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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形成不僅展現了中華傳統文明的自我轉型和超越，更有著宏大的人類文明視野，它以自身的實踐深化了人類現代化發展規律和文明形態演進認識規律，并推動了人類歷史發展與人類文明更新。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現代化的人類文明呈現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現代生產力變革的產物。首先，生產力決定人類文明的狀況和樣態。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產物，其物質基礎是長期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诖?，我們往往用農耕文明來概括源于小農經濟基礎上的中華文明。但中華文明的“古”并非單純過去時間的所指，而是有著更加深刻的能指意義，即建立在現代物質生產基礎之上的文明樣態。歷史上，中華民族曾因安定自守而錯過生產力變革的潮流，也失去了文明從“古代”到“現代”轉換的契機。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后，堅持帶領中國人民順應現代化發展潮流，以生產力發展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終在現代化實踐中得到詮釋和發展。其次，現代文明同樣也具有生產力的質的規定。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創新求變始終是社會生產力水平提高的關鍵因素，也是人類現代文明發展所遵循的必然規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發展，不僅是傳統生產力的局部優化與簡單迭代的結果，更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新質生產力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推動的結果。新質生產力的興起，標志著生產力發展進入了一個破立并舉的新階段。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漫漫征途上，新質生產力的崛起無疑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注入了更大的活力和更長久的動力。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中華文明從“傳統”到“現代”轉換的結果。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傳統文明的現代發展和現代形態，是與傳統文明形態相區分的新樣態。從人類社會變革的整體來看，中華文明從傳統轉向現代的過程本質上是“蛻化”過程，這種蛻化涉及文明的各個層面，而不僅僅是經濟。這一“蛻化”將中華文明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移植到現代化大生產之上，使其與現代生產相融合、與現代生活相貫通，并在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相互交融中產生深刻的化學反應，進而催生出一種融合歷史傳統與現代走向的全新文明樣態。但同時，這一“蛻化”又不是簡單的拋棄和否定，而是文明繼承基礎上的發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與傳統文明構成了一個文化生命體的不同生長階段，即中華民族傳統文明的更新開辟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生長的道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發展則延續了中華民族傳統文明的生命。由此觀之，中華文明從“傳統”到“現代”的轉換是一種揚棄，是肯定與否定同在的過程。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文明自主更新的產物。從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來看，近代中國的文明發展具有明顯的“后發外生型”特征，即不是因為文明內部自然演化，而是為免于西方軍事政治侵襲而被迫開啟的“防衛的現代化”。但隨著文明的生長，影響文明發展的因素總是從外部環境轉向社會自身軀體內。中華文明在發展中要面臨長期存在并且依然存在的全人類共同難題以及時代發展中的新矛盾，并要通過文明的自我實踐、自我完善去實現。因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誕生是主動實踐的結果，而非外來輸入的產物。事實上，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長期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通過自主選擇文明發展方向并有意識地調動一切有利因素，消去了以往文明發展的自發性和盲目性，推動了中華文明有目標、有組織、有次序地發展。同時，中華民族也通過不斷鞏固文明建設的主體性，增強自主能力，解決新老問題，積累新經驗和理論，從而實現了文明的自我更新和完善，推動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生成和發展。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民族性與世界性的交融、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民族性與世界性的交融。民族性不僅是對一個民族歷史與文化的深刻體認，更指其內在的中國特點與民族特性的賡續與發展。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磨難而百折不撓，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中華文明具有以華夏地區為核心的敘事空間、以“漢文化”為主的文化傳統和多元一體的內在歷史脈絡，這些使得中華文明能夠在幾千年的發展中始終保存自我，使得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既非對傳統文明的機械重復，也非對外來文明的簡單模仿，而是根植于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汲取中華民族傳統文明的智慧和養分，在批判性繼承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形成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文明形態。民族性的延續既彰顯了中華民族的文明基因和精神特質，也為中華文明的長遠發展賦予了嶄新的生命力。世界性則彰顯了文明的時代特征。古代文明生存的基礎是民族歷史，而現代文明生存的基礎是各個文明交匯的世界歷史。現代社會發展的世界歷史性特征是隨著地理大發現和世界市場的形成而產生的，不同民族的歷史性實踐都融入世界體系，并以普遍交往沖破了國家和民族的限制，繼而在消解往日傳統的過程中逐漸形成新的傳統。