條主義錯誤傾向，作了重要的理論準備和鋪墊。這些著作深刻地揭示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重大意義，揭示了這種結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及其學理依據。
20世紀70年代末展開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促成了全國范圍的廣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為改革開放作了重要的歷史準備，從而使改革開放提上日程并訴諸實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鄧小平重申并強調走自己的路，擺脫教條主義的羈絆和蘇聯模式的影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說：“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對于當代中國的發展來說，這場討論的深遠歷史意義怎么估價都不過分。
從我們黨的歷史看，每一次思想大解放，都構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里程碑式的重大節點，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第二個結合”所帶來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也必將成為一個新的里程碑。
第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本身既是思想解放的過程，又是思想解放的結果。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遇到了兩種偏執的抵制和干擾：一種是過分夸大中國具體實際的特殊性，以此來拒絕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舶來品”，不合乎中國國情，不能拿它來指導中國社會的變革和未來走向。另一種則恰恰相反，即完全無視中國具體實際的特殊性，把馬克思主義當成抽象的教條到處套用，從而陷入教條主義的泥淖。前一種傾向企圖否定中國革命道路的合法性，要么是復古主義的，要么是改良主義的。后一種傾向則使我們黨在革命和建設實踐中付出過沉重代價，例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使中國革命事業遭受過重大挫折。不打破這兩種傾向所帶來的思想禁錮，就無法成功地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的有機結合，從而不可能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可能使中華民族獲得獨立和解放，并贏得尊嚴。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有機結合在實踐上取得的成功，也以其“實踐能力的明證”（馬克思語），證偽并駁斥了上述兩種錯誤傾向，極大地促進了思想解放。
第三，提出“第二個結合”，這本身就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第二個結合”的提出，不僅表明我們黨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及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日益達到自覺和深化，而且意味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這種中國化的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更加重要的建設性作用，它不再僅僅是作為“條件”起作用，而且扮演主體性的建構者角色。正是這種結合，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獲得了文化底色，這正是中國特質之所在。因為離開了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漫長而悠久歷史的浸染、熏陶、建構和塑造，中國特質也就無從談起。
第四，應該清醒地看到，對于“第二個結合”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和正當性等問題，在一些人的認識中尚存在著種種模糊認識和疑慮。這方面的思想認識問題，不能說都完全解決了。只有突破這些既有觀念的限制，才能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不斷深入地推進“第二個結合”；反過來說，“第二個結合”在新時代的深化和拓展，也是實際地打破這類成見的一個過程。有人固守于中國傳統文化，有人則固守于所謂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他們都割裂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有機聯系，妨礙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斷深化和拓展，也妨礙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而封閉了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空間，堵塞了探索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道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傳統文化機械地對立起來，就必然使馬克思主義脫離中國文化的土壤和根脈，從而無法實現本土化。如此一來，馬克思主義也就不可能內化為中國人的觀念，從而變成我們把握的銳利思想武器。只有經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中介”，才能使得馬克思主義不僅僅是“在中國”，而是成為“中國的”，從而實現中國化。只有堅持“第二個結合”，才能突破這兩種狹隘觀念的限囿，為理論和制度創新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開辟朝向未來的新的可能性。
開辟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空間
第五，“第二個結合”開辟了理論創新的空間。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深化的客觀需要。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它大致可以區分為語言的、實踐的、理論的和反思的階段。首先要讓馬克思“說漢語”，這種跨文化的語言轉換，不僅僅是一種表達方式的“翻譯”，更深刻的在于它還作為一個民族的“生活樣法”（梁漱溟語）的重構，因為“語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爾語）。漢語化了的馬克思主義被中國人所掌握，進而訴諸自己的感性活動，就進入實踐階段。在實踐過程中創造并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經過反芻和升華，變成理論的形態，亦即毛澤東當年所說的“從理論上思考中國革命經驗”，即進入理論階段。這還不夠，必須進一步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本身加以反思性的把握，以揭示它的內在機制、客觀規律和實現的條件，從而使中國化的過程實現由自在到自為、由自發到自覺的轉變。