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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6日，由中國先秦史學會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聯合主辦的“三禮學與中國傳統文化高端論壇暨《三禮學通史》專家評鑒會”以線上方式舉行，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高校、科研機構的6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論壇。

　　《周禮》《儀禮》《禮記》三部儒家典籍通常被稱作“三禮”，是中國古代禮文化的主要載體，可相關通代學術史的研究，卻一直處于空白狀態。丁鼎教授、鄧聲國教授、郭善兵副教授、張帥副教授、潘斌教授、林素英教授和夏微副教授、馬金亮講師“十年磨一劍”，合作完成了《三禮學通史》，并由人民出版社于2020年12月出版。此前，《三禮學通史》研究課題于2009年由國家社科基金規劃辦批準立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在本次論壇上，專家學者圍繞《三禮學通史》的出版，對我國禮的起源、禮制的形成和重要地位，以及傳統禮文化在當代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發表了許多真知灼見。

　　禮的起源和形成

　　禮，是人類社會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重要標志，中國被稱作禮儀之邦。《周禮》《儀禮》《禮記》三部儒家典籍奠定了傳統禮制文化的范式，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唐代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中言“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說明禮儀是華夏民族得名的來源，是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象征。但關于中國“禮”的起源，國內學界尚存爭論，其中占主導地位的觀點認為“禮”最初是原始社會祭祀神靈、祈求幸福的一種宗教儀式。

　　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方輝認同禮制起源于祭祀的觀點。他表示，禮制和祭牲關系十分密切，且有鮮明的區域性特征。商和周是分別發源于兩個不同地區的勢力集團，商人起源于東方，是東夷族的一支；周人則起源于西方，一度與游牧民族勢力相互交融。甲骨文卜辭所記商代祭祀用牲，以牛、羊、犬為主，其數量動輒三十、五十、三百、五百，有時甚至多達一千，飲料祭品“鬯”（郁金草和黑黍釀的香酒）的數量多至百卣（酒器），這些祭牲中的“儀器”和各種“儀式”，反映出商代賦予祭祀重要的社會職能。

　　《周禮》一書的出現，意味著中國傳統禮制文化開始規范化。《周禮》在漢代初名為《周官》，始見于《史記·封禪書》。史傳周公旦“制禮作樂”，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維護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級的典章制度，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規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長子繼承，同時把其他庶子分封為諸侯卿大夫，他們與天子的關系是地方與中央、小宗與大宗的關系。諸如此類的“禮樂制度”都在《周禮》一書中得到較全面的體現。但關于《周禮》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眾說紛紜，迄今仍無定論。不過，綜合比較各家之說，現代學術界普遍認可《周禮》為“東周-春秋人所作”說。該書作者可能借鑒了周公當年制禮作樂時所制定的一些典章制度，參以自己的設想，根據東周初期的社會實際，編制出這樣一部體例嚴整、結構完備的有關職官制度的專著。《周禮》雖非周公所作，但保存了許多西周制度，信而有征。

　　《儀禮》一般認為是孔子采輯周魯各國即將失傳的禮儀加以整理而成。春秋時期的孔子是周公禮制文化的繼承發揚者，所謂“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儀禮》今存十七篇：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后世歷代禮典的制定大都以《儀禮》為重要依據。

　　《禮記》是西漢戴圣對秦漢以前漢族禮儀著作加以輯錄編纂而成，共49篇，分屬于制度、通論、明堂陰陽、喪服、世子法、祭祀、樂記、吉事等，其中《大學》《中庸》《禮運》等篇記載了非常豐富、系統、深邃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東漢末年，著名學者鄭玄為《小戴禮記》作注，從此盛行不衰。這樣，漢代立《詩經》《尚書》《周易》《禮記》《春秋》于學官，為五經；唐代加《周禮》《儀禮》，并將《春秋》分為《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為九經；至開成年間刻石國子學，又加《孝經》《論語》《爾雅》為十二經；南宋復增《孟子》，形成十三經。