就當前而言，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之所以以生命洋溢的現代形態同時代照面，重要原因就是積極面向人類一切文明。在各種異質資源交融的特定民族場域內，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能夠積極綜合其他文明優勢要素，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的有益成分。這一借鑒與吸收使得中華文明既保存了獨立性，又具有了世界性。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是要在世界歷史視野中實現文明的“涵化”，就要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人類文明。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從歷史唯物主義來看，任何文明的發展都要遵循人類文明演進的一般規律和本文明演進的特殊規律。人類文明形態的演進首先是一種歷時性考察。馬克思曾將社會形態分成三個階段：“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基于馬克思的這種三分法，人類大概經歷了這樣幾個歷史階段：首先是“前文明形態”；然后是“內在分裂的文明形態”，這是人類通過內部分工而構建的文明形態，因為迄今為止的文明往往是建立在階級分裂甚至是對抗基礎上的；隨后則是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文明形態，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未來方向。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便是基于人類文明的這一基本演進規律產生和發展的。中國共產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遵循人類文明演進一般規律，選擇了在理念和方向上屬于未來文明形態、而基礎和結構上卻是屬于現實文明形態的社會主義文明，既規避了資本主義“物的依賴”的、分裂的文明形式，又在現實的發展中孕育著未來的文明形態。從這一方面講，作為文明特殊形態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蘊含著“原則高度”的普遍性。同時，考慮到自身特殊的歷史和文化條件，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也深深植根于華夏大地這一特定的地域和歷史條件，基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實踐而發展。馬克思所說的“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便是如此，文明的發展既要以“差異”為前提和基礎，又要注重主體能動性的發揮以及文明發展的特殊規律的探索。中國共產黨在帶領中國人民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過程中，堅持根據本國國情和文明發展特點，探索適合中華文明發展的特殊規律，從而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明發展道路。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拓展了人類文明多元發展道路

　　從世界歷史來看，現代世界秩序是在以西方為主導的工業文明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種秩序將西方文明作為“現代文明”的核心部分，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主導著人類文明的總體走向。由此，亨廷頓認為西方文明是唯一能夠影響其他文明或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安全的文明，以西方文明為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體系優于其他文明各自發展并拼湊而成的世界秩序。

　　然而，西方文明內在的文明中心主義和文化殖民主義長久以來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文明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和影響，使得世界文明既有的多元性發展和多樣化表達被長期壓抑：西方文明沖突論只分析了歷史和現實中的文明形態，未能對未來人類文明形態進行建設性的理論研究，并且造成了世界范圍內現代化進程的廣泛矛盾與人類文明發展的停滯；西方后現代主義只應對了西方發展中面臨的理性危機和異化危機，未能對現代化及現代性問題本身給出真正的解決之道，甚至還解構了人類文明的意義；西方生態倫理學的理論反思很難走出非此即彼的道德悖論，而且在處理人類文明和自然關系上體現出生態倫理現代性的缺位。就此而言，西方文明的缺陷不僅暴露出人類文明發展中的諸多問題，還表明目前急需一種可靠的文明以妥善地解決這些問題。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融合了人類文明的精華，并具有全球視野。作為人類文明變革的產物，它代表了世界潮流的生產和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路徑不僅直面人類文明發展的各種問題，更回應了人類文明發展道路之問。首先，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能夠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旨歸，積極回應人類文明發展的各種問題，既關注個人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國際文明交流以及世界秩序，同時也能順應人類文明普遍發展的規律。在此意義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所內涵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具有文明意義上的普遍性，是中國共產黨基于人類共同命運和共同問題而提出的價值，其超出了國家、民族、地域的界限，對于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其次，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產生和發展彰顯了人類文明多樣化發展的道路。這一文明不僅是中華文明的延續，更是世界歷史的發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從全球視角考察中國發展，把握世界發展大局而形成的人類現代化文明的發展形態或超越形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既通達現代文明又超越現代文明，是對“現代化≠西方化”的具體實踐，意味著現代文明的發展形式并非只有資本主義現代文明，從而鼓舞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勇于根據自身的歷史文化走適合自己的現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