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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何以中國·弦歌不輟”網絡主題宣傳活動在享有“東方圣城”美譽的山東曲阜啟動，中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再次成為焦點。

　　作為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的思想淵藪集中于一句話，即在《論語·八佾》中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說：“周朝的禮儀制度借鑒于夏、商二代，是多么豐富多彩啊，我遵從周朝的制度。”

　　孔子說“吾從周”，身上就多了兩個標簽：叛逆者和繼承者。“叛逆”，是對殷商無道的叛逆；“繼承”，是對周朝禮儀文化制度的繼承。此外，他還有更重要的第三個“標簽”：開拓者。

　　叛逆者

　　在曲阜孔子博物館，可以看到根據《史記》整理的孔子家譜，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王室后裔。微子啟（微子開）是商王帝乙的長子，紂王的庶兄，《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載：“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周成王時期微子啟被封于商丘，建立宋國，爵位為公爵。微子啟死后，其弟微仲繼位，微仲就是孔子的第十四世祖。孔子之所以生在魯國，是因為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為了逃避宋國貴族爭斗，逃到魯國。因此，孔子實際是商朝開國君主商湯的后代。

　　在今天微山湖的中心島上，有座三仁殿，里面供奉著商朝微子、比干、箕子三尊塑像。微子、箕子和比干在紂王無道的情況下，分別選擇了離開、裝瘋和直諫的不同方式抗爭。太史公說：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

　　孔子稱贊“微子、比干、箕子”為“三仁”，延續他們的“政治路線”，因此他是殷商末期制度的叛逆者。就像瞿秋白稱譽魯迅先生“是封建社會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貳臣”一樣，孔子對殷商王族，也有類似的叛逆特點。

　　神權法思想在商代極盛，殷商奴隸主貴族以迷信鬼神著稱，當時的宗教迷信中出現了作為上神的“帝”或“上帝”，這被商人視作祖先。為了取悅祖先和神靈，商王經常會進行各種祭祀活動，每次祭祀，都用活人作人牲。作為商王族后裔，孔子當然清楚這種崇拜，但孔子主動和殷商的鬼神保持了距離。

　　《論語·述而》載：“子不語怪力亂神”，當子路追問怎樣事奉鬼神時，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主張重人事而輕鬼神。子路再問，他仍含糊說：“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看重祭祀，但不贊成亂行祭祀，他主要是想通過祭祀儀式，教育人們去追念先祖的功德。所謂“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的是要達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的目的。由于孔子把祭鬼神只看作教化工具，所以并不認真計較它實質性的有無。他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神表示出虔誠態度，至于“神”的有無，孔子并不深究。所以在樊遲問怎么才算知（智）時，孔子回答：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繼承者

　　與此同時，孔子主張恢復周禮，是周公旦制定的道德和政治規則的繼承者。多年從事殷商發掘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南方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唐際根對此曾有過精辟解釋：孔子思想重周而不重商，很重要的原因，是商代重殺戮，而周代樹仁德，孔子要解決的是平王東遷后禮崩樂壞帶來的社會失衡。所以孔子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唐際根這個觀點，是從商、周兩代的考古及發掘證據出發得出的，他說：中國古代從野蠻轉入文明是在由商入周的過程中實現的，其中最重要的體現就是人殉和殺人，商代視人命如草芥，墓葬中大批人殉，而周代則很少見人殉的情況。在“崇拜與信仰方面”，從商代墓葬發掘情況可以確定，大型墓葬有諸多人頭殉葬，這些人頭以青少年為主，且十個一排，更有甚者將人的頭顱砍下后用鼎進行蒸煮，這說明商代的信仰已經比較完善了。到了周代，從發掘的銘文可以確定，周代兩次大規模武力推翻商代是確信無疑的，但周初首領周文王曾被囚禁于商，深知商代殺人及人殉的弊端，周建國后一改前朝制度，實行仁政，大肆分封，加之移民、遷都等方式對商代文化進行改造，幾乎杜絕了人殉制度。

　　青年學者李碩著作《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將商亡周興進程中文明的演進解釋得更詳盡。通過對大量考古資料的文字還原，作者將三千多年前商人一幕幕慘絕人寰的典禮場景描述出來，商人給諸神奉獻祭禮，每次祭祀都殺戮異族。對這種殘忍人祭制度的消失，過去大多數學者的看法是逐漸、自然、不知不覺退場的——但作者將人祭風俗的消亡歸因于周朝幾位開創者，尤其是周公旦的努力。

　　李碩指出，周公制定的禮儀制度，消滅了舊華夏文明及其相關記憶，打破了族群血緣壁壘，讓塵世生活遠離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類族群的差異看作神創的貴賤之別。這是華夏文明最徹底的一次自我否定與重生。因此，“殷周之變”不僅僅是一場簡單的政權更替，更是華夏文明形成史上里程碑式的革命。

　　特別能體現孔子對周公禮儀制度尊崇的，是后世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句話：“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孔子反對商朝的殘酷人殉，就是以人形陶俑代替人殉葬也不行，這是反對人殉的決絕姿態，從中可以看出孔子愛惜生命的態度。考古發現，在孔子生活的春秋魯國，墓葬中人殉非常少見，這不能不說與周公禮儀制度推廣有關，孔子也肯定從中受到影響。

　　開拓者

　　周公創立，孔子尊崇的禮樂制度，改變了中華文化發展的方向。西漢時期的《禮記》總結商周之際的文明之變時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作為商王族后裔，孔子“從周”不“從商”，由叛逆商王族到繼承周公文化禮儀制度，顯示出可貴的體恤精神，可貴的文化自覺，可貴的文明辨別力，但孔子最主要的文化貢獻，是在繼承周公文化禮儀制度的基礎上，開創儒家學說，樹立了以“仁”為核心的文化精神。

　　許慎《說文解字》載：仁，相人偶也；從二人。“從二人”，說明“仁”首先是解決對他人的態度和行為問題，“仁”就是“愛人”，要求統治者體察民情，反對苛政和任意刑殺，提倡廣泛的理解和體貼他人，以愛人之心調節社會人際關系，穩定社會秩序。孔子“仁”的思想超越了人際交往范疇，擴展到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到孟子時期形成“仁政”思想。

　　孔子開創的儒學思想，就像血濃于水一樣，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和道德主張，深深鐫刻于中國人的一言一行。“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成為人們平時的處事原則和方式方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里的“和諧”“誠信”“友愛”等，都能從儒學思想里找到相關表述：“和為貴”、“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愛人”，這就充分說明了歷史和現實之間的傳承。

　　借鑒歷史，開創前行，是孔子一生思考的話題，并以此規定個人的努力奮斗方向。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他詳考了夏、商、周三代的歷史，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即殷禮是以夏禮為基礎，而又進行了損益，周禮是以殷禮為基礎，而又加以損益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之間，后一代總要對前一代的文化遺產加以吸收、改造，從而創造出新的文化，這是孔子開放的歷史發展觀。

　　朱熹曾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這是對孔子之于外部客觀世界的高度評價。有否定，有繼承，有創新，孔子開創儒學思想，幾乎以一己之力構建了古代中國的社會規則，成為華夏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倫理。

　　人的所有思想都來自實踐，孔子開創的儒學思想也不例外。孔子“吾少也賤”，恢復貴族身份是父母去世之后。既有貧賤的人生閱歷，又在恢復貴族身份后有豐富的政治閱歷，這為孔子創立以“仁”為核心的儒家學說提供了實踐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