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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山東曲阜時在孔子研究院發出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信號。時任院長楊朝明追憶說，當時他和他的同事認識到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必將載入中國當代思想文化的史冊。這個評價如果在當時，不免很多人心中生起疑惑：可能嗎？十年過去了，或者如果我們往后再過若干年，回頭看，更能認清其歷史性意義。

　　第一，徹底扭轉了近代以來對民族精神文化的總體負面評價狀況。鴉片戰爭以來，我們對自己傳統文化的認知，基本上可以說是步步后退，以至于造成對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的整體負面評價占比很大。從“器不如人”到“制不如人”，再到“文不如人”，以至于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自信遭到了極大挫折和打擊。學習西方文明之際，部分人喪失民族文化主體性，有意無意成為全盤西化的幫襯：追求現代化，卻將傳統打入落后、腐朽、野蠻、專制、糟粕之列。較長一段時期，人們走不出這一框架定性。盡管有少數文化人士從20世紀以來力圖改變這種情形，但基本上都“回天無力”，我們的傳統似乎無可奈何中落花流水、自然汰出。歐美等強勢文化借經濟、娛樂、媒介以及資本等載體大肆浸入生活方方面面。在由大向強轉變過程中，如果精神文化層面缺乏根基，任何單純基于硬實力的“回天之術”都可能不免曇花一現。如何為中華民族走上復興、走向強大奠定精神魂魄之基石？在全球化日趨開放擴大之今日，扭轉近代以來因社會和文化深層的普遍失落而“仰視”他者的心理，極為不易，實屬難關。但這一關不能不過，必須跨越，否則亦步亦趨、仰人鼻息，那樣的現代化只能是附屬的、邊緣的甚至是低端的。因此，這一“信號”，發出的是自近代以來對傳統評價的最強音，化解了民族心理的深層糾結，提供了走向現代、面向未來的內生聚合動因。唯如此，中華民族才能真正走上自信、自立、自強道路。如果說2013年3月初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講到“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學習和掌握其中的各種思想精華，對于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很有益處”即共產黨人“總開關”的哲學意義，乃執政黨高層對民族歷史文化作出的高度評價，那么當年11月在曲阜孔子研究院視察發出的這一“信號”，則為自全社會（包括政府）作出的自覺的傳統文化融入之伊始。這一“信號”發出后的巨大功效和威力，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一步奠定了內在精神基石和動力，具有從心理、觀念到制度、物質載體文化“近代轉向”的意義。這一轉向，沉淀在中國共產黨統一使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總體概念之中，無疑堅定地向世人表明，我們的歷史文化既不是沉重的“包袱”，更不是任人妄評的“糟粕”，而在性質整體上是“優秀”的，——這就徹底扭轉了近人認知評價，并走出簡單體用、精華糟粕、古今、中外的二元模式，以“兩創”路徑賦予其時代意義、時代價值。

　　第二，以這一“信號”為始，上升為“第二個結合”的重大論斷，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意義非同小可。黨的十九大將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使命之一定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從建黨百年之后到黨的二十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個結合”，至突出“第二個結合”，將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關聯起來。這叫“牽一發動全身”， 謂之“又一次思想解放”一點也不為過。長期以來，由于救亡圖存時勢緊迫，我們強調了與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需要結合，而今提出與民族文化之根融合，這是“結合”走向更加深入的表征。半個多世紀以來，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闡釋中國思想文化時，一方面我們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后者或者成為前者標準裁剪乃至批判的“靶子”，或者僅僅成為其論證的素材例證而已，遑論全面的融合。這種傾向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等教科書的編寫（如評價朱熹的思想是“主觀唯心主義”、王陽明的思想是“主觀唯心主義”等等）。我們看到，“第二個結合”提出后，中國思想文化界、學術界聞之風動，許多重大專題、項目為之聚焦，可謂自民間、政黨、社會層面之后的再次“大動員”。我們應該從什么角度來認識其意義呢？從理論高度看，習近平總書記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到“宇宙觀、世界觀、天下觀、人生觀、價值觀”等哲學層面，這就使其與馬克思主義文化進行比較、融通時，并非簡單具體“術”層面的結合，而是“道”層面的融通。從實踐路向看，2017年“兩辦”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是新世紀以來以中央文件形式制訂的第三個“工程”落地操作性政策，可與另兩個為“馬工程”、“精神文明建設工程”并論。新時代，諸如山東濟寧等地打造的一系列文化精品正是從理論到實踐的極好典型。

　　第三，從面向未來看，發出這一“信號”的開放意義和創新空間將不斷凸顯、彰顯。任何未來都正在或將要成為歷史，因此我們可以“前瞻”地評價未來的“歷史意義”。“兩個結合”是理論創新的途徑。那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為我們提供什么樣的啟發呢？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殷墟遺址時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黨創新理論的根”。這一評斷實踐上的支撐是什么？其實，大家能看到新時代的很多大戰略、大倡議都與源自于中華文明的智慧創新有關。比如，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國際戰略，為中華民族復興提供了新的生長空間。如果沒有這樣一個中外交往的文明實踐歷史，時下或許很難有這樣一個啟發。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光輝理念指導下，我們2021年首次提出全球發展倡議，2022年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議，2023年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得到國際社會熱烈響應。這些倡議，具有戰略前瞻性和強大號召力，深深打上了中國人、中華民族處理多元世界矛盾的智慧藝術烙印，成為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文明進步的鮮明旗幟，為處在何去何從十字路口的全球民族國家提供了思想指引、價值指引、方向指引。有學者總結說，我們堅持正確義利觀，批判與超越了西方“利益至上”觀；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批判與超越了西方“國強必霸論”；堅持文明多元共生，批判與超越了西方“文明優越論”；推動文明交流互鑒，批判與超越了西方“文明沖突論”；倡導人類共同價值，批判與超越了西方“普世文明”說——我們隨便拿出其中任何一個方面，它們的展開都包含著極為豐富的內容。這些可以占領國際道義高地、重新定義國際規則的“倡議”，得到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同。其中，均包含了中華的大智慧、大格局、大境界。在中華文明基礎上誕生的中國共產黨先鋒隊，既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黨，也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政黨理想信念——人類皆定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奮斗目標，與中華民族基于“平天下”責任的“大同社會”追尋不謀而合。一個開放、包容性的雙贏、多贏、共贏智慧，比那些自以為開放卻什么都要“優先”去“割韭菜”或頻頻使用武力、戰爭解決糾紛，哪個更能長久地贏得世人之心？不容紛解，其高下立判。因此，中華民族的復興，不僅有硬實力快速增長帶來的凝聚效應、向心效應，也有軟實力增長帶來的結果。當前，無疑美西方仍然從話語權上主導著世界，而騙人的話說多了，他們社會自身都出現了價值分裂跡象，遑論再進一步去影響世界、引領全球；他們不僅在“硬實力”上走下坡路，也在表演“軟實力”方面日益“技窮”（不否認一定程度上會調整或優化，但自動或無震蕩地過渡更高階段社會形態概率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