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道之行”展看儒家文化綿延相繼、遠播四海
來源：中國民族報作者：王宜若 滕德永 2024-11-17 09:08
今年是孔子誕辰2575周年，也是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成立30周年。日前，故宮博物院與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共同主辦“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展覽分為“溯古尋儒”“化成天下”“萬世師表”3個單元，共展出國內外近30家考古文博單位的380件（組）展品，旨在展示儒家文化形成的歷史脈絡、核心理念及深遠影響。
展覽主題“大道之行”語出《禮記·禮運》篇，表達了儒家對建立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等美好社會秩序和道德風尚的追求，不僅是“大同”社會理想的經(jīng)典表述，也被不斷賦予新的時代內涵，體現(xiàn)著中華民族對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獨特理解和使命擔當。
儒家文化綿延相繼、生命力旺盛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春秋戰(zhàn)國時期，孔子以復興“周禮”為己任，希望以傳統(tǒng)禮樂制度重塑社會秩序，并采取“以仁釋禮”的方法，建立了一套與人之本性聯(lián)系緊密、涵蓋豐富的思想道德體系。儒家文化產(chǎn)生后，即受到時人的重視。秦漢天下一統(tǒng)，漢武帝選擇儒家思想作為官方正統(tǒng)思想，奠定了此后兩千余年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調。
走進展廳，第一件展品是西漢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衣鏡（復制品）。衣鏡背面繪制了3組人物，其中最上一欄左為孔子，右為顏回。圖像兩側墨書內容為相應的人物傳記。這是目前所見考古出土文物中最早的孔子形象，可見漢代帝王對孔子及儒學的重視。
孔子衣鏡（復制品）背面
展品中一幅相傳為唐代詩人、畫家王維所畫的《伏生授經(jīng)圖》，則記錄了漢文帝與伏生授經(jīng)的故事。伏生為秦朝博士，這個“博士”跟現(xiàn)代的博士不同，是一種給皇帝做顧問的官職，由博學多識的大學問家擔任。在秦始皇頒布焚書令后，伏生冒著極大的風險將儒家的核心經(jīng)典之一《尚書》藏匿在自家墻壁之中。待漢初天下平定后，伏生重歸故里，發(fā)現(xiàn)藏在墻壁中的《尚書》已經(jīng)大多散失，僅僅余下二十余篇，于是他在齊魯間講授這些幸存的《尚書》遺篇。《史記·儒林列傳》記載：文帝聽聞伏生能夠治《尚書》之學，便派太常掌故晁錯前往山東，從伏生受《尚書》之學。伏生此時已是九十多歲高齡，說話帶有方言，便由其女兒羲娥向晁錯傳言。經(jīng)晁錯記錄，《尚書》這二十余篇得以保存下來，這便是著名的今文《尚書》。
東漢時期，儒學持續(xù)發(fā)展。魏晉時期，盡管影響力有所削弱，但儒學仍為官方統(tǒng)治學說。隋唐以后，隨著科舉制度的興起，官私教育發(fā)達，進一步促進了儒學的發(fā)展。
歷代統(tǒng)治者在儒家經(jīng)典中尋求治理國家的答案，不斷加強儒學修養(yǎng)。自漢唐以來，古代帝王為講經(jīng)論史而特設御前講席，是為經(jīng)筵制度。展品中，明代徐顯卿的《宦跡圖》中有一幅描繪為萬歷皇帝經(jīng)筵的場景：萬歷皇帝端坐于御座上，徐顯卿擔任展書官，立于御案之前，左右兩側文官與內侍林立，秩序井然。
同時，古代帝王對皇子們也積極進行儒學教育。明代編纂有蒙學讀本《養(yǎng)正圖解》，輯錄周文王至宋代的傳說故事，并附有60幅圖解。繪圖解說竭力闡述儒家的綱常觀念及倫理思想，教育皇子修身養(yǎng)性，以求有益于治國平天下。此書也深受清代統(tǒng)治者喜愛，此次展覽展品中有清代重繪的《養(yǎng)正圖解》。
清代繪制的《養(yǎng)正圖解》
兩千余年間，經(jīng)歷兩漢經(jīng)學興盛、魏晉南北朝玄學流行、隋唐儒釋道并立、宋明理學發(fā)展、清代樸學繁榮等不同階段，儒家文化始終綿延相繼，并不斷應時變化，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儒家思想為各朝各代認同與接受
歷史上，儒家文化和思想對各朝各代都產(chǎn)生了影響。如北魏、遼、金、元、清等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統(tǒng)治過程中都重用儒士，推行儒學，借鑒儒家思想的治國理念。這些措施不僅鞏固了政權的統(tǒng)治，而且促進了儒家文化的傳播和發(fā)展。
展品中的《清拓重刻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冊》是反映北魏鮮卑族統(tǒng)治者學習、重視儒家文化的實物。魏孝文帝吊比干文碑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刻立，由魏孝文帝拓跋宏撰文，原碑已毀，后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九月重刻。本次展出的是此碑清朝時期的拓本。魏孝文帝十分推崇漢文化，對北魏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進行一系列漢化改革，推動了北魏朝代的繁榮和穩(wěn)定。
《清拓重刻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冊》
