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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雅典核心地帶的古市集遺址，矗立著青銅雕塑作品《神遇——孔子與蘇格拉底的對話》。曾經，蘇格拉底著名的廣場辯論就在此發生；今天，這場想象中的“對話”在某種程度上夢想成真。

　　11月6日至8日，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古典文明與現代世界”，400余位中外嘉賓參會。

　　在大會開幕式上，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這是在希臘設立的第一所來自亞洲國家的古典文明研究機構。希臘雅典科學院代表團團長西奧多羅斯·帕潘赫利斯說：“古典與現代之間，存在著某種需要彌合的鴻溝，需要建設一座橋梁，那么我們就是橋梁的建設者。”

　　古典學，即在現代歷史處境中對古代傳統經典的整理、校勘、翻譯、義理闡釋與思想研究。

　　“重讀經典是對自我認知的一種邀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奧德蕾·阿祖萊在書面致辭中談道，從《詩經》到《荷馬史詩》，從老子的《道德經》到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克倫理學》，先賢的偉大作品依然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和情感體驗。

　　英國劍橋大學亞洲和中東研究系中文榮休教授、浙江大學求是講席教授高奕睿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中國的《詩經》《易經》《論語》等在英國頗受歡迎；英國作家莎士比亞和查爾斯·狄更斯的作品也有廣泛的中國讀者。在他看來，經典互譯是推動跨文化認同的重要渠道，是了解其他文化的窗口。

　　中國人民大學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婁林認為，中西經典的形成都凝結著人類共同的——至少是可以溝通的——內在情感與理性，越是古典作品，其中蘊含的人與人之間、文明與文明之間的共鳴感就越具有原初性。而文明之間的深入互鑒，就需要探究原初性的經典與自然和人性的本真關聯。

　　作為青年古典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培均說：“我們現在的研究條件遠遠好于從前，理應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有所推進。”目前國內的西方古典學著作中譯本，大部分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但那些作品原文可能是古希臘語或拉丁語等。“前人篳路藍縷，解決了‘從無到有’，我們今天要努力完成‘從有到好’——提供更好的、根據原文翻譯的中譯本。”

　　在張培均看來，青年古典學者一個新的面向，是“即便有的青年學者主要研究的是西方古典學，但立足點是中華文明。研究西方古典學是為了在互鑒中深化中華文明底蘊”。

　　張培均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西方思想史上發生過一場著名的“古今之爭”，造成西方思想的古今斷裂，現代西方思想因此與古典思想存在巨大差異。反倒是西方古典與中國古典之間有許多相通之處，可資互鑒。比如，中西方古典思想都強調美德，無論希臘文的arete、拉丁文的virtus，還是中文所說的“德”，都既可表示個人的美德，也可表示政治共同體的美德，這是跨文化廣泛認同的概念。

　　“各國交往越來越頻繁，差異也愈發凸顯。如何求同存異，或許可以去文明的根基處尋求智慧。”張培均說。

　　柯馬丁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亞洲研究教授、美國東方學會主席，曾在研究中國早期竹簡的同時，進行關于古希臘閱讀方式的討論。“了解其他文明也是在了解自身。如果只知道一種文明，我們就無法知曉它的獨特性，以及它與其他古代文明的共通之處。”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高翔說：“古典文明是人類共同的寶貴精神財富，古典學研究要秉持開放包容原則，拓寬研究視野，在平等交流互鑒中不斷汲取世界古典文明的智慧。學問是拿來使用的，真正的古典學研究從來不是冰冷的機械過程，而是充滿情懷、抱負、敏感的科學探索。”

　　古典學通過研究古代經典，對當今時代面臨的挑戰作出回應。

　　“古典學對于人類的發展——特別是可持續發展，能提供非常重要的啟示。因為無論是古希臘哲學還是古代中國哲學，都有崇尚自然的思想傳統，而現代社會的一大問題，就是科技發展為人類創造出豐富福利的同時，也對自然構成威脅。”北京大學哲學系長聘副教授陳斯一說，“如何更加良性地發揮科技的作用？如何用更加深厚的人文關懷來規范科技的發展？我們可以從古典哲學、古典文化中汲取營養。”

　　在我們身處的時代，流行的思想觀念和文化等，常常也與古典有關。“進一步講，不認清所處的時代，我們又如何能認識自己呢？”婁林說，“古典學與我們的距離遠近，取決于我們是否有熱烈的渴望去認識自我。從這個意義上，青年與古典的關系尤其親近。青年更有追求認識自我、認識世界的意愿，借用尼采的話來說，年輕人的鮮血還是熱的。”

　　在全球化的當下，青年在日益頻繁的國際交往中感受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在陳斯一看來，“古典學就能讓你深入理解不同文化的差異與相通之處，求同存異”。

　　當目光望向更遠處，古典學可以為青年建立更加宏觀的歷史感、使命感。“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面向未來的文化，一定是中西方，或者說不同文化相互包容、相互溝通的結果，這需要青年持續不斷的努力。”陳斯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