這是馬克思主義達到深度中國化的標志，也是理論本身創新的結果。在反思性地把握中國化的過程中，就無法回避對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本土文化的關系問題。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既是馬克思主義進一步實現本土化的過程，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朝向未來，從而不斷走向現代化的過程。正是在這種“互化”中，實現兩者的相互成就和彼此肯定。一方面使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成為“中國的”，從而獲得“民族形式”；另一方面使中國傳統文化經過馬克思主義的“過濾”而不斷地成為“現代的”，從而獲得“當代形式”。這種時代性與民族性的交織，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能動建構，提供了特定的歷史坐標，獲得了豐富的歷史內涵，奠定了牢固的實踐基礎。將這一歷史偉業所取得的實踐經驗升華為理論形態的過程，也就是理論不斷創新和思想不斷解放的過程。
第六，“第二個結合”開辟了制度創新的空間。中國制度、中國道路，歸根到底是在中華民族上下5000多年文明史所奠定的豐厚而深邃的歷史—文化基礎上探索并建構起來的，其中必然積淀并濃縮著中華文明的優秀因子、歷史底蘊和鮮明特色。它不僅不是包袱，反而是優勢。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只有通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指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國傳統文化才能不斷地實現自我揚棄、自我更新，也就是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而激活其依然具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使其獲得當代形態，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構提供深邃而充分的文化資源。這無疑也表現在制度創新的過程中。
改革開放之初，國內有些企業在改制過程中引入國外某些看似很有效率的管理模式，結果由于存在著“水土不服”的問題，而失去其在西方文化語境中才有的效果。事實證明，無視中國文化及其傳統的特質，無視它所塑造的特有的具體國情，盲目機械地照搬照抄西方的理論或經驗，是無法在中國大地上奏效的。中國的制度創新固然需要批判地借鑒國外經驗，但決不能脫離中國本土文化根基，離開中國特有的歷史—文化背景。
中國式現代化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現代化的“克隆”版，它只有植根于中國數千年積淀而成的文化及其傳統才能成為現實。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只有作為中國式的現代化才是可能的。這種中國特質必然體現在制度安排層面。只有打破“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的束縛，才能探索出一條立足于中國國情，從而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中國式現代化內在地要求打破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零和博弈”，追求以“正和博弈”為基礎的“雙贏”。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成功建立，無疑是一項世界性和世紀性的創舉。但市場經濟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夠通過效率偏好創造出巨大的物質生產力，也有可能帶來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的緊張甚至沖突。這已經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所證明。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避免以人克天的取向，提供了深刻的啟迪。中國文化是以“天人合一”為其原型的，也就是人道順應天道。這是中國人同自然界打交道的基本方式。在人與人的關系上，中國文化的總體取向是主張和諧的，所謂“和為貴”，并通過“以義制利”的理念來加以肯定和維系。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強調說：“共產主義……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這種“真正解決”，不僅是終極目標，還是歷史本身的一個不斷地生成的過程。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也指出：“我們這個世紀面臨的大變革，即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而造成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緊張以至沖突，乃是現代性所造成的必然的歷史后果。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克服現代性所采取的這種取向，不難看出其學說在西方文化語境中的“反傳統”姿態。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甚至警告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在人與人的關系上，作為啟蒙現代性世俗基礎的市民社會，把人們拋入了“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之中。
從暫時性角度看待現代社會的馬克思唯物史觀，以邏輯地和實踐地解構現代性世俗基礎和歷史根源為旨歸，為真正克服人與人之間敵對性的博弈開辟了現實的可能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所包蘊的核心理念，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內含的精華具有深刻的同構之處。這種同構性，為中華民族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避免重蹈西方曾經發生的悲劇，提供了某種先行有效的免疫作用。這既體現在中國式現代化制度創新的過程中，又積淀在這一制度安排的成果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充分發揮了市場機制的效率偏好所帶來的對物質生產力發展的推動效應，同時又避免了資本權力的僭越和無度擴張，從而在制度層面上使公平與效率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成為現實的可能。
隨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不斷深化和拓展，“第二個結合”必將在制度創新方面取得新的突破，這不僅會深刻地改變人們原有的陳舊觀念，也將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愈加豐富而充實的內涵。
（作者：何中華，系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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