遼、金時期，儒家孝文化也被廣泛接受。展品“孝子圖紋鎏金銀壺”出土于內蒙古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罕廟蘇木耶律羽之墓，壺身鏨刻“搤虎救父”“聞雷泣墓”“伯瑜泣杖”“為母埋兒”“勸父盡孝”“拾葚供親”“老萊兒戲”“臥冰求魚”等八幅孝經(jīng)故事圖，裝飾繁縟，十分精美。耶律羽之為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堂弟，深受孝道觀念的影響，親身踐行忠孝觀念，體現(xiàn)出耶律家族對中華傳統(tǒng)孝道的認同與遵從。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統(tǒng)王朝，而元大都由中原人士劉秉忠等人規(guī)劃與設計，是元代統(tǒng)治者接受儒家思想的實證。此次展覽上有元代熊夢祥在《析津志》中撰寫的相關建城介紹：“其內外城制與宮室、公府，并系圣裁，與劉秉忠率按地理經(jīng)緯，以王氣為主。故能匡輔帝業(yè)，恢圖丕基，乃不易之成規(guī)，衍無疆之運祚。”
清代，皇子、貴族等自幼學習儒家經(jīng)典。《大學章句》為南宋朱熹所撰，是儒學經(jīng)典著作。展品中的《大學章句》前附頁上有乾隆皇帝的朱筆題跋“此朕從幼日課之書，祁寒暑雨未嘗一日離，今萬幾之暇，偶一批閱，如與宿友晤對，所得不已多乎”。乾隆皇帝的跋文，是清朝宮廷尊習四書的重要物證。不僅如此，為了更好地學習儒學，清代還組織翻譯儒家經(jīng)典。展品《和素像軸》中的和素即是翻譯家，他與父親阿什坦都是清代重要的翻譯家，將諸多儒家經(jīng)典翻譯成了滿文。
歷代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者重視儒學，由此尊封孔子。北魏時期，孝文帝拓跋宏親自到魯城（今山東曲阜）祭孔，封孔氏宗子為“崇圣侯”，并尊封孔子為“文圣尼父”。金代在上京建孔廟，西夏仁宗尊孔子為“文宣帝”。元朝時，元武宗在宋代的基礎上增加“大成”二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將其封號提高到新高度。清代，順治皇帝尊封孔子為“大成至圣先師”。
在歷史長河中，儒家思想為各朝各代認同與接受，歷代統(tǒng)治者均推行儒學，重用儒士，增強了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中華民族的文化融合、內向凝聚，也使得中華文明得以綿延不絕、生生不息。
儒家文化的對外傳播與影響
儒家文化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fā)展壯大提供了重要精神滋養(yǎng)，也為世界提供了寶貴財富。在東方，它以超越時代、地域、民族的力量，塑造了古代東方的精神世界。在西方，它以其人本主義與理性精神，為啟蒙運動注入了重要靈感。
儒家文化對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地區(qū)和國家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逐漸形成了東亞的儒家文化圈。這些地區(qū)和國家的孔廟至今仍受到保護與重視，成為儒家文化影響東亞、東南亞地區(qū)的歷史見證。
展覽中，有來自韓國的“蓮鯉圖”“文字圖屏風”等文物。“蓮鯉圖”流行于明清時期，“蓮”音同“連”，取“連科”之意。“鯉”意指“鯉魚躍龍門”。“文字圖屏風”上則有“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漢字，并進行了藝術性的變體，將儒家文化相關故事融入其中。這些都是儒家文化為朝鮮半島所吸納的實證。
日本江戶時代初期，以儒教治國的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建立湯島圣堂，作為講授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和祭祀孔子的建筑場所，是東京的孔子廟。展覽中，來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文幾、料紙、硯箱、爵、象尊、犧尊，都是湯島圣堂舉行祭孔大典時使用的禮器，由當時各地大名進獻。
日本江戶時期的湯島圣堂祭器
越南河內的文廟是其受儒家文化影響的重要見證，至今仍在越南民眾的生活與信仰中扮演重要角色。河內升龍城是越南古代規(guī)模最大、最重要的都城，存續(xù)將近800年，其建筑規(guī)劃受到同時期中國都城模式和儒家文化的影響。
儒家文化還越嶺渡洋，傳至歐洲。1687年，《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在法國巴黎出版。此書是首部歐洲語言譯本儒家經(jīng)典，由來華傳教士翻譯，對西方了解孔子、了解中國文化具有重要作用。被稱為“啟蒙運動泰斗”的偉大哲學家伏爾泰深入研究儒學，他推崇“仁義禮智信”的做人準則，贊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孔子思想對伏爾泰思想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儒家文化也為西方啟蒙運動提供了智慧和力量。這些在展覽中都有相關展示和介紹。
白釉伏爾泰像與《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介紹
儒家文化誕生于中華大地，綿延相繼，影響深遠。其蘊含的深邃智慧、崇高理念及道德準則等，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發(fā)展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并在海外廣為傳播，至今仍持續(xù)為世界各國之間的溝通理解、文明的交流互鑒帶來啟迪。
（作者單位：故宮博物院宮廷歷史部）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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