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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雍也寫了《回望詩經(jīng)》《從詩經(jīng)出發(fā)》兩本姊妹篇的書。兩書的研究方向有交叉，有重疊，既是詩性心靈領(lǐng)域的深切體證，又是對多向時空交織的社會、自然等領(lǐng)域的延展。下面，謹以《詩經(jīng)》為導(dǎo)航，從解構(gòu)中國民俗鮮活的圖景入手，探尋雍也對民俗學的研究特質(zhì)。

　　在婚戀的民俗中張揚人性的光輝。

　　在考論《詩經(jīng)》時，《一望無際的愛情》《愛情的源頭》《一部婚戀史》《有愛大聲說出來》《新婚快樂》《愛情咒語》《愛情就像著了火》等篇章，是雍也的愛情宣言書，沒有因歲月磨礪和淘洗而出現(xiàn)變動與遷移?！杜渣S金時代》一文將女子歸總為十大類，每一類都被嘉許為形象豐富美麗，體現(xiàn)了雍也對單純、淳良、稚樸的女性美的欣賞，不受人們價值觀、人生觀的變異而被顛覆的、恒持的審美觀。

　　《一望無際的愛情》等篇章對束縛自由、壓抑性情的程朱理學進行了強烈譴責，對扼殺符合天道人情、追求愛情自由的禮教進行了誅討撻伐。以火焰燃燒般的鐵筆，焚燒遮蔽人性光芒的雜蕪；以狂風暴雨般的筆觸，掃去遮擋天空的陰霾，還人間自然、純樸、健康的人性潔朗，在人類情愛至純至臻的天空，閃爍晶瑩、璀璨的光芒。

　　從兩部書中，我們看見，一個耿介、率真、靈性、性情的雍也躍然紙上；我們聽見，雍也對《詩經(jīng)》的回望，再從《詩經(jīng)》出發(fā)后，對純真性情的呼喚。可見，雍也對《詩經(jīng)》婚俗的宏大敘述，也是他情感深處自然、純真的尋根之旅。

　　從語言學的習俗中凝聚文化自信的力量。

　　一個民族的精神傳承方式一是文字，二是口語，三是實物。文字是書面語，書面語是社會成員共有，不受個人意志支配?？谡Z帶有個人發(fā)音、用詞、造句的特點。它們都是人類在共同的社會生活中約定俗成的習慣，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雍也對比《詩經(jīng)》與《離騷》、漢賦、唐詩、宋詞、元散曲后認為，在華夏文學史中，在題材選擇上的“憂國憂民”“刺奸刺虐”的責任與擔當是互證的。在文學河流思想上，流淌著共有的特立獨行、潔身自好的精神浪花。在風格流派上，現(xiàn)實主義、浪漫主義并存，或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交織。這些表達方式都被歷史固化成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習俗，成為中華民俗中最燦爛的亮點。

　　在口語習俗方面，雍也考證出《詩經(jīng)》中的《褰裳》詩，與客家山歌《客家對唱》賦比興手法的同宗同源，焊接了口語習俗散落在各民族起伏塵煙中的斷痕。他考證出客家話的許多發(fā)音，仍是從古文學書面語中傳承而來的。這些都說明，各地各民族口語與華夏民族語言表達的一致性，成為華夏民族大一統(tǒng)、大團結(jié)的重要佐證。

　　他在山歌脈源上尋蹤《詩經(jīng)》，讓各地土話結(jié)緣書面語，梳理華夏民族語言發(fā)音和情感敘述方式相承相續(xù)的脈絡(luò)，勾勒中國語風數(shù)千年的輪廓，豐滿中華民俗的文化元素，開掘當代中國民俗學研究的新領(lǐng)域、新路徑。

　　在修辭學的考察和論證方面，他在《詩經(jīng)》中考證出華夏文字學中比喻、對比、對偶、排比、夸張、象征、通感等修辭手法的代代相續(xù)、薪火相傳。通過客家話與歷代文學在發(fā)音與內(nèi)涵上相融相通的探源，再次佐證華夏表達習俗的源遠流長，為文化自信凝聚力量。

　　從禮俗的審視中寄寓褒貶。

　　中國的禮學包括禮儀和禮俗，是民俗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以一定的禮儀定式，潛移默化地規(guī)范、塑造人們的行為與思想，并通過人類的生產(chǎn)、生活和族群行為的社會性轉(zhuǎn)換，對社會體系的建立和穩(wěn)定，促進人際關(guān)系和諧，發(fā)揮著獨有的作用。但有的劣俗則制約了生產(chǎn)力發(fā)展，扼殺了人性的本真。

　　雍也以《詩經(jīng)》為主體，探究當時的人際交往、娛樂、吃食、宴飲等習俗。在《貴族生活：“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等文章中，對中國的餐廚、宴飲文化進行全面展示和歷史的拓展性發(fā)掘。通過對《詩經(jīng)》及相關(guān)歷史著作的辨析，斷論中國最早的分餐制變?yōu)樘扑我詠淼暮喜椭疲怯擅褡宕髨F結(jié)和中國大一統(tǒng)思想促成的。

　　他“從詩經(jīng)出發(fā)”，證實中國烹飪的精良，為人類創(chuàng)造完整、科學的烹飪技術(shù)體系。通過對《詩經(jīng)》的創(chuàng)新、開闊性研究，說明作為四大文明古國的中國，是人類農(nóng)耕文明的主要發(fā)源地之一。通過《詩經(jīng)》宴飲禮俗的考證，論述中國作為禮儀之邦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值得一提的是，兩書突出考論了中國官僚習俗的形態(tài)、構(gòu)架和內(nèi)核。通過對《詩經(jīng)》中《綿》《小星》等詩篇的剖析，肯定了古代君王樸素的治國理政的初始價值。但對《詩經(jīng)》及其后世官僚們工作和生活習俗的淵源及演變過程，不是簡單陳述，而是以作家、詩人的身份，進行縱深式體驗后，用辛辣、犀利、諷刺的筆觸，對官僚禮俗的劣根性進行鞭笞和撲撻。

　　雍也批判貴族和官僚階層，通過制訂、維護嚴苛的官俗，形成規(guī)矩，推動、傳播、浸淫到社會習俗中，用官俗與道德捆綁民俗，成為統(tǒng)治階級和利益集團所利用的工具。批判貴族和官僚階層通過站姿、行姿、坐姿、服飾、飲食、婚配、禮節(jié)、語言等的建規(guī)立俗，約束人性的自覺、自醒、自智等，體現(xiàn)了雍也的唯物主義觀、民俗學的歷史觀。

　　雍也打開的不僅是一扇窗，還給我們太陽、星星和月亮，讓人看到光亮本身的燦然，也看到黑暗中的亮點。這是一個優(yōu)秀作家和詩人的語言實驗，而不是思想游戲所帶來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