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論關鍵詞的跨文化創(chuàng)生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張路黎 2024-11-04 09:31
中國人談詩論文常常說“詩言志”“文以載道”“意余于境”，所言“志”“道”“境”等，就是中國文論的關鍵詞。這些字詞淵源深遠、內(nèi)涵豐厚，代表著中國人的審美傳統(tǒng)與人生意趣。然而，外國友人一方面贊嘆中國文論的博大精深，一方面又感到難以翻譯這些關鍵詞。在全球跨文化交往時代，如何讓更多的朋友理解中國文論、中國美學的關鍵詞，以便更好地欣賞中國文學藝術，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xiàn)跨文化民心相通，是我們文化界肩負的重任。本文擬從主體視域、關鍵術語和情境空間三個層面，探討中國文論關鍵詞在跨文化傳播中如何重構、創(chuàng)生，如何創(chuàng)造性地轉(zhuǎn)化。
視域創(chuàng)生
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往往能推動主體視域的重構，為新思想的生成創(chuàng)造條件。當前，全球化的發(fā)展已將跨文化交流從“遠方的眺望”壓縮成經(jīng)由指尖的交流，正是由于人類都具有相似的指尖、眼睛與大腦才能交流相通。恰如美國漢學家史華慈（BenjaminSchwartz）所說：“人類經(jīng)驗共有著同一個世界。”他認為，人類文明具有“共同文化取向”，能夠超越語言和文化的障礙進行交流。在中西文明交流中，一些文化橋接者形成了融通中西的理解視域，在中國文論關鍵詞的激發(fā)下生成新的思想。
例如，德國學者海德格爾（MartinHeidegger）曾將《老子》第二十八章“知其白，守其黑”創(chuàng)造性地翻譯解讀為：“那知光亮者，將自身隱藏于黑暗之中。”就是一種視域創(chuàng)生。蓋因海德格爾是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家，而有令人驚喜的創(chuàng)生；當然不乏《老子》原文的智慧啟發(fā)，兩方面相得益彰。再如中國作家林語堂成功地將李白、蘇東坡、李清照等人的詩詞譯為英文，獲得好評，也得力于譯者本人學貫中西，涵養(yǎng)深厚，故能創(chuàng)生出新的視域。林語堂談譯作體會說：“先有總意義”，“行文時未下筆之先，必先有一句要說的意思在心里，即所謂總意象”（《論翻譯》）。他所說的“總意義”“總意象”，正是融匯西方與中國文論，而對關鍵詞的一種有意義的創(chuàng)生。
當今德國漢學家卜松山（Karl-HeinzPohl）所著《中國的美學和文學理論》，并不簡單直譯中國詩論的關鍵詞“理”“事”“情”，而從“詩的直觀悟性”、從西方的“超驗—模仿”說多方面解讀，作了創(chuàng)造性的轉(zhuǎn)化。法國漢學家朱利安（FrancoisJullien）從中國文論的“淡”看到了“中”，意識到“是一切可能事物的起點”（《淡之頌》），頗有創(chuàng)生意義。他提出“迂回”理論，認為要從西方思想中移出，從而進入另一種思想（《進入思想之門》）。卜松山則重視“對不同文化的開放性和虛心學習的精神”（《與中國作跨文化對話》）。他們都深入中國文化，長期與中國學者交流對話，成為文化橋接者，故能除去原有認知框架的障蔽，創(chuàng)生出新的視域。
術語創(chuàng)構
中國文論言簡意賅，常用的關鍵詞都有悠久的來源與深厚的積淀。在傳播譯介中如能溯源辨流，講清來龍去脈，而不是簡單地用一個詞對譯代替，就相當于術語的重構與創(chuàng)生，即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例如“詩言志”被稱為中國詩論的綱領，該有多么宏闊的意蘊。如果將“志”簡單地對譯為工作“志向”，就未免太簡單化了。聞一多考證說：志有三個意義，一是記憶，二是記錄，三是懷抱。是不錯，但也不能以“記憶、記錄或懷抱”代替“詩言志”的“志”。還需要看《毛詩序》“在心為志”，《毛詩正義》“蘊藏在心”“感物而動”，來領會“志”的含義。《毛詩正義》又云：“情志一也。”又須知魯迅的批判語：“強以無邪，即非人志。”（《摩羅詩力說》）須知錢鍾書評價“吾國詩教”在“持情志而使無邪”（《談藝錄》）。如能在此基礎上譯介傳播“詩言志”之“志”，可謂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
