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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觀是對文明本質、發展規律和價值取向的系統性反思和闡述。文明觀的發展演進既是人類文明自我確證不斷深化歷史進程的寫照，也是不同類型文明之間溝通互鑒、彼此交流的結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豐富的文明論述，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獨特性格并塑造了其特性。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和創新性，傾向于以連續觀點看待文明發展，實現文明的生生不息、代代永續，這與中國哲學對于“生生”的重視和理解高度契合。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和包容性，追求在兼收并蓄、求同存異的和諧變奏中促進各民族、各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實現自我認同的突破與更新。中華文明還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具有“胸懷天下”“近悅遠來”“協和萬邦”的文明情懷，內蘊開放包容、和平共處、互利共贏的文明特質。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塑造了我們對文明的認識和理解，具有深厚的文明觀意涵。從這些突出特性出發，可厘清中華文明認知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相互奠基關系。

　　“生生”與連續性和創新性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表現在以儒家為主體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始終把“生生”作為看待事物變化、理解文明發展的基本態度。舒大剛在《“生生不息”與人類共同價值》中指出：“中華文化是‘生生不息’的文化……《周易·系辭上》:‘生生之謂易。’又《系辭下》:‘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就是《易》道第一要義，是中華先民對于人類文明的特別貢獻。”中華文明把對于“生生”的體認深深鐫刻在自身的文化基因之中，使得中華文明始終以“生生不息”的眼光看待文明和世界的發展變化，從本體上肯定事物與文明變易流轉、運行不殆的必然性與應然性。就必然性而言，“生生”意味著事物始終處在變易流轉之中，新的“生”只有在繼承原有的“生”的基礎上才能完成和實現，世間萬物的發展變化“周行而不殆”。就應然性而言，“生生”意味著新的“生”和既有的、現存的“生”是彼此成就的關系。一方面，既有的、現存的“生”是以“生生”的存在為存在方式、以“生生”的實現為存在根據的存在者，即既有的、現存在的“生”的活動與存在，是為了“生生”的順暢流行。另一方面，新生的“生”既是對既有的、現存的“生”的超越，也是對其所包含的實在內容的發展與實現，因而既有的、現存的“生”與作為生生之下一環節的新生之“生”的關系并非水火不容的消滅與敵對，而是相互成全的發展與實現。因此，以“生生”的眼光看待文明發展的中華文明，既不會盲目守舊，將人類社會的一切問題訴諸某種制度或精神的安排，走向“歷史的終結”；也不會全面否定，乃至敵視、丑化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既有文明形態，認為當代文明的發展必須與傳統文明相決裂。

　　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創新性來源于也體現于中華傳統文化的諸要素，尤其是以“生生”為基底的歷史文化傳統，使其更傾向于以連續的觀點看待文明發展，倡導文明的傳承創新，以創新實現傳承，以傳承助力創新；同時強調人類文明發展都應扎根于本國、本民族，不做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在此基礎上，各民族應充分運用自身傳統資源回應時代之問，激活傳統文化智慧，實現傳統文化在當代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而探索出繼承和發展本民族傳統，面向未來和解決時代問題的獨特文明發展道路，形成適應文化傳統和發展需要的文明形態。

　　“大一統”與統一性和包容性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和包容性，統一性源于古人以萬物為一體的世界觀，“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銘》）、“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大學問》）。正因為人與自然萬物是和諧共生的整體，以儒家“愛人”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思想強調以和善、包容的態度對待他者，進而實現萬物一體、天下大同的圓融和合境界。同時，以儒家“大一統”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思想體系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政治格局，孕育了中華民族獨有的以“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情懷。“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天下為公，億兆已任”（《魏書》）、“位卑未敢忘憂國”（《病起書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日知錄·正始》）等思想集中體現了古人“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觀。以士為代表的精英群體信奉“利出于群”，只有將個人命運與社會發展、國家興亡相結合，以代表天下的“大我”為價值目標，在“大我”中成就“小我”，才能實現國家利益與個人發展的統一。無論是“烈士之愛國也如家，仁人之視人也如己”（《抱樸子》）、“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后出師表》），還是“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臥殘陽”（《病牛》）、“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都體現了這一家國情懷。“月印萬川”“理一分殊”的本體論思考，也使得中華民族始終習慣以理一分殊的觀點觀察現實。趙金剛在《理同道合——從中華文明的哲理理解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與文明互鑒》中指出：“發現，多彩的世界文明，多樣的生活方式，都可能是那最高原理的展現。”在此基礎上，中華文明孕育出了以交流超越隔閡、以互鑒超越沖突、以共存超越優越的精神品格和鮮明立場，成就了其突出的包容性。

　　中華文明所蘊含的文明情懷，以胸懷天下、兼收并蓄、求同存異為核心特征，展現了其深厚的文明底蘊與博大的人文關懷。這種文明情懷不僅是對本民族文化核心價值的堅守，更是對外來文化精華的積極吸納與融合。通過鮮明的統一性和包容性，中華文明向世界展示了一種既堅守本民族文化特色，又積極融入全球文明發展潮流的開放姿態。這種開放態度不僅促進了中華民族內部的團結與和諧，也為中國在全球舞臺上推動文化交流、促進文明互鑒提供了重要動力。

　　“近悅遠來”與和平性

　　龔天平和趙艷艷在《中華文明和平性：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倫理支撐》一文中指出：“尚‘和’是中國精神文化千年流變始終不棄的基本傳統，和平性是中華文明傳承發展中一直居于中心地位的基本特性。”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愛好和平，古代士人在“以和為貴”思想的影響下為和平事業付出了巨大努力，賦予中華文明強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成就了中華文明崇尚和平的文明特性。“親仁善鄰”“化干戈為玉帛”（《左傳》）等無不體現了古人對和平的向往與追求。古人認為“止戈為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國雖大，好戰必亡”（《司馬法》）、“夫兵者，兇器也；戰者，危事也”（《資治通鑒》）。以儒家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極倡導與人為善、以和為貴、近悅遠來、講信修睦，主張各民族、國家之間和平共處，實施道德教化、造就禮儀之邦。儒家以其“協和萬邦”“萬國咸寧”的獨特理念凝聚了中華民族的和平取向，道家、兵家、墨家等也就和平進行了諸多討論，指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老子》）、“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兵法》），這些思考都在以君子的價值遵循否定戰爭，使無端的戰爭具有了反倫理、反人道的意味，并強調以非戰爭的方式解決矛盾沖突才是“善之善”的行為。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人始終包含有對和平的向往與熱愛，使得“和平性”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是其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在歷史上塑造了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并影響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互動方式，是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深刻承載著其文明情懷與向往，奠定了以對話合作與和平共處為核心的文明觀理論基礎，并從根本上決定了文明觀所秉持的和平導向。

　　（作者：馮游游，系貴州大學中國共產黨人“心學”與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高端智庫研究員、貴州醫科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