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倡議對西方四重論調的超越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艾哈邁德·賽義德 王俊 2024-08-25 09:43
202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彰顯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胸懷天下的擔當與氣度，引發了國際社會熱烈支持和普遍贊揚。
全球文明倡議的提出，突破了“歷史終結論”“西方中心論”“國強必霸論”“文明沖突論”等四重論調，為繁榮人類文明百花園、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推動文明和平發展與交流互鑒貢獻了卓越的中國智慧，具有重大現實價值和世界意義。
打破“歷史終結論”，為繁榮人類文明百花園發揮中國作用
1989年，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國《國家利益》雜志上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1992年，他在該文基礎上加以擴充，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這一著作。福山在其文章和著作中提出了“歷史終結論”，他認為冷戰的結束標志著共產主義的終結，西方的自由民主體系已取得了歷史的終結性勝利。
“歷史終結論”假定歷史的發展是線性的，趨向于一個普遍的“終點”。然而，歷史的發展遠比福山所預言的要復雜得多，充滿了不確定性。世界上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發展受地理、歷史、文化和社會結構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有著各自獨特的發展路徑。自提出以來，人類政治文明并沒有按照福山所預測的那樣演進，“歷史終結論”未能預見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地緣政治的變化，以及全球化進程中人類面臨的種種新挑戰。特別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展示了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種可能性，用鐵一般的事實終結了“歷史終結論”。
與“歷史終結論”的線性視角相比，全球文明倡議認為，世界各國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各自處于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文明間彼此平等，都是人類文明百花園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文明倡議重視全人類所共同追求的價值理念，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并且強調要尊重不同文明對上述價值理念的理解和詮釋，在追求這些共同價值的過程中，應當允許不同文明根據自己的特點和需要，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全球文明倡議超越了“歷史終結論”的單向史觀，認為文明的發展是多元的、動態的，不存在某種意義上的“終點”，鮮明反對將某一特定的政治或經濟發展模式視為唯一正確的選擇并強加給其他國家。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社會面臨著諸如經濟增長乏力、貧富差距懸殊、生態環境危機和技術倫理風險等共有難題，急需立足全球文明倡議這一具有包容性、開放性的新視角，放下文明偏見和歧視，通過更加緊密的國際合作和各文明間的互學互鑒尋找更為有效的解決方案。
突破“西方中心論”，為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提供中國方案
“西方中心論”是一種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它將西方的歷史文化、政治制度和經濟模式視為文明的唯一評判標準，認為其他非西方文明都是落后的、愚昧的。
“西方中心論”曾長期主導著國際話語體系，它將西方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政治經濟發展模式視為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標桿和樣板，忽視或否定其他文明發展所取得的成果。隨著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西方中心論”充滿偏見和狹隘的視角不但阻礙了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合作，有時甚至還加劇了對抗、矛盾和沖突，其局限性和弊端日漸顯現。國際社會中有越來越多理性的聲音呼吁超越“西方中心論”的傲慢與偏見，尋求更加平等、多元和包容的理論和實踐新視角。
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經歷了數千年的發展歷程，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文化智慧。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不僅走出了一條卓有成效的發展路徑，也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提供了新的發展模式和選擇。
全球文明倡議超越了“西方中心論”存在的單邊主義和利己主義傾向，倡導通過多邊機制和國際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展現了一種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全球治理新視角。相較于“西方中心論”所包含的文明優越感，全球文明倡議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文明發展觀，充分尊重各文明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與“西方中心論”下常出現的利益不均、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形成鮮明對比，全球文明倡議秉持開放、包容、普惠等理念，提供了一種更加公平合理的發展新模式。面對種種棘手的全球性挑戰和人類共有難題，全球文明倡議提倡合作而非對立、互鑒而非排他、共贏而非零和，為充分理解并尊重人類文明多樣性，構建一個更加公正、合理、和諧的世界秩序貢獻了中國方案。
跳出“國強必霸論”，為各國文明和平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國強必霸論”在西方有著悠久的歷史，這種論調認為，一個國家一旦擁有了強大的國力，就會不可避免地尋求向外擴張，試圖在國際舞臺上主導他國，以維護和擴大自身的利益。在世界歷史上，許多大國在成為強國之后采取了擴張和霸權政策，如歐洲的殖民擴張、冷戰時期的美蘇爭霸等，這些實例在一些人看來構成“國強必霸論”的實證基礎。
然而，“國強必霸論”過于突出競爭和對抗，忽視了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可以通過和平方式解決沖突、實現共贏的可能性，往往促成的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短視的國際政策，加劇國際關系的緊張和沖突，“國強必霸論”的局限在當今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愈發凸顯。
中國在歷史上曾長期處于領先地位，但即使是在綜合國力最強的時候，中國也沒有對外殖民掠奪、沒有推行炮艦政策、沒有將不平等條約強加于人，絕不會為了稱王稱霸隨意侵略他國。全球文明倡議誕生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中，汲取了賡續千年的中華文明中蘊含的豐富智慧，牢記“國雖大，好戰必亡”的歷史教訓，秉持和諧共生、以和為貴的交往準則，成功跳出了“國強必霸論”的陳腐邏輯。
全球文明倡議明確摒棄“國強必霸論”的舊有思維，強調國家力量的增強并不是無可避免地指向對外擴張和霸權行徑，應把和平共處、互利共贏作為處理不同文明間關系的基本原則，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文明共同發展。
超越“文明沖突論”，為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匯聚中國力量
20世紀90年代，美國學者薩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等論著中提出了所謂“文明沖突論”。亨廷頓認為，冷戰后全球沖突的主要源泉將不再是意識形態或經濟體制的差異，而是文化和文明的差異。他將世界劃分為八種主要文明，并且預言文明的沖突將成為未來國際沖突的主導形式。
“文明沖突論”自提出以來就備受爭議，一些人批評它可能加劇不同文明間的緊張關系，不利于文明間的交流對話與和平共處。“文明沖突論”也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不斷強調文明間的矛盾與不同，不斷強調文明間不可避免的沖突，這種心理預期本身就增加了沖突的可能性。如果將“文明沖突論”上升為政治價值觀、政治哲學觀，過分突出文明之間的異質性和沖突性，則無疑會導致不同文明間產生更多的糾紛和爭端。
全球文明倡議展現了中國在推動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中發揮的積極作用，對于“文明沖突論”所預設的文明對立問題提供了新的解決路徑。“文明沖突論”的狹隘視角和悲觀預期與現實世界中日益加深的全球合作和愈發緊密的文化交流形成了鮮明反差。比起“文明沖突”，國際社會更需要一個包容和多元的視角來尊重、理解不同文明間存在的差異。
如今，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普遍認同全球文明倡議作為一種新的思想理念正有力地推動各文明間的交流、對話、合作、互鑒。全球文明倡議超越了“文明沖突論”的狹隘框架，提倡不同文明之間相互尊重、平等對話和深入交流，以文明的多樣性和文化的和諧共生為基礎，推動人類文明共同發展。
全球文明倡議反映了中華傳統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價值理念，倡導各文明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交流與對話，反對以單一文明的標準來衡量其他文明的優劣，推動建立更加公正、開放的國際文化交流機制。近年來，中國還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等極大促進了與共建國家在文化、教育、藝術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增進了民心相通，加深了不同文明間的相互理解和彼此尊重，為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匯聚了磅礴的中國力量。
（作者：艾哈邁德·賽義德王俊，分別系埃及漢學家、希克邁特文化產業集團總裁，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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