　　南京大學徐興無教授認為，《三禮學通史》這個“通”字意味深長，傳統文化的禮儀制度正是歷朝歷代上下貫通，以《周禮》初步規范，最終在宋代定型，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禮儀制度，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征。

　　禮由“內心”態度決定

　　在儒家思想中，“禮”是指規范制約社會人生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行為準則，是儒家思想體系的核心價值觀念之一。

　　“禮”與“仁”是儒家思想學說中的兩個核心價值觀念。關于這兩個范疇的關系，現代學術界還有不同見解。在本屆論壇上，專家對“禮”的重要性有深化認識。

　　四川大學舒大剛教授認為，禮涉及形上形下、政治、軍事、人事等各個方面，從人倫生活到具體的行動，都離不開禮。和“仁”一樣，禮同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這是因為，“仁”的外現就是“禮”，一個人的“仁”最終是通過“禮”來呈現的；“仁”藏于心，但人們眼中能看到的就是“禮”，“禮”和“仁”是一體的，是中國人終極關懷最完整的體現。

　　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同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表征，對一個人采用什么樣的“外禮”，是由“內心”的態度決定的。《論語·陽貨篇》載：陽貨想讓孔子來拜見自己，孔子卻不見他，他就饋贈給孔子一只蒸豚。孔子重視禮節，認為“來而不往非禮也”，就選擇陽貨出門在外的時候才去他家拜謝，這樣就可以說：我去看你了，但正逢你外出。但不巧兩人在路上相遇了。陽貨是魯國權臣季平子的寵臣，在孔子17歲時，就已經做到了季平子的大管家。陽貨有才無德，“道不同，不相為謀”，孔子寧愿遠離故鄉風餐露宿，也不愿違背原則與陽貨這種小人同流合污，但陽貨給孔子一只蒸豚，孔子不好不回禮。這樣的“外禮”正是因為“內心”的態度在起作用。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彭林教授認為：總體來看，“禮”和“仁”的關系是辯證的。“禮”是形式，“仁”是內容，二者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中國重禮治，西方重法勢。對中國文化要有客觀公正的理解，對“三禮”的了解是必須的。“三禮”對規范引領中國文化發展有重要作用，其中《周禮》的官政文化對中國官制有指導作用，《儀禮》的冠婚喪祭成為中國人基本的生活形態，《禮記》展現了中國人的理想世界。

　　“禮”是變遷的

　　禮制文化是特定環境下的產物，社會在變，禮儀制度也需要變。前段時間，記者參加了一場婚禮，深有感觸。現在城市里青年男女結婚，新郎穿一身深色西服，新娘則是穿白色婚紗，從裝束上說，這是近代以來的西風東漸，但是新郎和新娘向父母行禮又具有傳統的中國婚禮特征，整個婚禮程序是“中西合璧”。

　　上海博物館原館長楊志剛教授認為：歷史地看，近代以來有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說，如今則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個“變”字，說明了“轉變”的重要性，這是我們文化工作的出發點。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離不開禮制文化的與時俱進。《三禮學通史》既是傳承，也是開創，禮要具有時代特征，禮學要回應“變”。變就是文明的轉型，要從傳統文明的核心入手，加強文明研究和禮學研究，在文明轉型中，構建新的禮文化，使其成為新文明的組成部分。比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文明、和諧、平等、法治、敬業、誠信、友善”最終都通過外在的“禮”展現出來，這是富有時代氣息的禮儀文化。

　　湖州師范學院李學功教授認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禮”的變革是國家文化戰略的一部分。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具有中國文化特質的體系，學科體系是其中的關鍵體系。周公為國以禮，我們今天需要考慮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禮學學科，從禮學發展中理解中國道路，從體制運行的層面詮釋制度自信，從學理層面理解中華傳統文化的理論價值，從文化視角認識文化自信，從歷史流變中堅定歷史自信，這是一項深化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