在文論關鍵詞的跨文化表述中，常出現(xiàn)的一個誤區(qū)，是用一種文化中的類比詞翻譯另一種文化中的關鍵詞。例如，中國文論的“義”與英語文化中的“justice”“righteous”等詞語只是意義相近，并不等同。在關鍵詞“義”的英譯過程中，一些了解中華文明的學者曾有所躊躇，展現(xiàn)出對英語表達局限的反思。美國學者宇文所安的著作《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就是一種可貴的探索。宇文所安在研究和向英語世界傳播中國文論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關鍵詞的重要，沒有簡單化地生硬地翻譯，他選取了51個關鍵詞專門作解釋，稱為《術語集釋》，此處“術語”就是關鍵詞。其中指出如何解釋“義”：“‘a(chǎn)truth’（一個真理）、‘duty’（義務）、‘righteousness’（正義）、‘principles’（理）、‘significance’（意味），有時還是‘meaning’（意義）”。他意識到：“以‘a(chǎn)truth’譯‘義’有時不合適，于是我選擇了不同的詞，其中包括‘significance’（意味）。”（《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
再如西方漢學家安樂哲（RogerT.Ames）以“重要的能量場”來解說中國文論的關鍵詞“氣”，并且提出“焦點—場域”語匯，主張對中華文化經(jīng)典“闡述為主，翻譯為輔，兩者結合”，就是特別有創(chuàng)造性的術語創(chuàng)構。這樣的學者和如此創(chuàng)構的努力越來越多，是一種非常可喜的現(xiàn)象。
情境創(chuàng)新
意義的分享從來發(fā)生于特定的文化情境之中。中國文論關鍵詞的全球意義分享與跨文化創(chuàng)生必然要求重構出新的交流情境。這種新的情境是相互玉成的互惠空間。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通過田野調(diào)查，提出不同民族文化乃是各種“地方性知識”的觀點（《地方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如果跨文化交流雙方互相平等地體察另一種文明的地方性知識，自然可以領會不同文化的關鍵詞從而汲取智慧，建構出新的理解視域，創(chuàng)生新的情境。
事實上，在中西方交流的學術場域和藝術場域中，這樣的情境正在創(chuàng)生與發(fā)展。例如，“賦比興”的“興”，既是中國文論的一個關鍵詞，也是一個意味無窮的審美空間，不能望文生義地把“興”硬譯為“高興”或“起頭”。須知鐘嶸《詩品序》“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李仲蒙“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方能理解其審美空間之美。再如“意境”“妙悟”“氣韻”等中國文論關鍵詞都可以在與世界文明的對話中創(chuàng)生出新的惠及全球的美感魅力。多重意義之網(wǎng)因交織而處于永恒不斷地流變、兼通、生成之中。譬如20世紀90年代出土的郭店楚簡記載：“義也者，群善之蕝也。”作為眾善美德的表征，“義”不可能用一個簡單的詞來對譯。需要在一定的語境中來解讀認識。美國學者顧史考（ScottCook）頗為贊賞“群善之蕝”的提法，認為這“可以說是人類倫理關系中至善至正的標準，而此種義道亦未嘗不是奠定于人們心性之情為其基礎的”（《郭店楚簡先秦儒書宏微觀》）。
再如，中國文論關鍵詞“意境”的翻譯，曾有不可譯與可譯的爭辯。已有譯作或從一個角度翻譯而留下遺憾，“意境”被認為是中國詩學“最晦澀、但又最具魅力的概念”，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卜松山在其著作《中國的美學和文學理論》中從多方面討論了“意境”。他不僅了解王國維提出“境界”說受到印度禪學和西方美學的影響，還追溯到先秦至唐代詩學畫論的影響，他不僅列舉將“境界”生動形象地翻譯為“詩人眼中的世界”等成果，更從中國美學“始終在努力創(chuàng)造一種富有暗示效果的詩意”，追求傳達一種“藝術完美性”，由此闡述“中西傳統(tǒng)的雙重影響”，對傳播中國文論情境創(chuàng)新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中國文論根深葉茂，蘊含著關于人性、自然與社會的中國智慧。人類社會不僅能“各美其美”，亦能“美人之美”。不同文明在“美人之美”的交往中建構出互惠性情境，即能創(chuàng)生新意；中國文論關鍵詞經(jīng)由文化橋接者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必能在全球不同“地方”落地生根，在不斷創(chuàng)新中生成世界各民族共享的文化資源。
（作者：張路黎，系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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