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邏輯體系中的中國邏輯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李春雨 翟錦程 2025-04-21 09:33
在人類思想史上，源于古代希臘、中國和印度的邏輯被譽為世界邏輯的三大源流。在中外思想文化誕生的古代時期，三種邏輯處于相對獨立且平行發展的狀態，對各自的知識體系起著支撐與根基作用。
作為世界邏輯體系組成部分的中國邏輯
先秦時期是我國古代社會制度和社會形態更迭交替的大變革時期。社會形態的大變動，必然會推動思想領域大繁榮和大發展。同時，先秦時期還是我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孕育和生長時期，正如中國歷史學家呂思勉所云：“歷代學術，純為我所自創者，實止先秦之學耳?！敝袊枷胧飞蠋缀跛兄卮蟮睦碚搯栴}和思想學說都可以在先秦諸子的典籍與著述中找到其源頭和根據。
“正名”是中國邏輯的核心。先秦諸子以“正名”為己任，圍繞名實關系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探究正名實、辨萬物、歸其類的普遍方法，使得中國邏輯具有了作為論證方法的鮮明的工具性特點。但先秦諸子在為何“正名”、如何“正名”的問題上卻各執一端，所謂諸子邏輯思想的差異性是對天地萬物的理解、正名途徑、正名的具體方式方法存在不同。這種差異性恰恰說明了中國邏輯內容的豐富性，從而構成了在形成階段的中國邏輯獨特的理論體系。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中國邏輯作為論證工具，也保持了自身的連續性。秦漢之后，中國邏輯的發展在中國哲學與文化發展的不同時期呈現出了階段性的文化特征。如在兩漢經學的背景下，形成了以經學為核心的邏輯論證方法。至魏晉時期，玄學興起。魏晉玄學是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說論辯方式而著稱的一種學術思潮，其談說論辯方式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尤其是言意關系的討論為這一時期獨有的重要問題。宋明時期是中國哲學與文化發展的又一個新階段。北宋時期儒學新本體論的興起，展現了中國哲學的新傾向。中國邏輯作為基本的論證方法，在此期間結合儒學本體論的建構，呈現出了新的特征，推進了中國邏輯的深化發展。明清之際是中國社會的大動蕩時期，宋明理學在興盛發展之后，整體上已無法適應社會變化和處理社會危機的現實需要。長期被壓抑的事功精神空前高漲，重實際、重實證、重實踐，以“經世致用”為導向的實學思潮日漸興盛。明清之際的中國邏輯思想的發展也相應地體現了這種變化。
中國邏輯在保持其連續性的同時，還具有與中國文化一致的開放包容性。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起源于古印度的因明從南朝起開始傳入中國，并伴隨著佛教的中國化，出現了本土化的發展傾向。因明的論證方式在當時的一些文學、哲學作品中有所體現，展現了與中國文化相結合、相融合的傾向。漢傳與藏傳因明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作為中外文化交流互鑒中介的中國邏輯
在近代“西學東漸”的背景下，西方傳統邏輯開始隨西方近代知識體系傳入中國，逐步成為中國邏輯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使后者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對中國邏輯的研究始于明治時期的日本學界。日本學者在譯介西學和漢學的過程中，開始采用西方傳統邏輯的理論和方法審視中國古代思想，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日本學界關于中國邏輯的認識主要有兩種：一是認為中國沒有邏輯，如松本文三郎在1898年提出，中國“哲學沒有論理學的研究”；二是認為中國有邏輯。桑木嚴翼在1900年撰有《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發展的概說》和《荀子的邏輯說》，他認為，荀子關于名（概念）的探討似乎比亞里士多德更為深入。日本學界的這兩種觀點直接影響到了中國近代學界，而且中國有邏輯的觀點得到了積極的響應與發揮。除孫詒讓、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王國維等人外，還有學者從中國邏輯與中國學術的關系角度，肯定了中國邏輯的存在。有學者提出，“世界名學有三大派別，而學術也因此產生三大派別，即中國學術、西洋學術、印度學術。中國名學是中國學術的工具，有中國的名學才產生中國的學術”，邏輯是學術體系得以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基礎。西方學術、印度學術、中國學術之所以不同，“最重要的原因，就在各系都各有一種特別的名學和方法”。因此，對中國邏輯的理解和把握，是認識中國學術總體特征的前提條件。
近代的中國邏輯研究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中西文化從碰撞到融合的過程和方式，還起到了連接中西知識體系的中介作用。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邏輯作為知識體系的基礎具有重要支撐作用。兩種不同知識體系之間的對應與結合，首先要從基礎開始，并以之為起點。中國邏輯對內承接先秦哲學與知識體系，并延伸到整個中國傳統哲學及其知識體系；對外與西方邏輯對接，并延伸到西方近代哲學及其知識體系，成為連接中西文化的橋梁。
中國邏輯在世界邏輯體系中的獨特價值
從20世紀中后期起始，國際邏輯學界開始高度關注中國邏輯研究。中國邏輯作為唯一一種非印歐語言的邏輯，它具有什么樣的特點，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成為研究者的聚焦點。
德國漢學家何莫邪在李約瑟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七卷第一部分《中國傳統語言與邏輯》（1998年）中指出，“邏輯史在中國的反映（因為它基于非印歐語言）對任何的全球邏輯史進而對任何的全球科學基礎的歷史而言具有特別的重要性”，他批評了“邏輯僅屬于西方”的觀點，認為中國的語言和語法蘊含了復雜的邏輯表達能力，具有獨特的邏輯思維方式。
德國學者顧有信在《中國邏輯的發現》（2011年）一書中，從跨文化傳播的角度，考察了明末以來西方傳統邏輯在中國的傳播和被接納的過程。他突破了“西方中心論”的觀念，表明西方邏輯進入中國后經過復雜的文化重構和融合，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質的邏輯體系，凸顯了中國邏輯的獨特價值。顧有信的研究被國際學界認為不僅展示了邏輯的跨文化交流路徑，還揭示了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本土知識與外來思想的融合過程。
筆者認為，應該從世界邏輯體系的一般性特點來分析中國邏輯的特質，將古希臘邏輯、古印度邏輯和中國邏輯看作是世界邏輯體系中三種并行發展的基本類型，系統研究并概括出世界邏輯體系的一般特性。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到，中國邏輯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要研究中國邏輯思想本身的發生與發展，討論其具有中國文化個性的一面，并通過與古希臘邏輯、古印度邏輯的比較互鑒，說明中國邏輯在世界邏輯體系中的獨特價值。
我們可以借助德國學者克勞斯·格拉斯霍夫在評論《邏輯史手冊》“印度邏輯”一章的見解來說明中國邏輯的價值：“人們應當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印度本土邏輯提供給我們一種并非基于希臘傳統的形式邏輯體系，而且這應當視為一個批判性地反思我們自己的邏輯傳統與觀念的機會?！敝袊壿嬜鳛槲ㄒ灰环N非印歐語言的邏輯，它必然具有與古希臘邏輯、古印度邏輯不同的基礎、特點和表達方式，對批判性地反思西方邏輯的傳統與觀念具有和古印度邏輯一樣的重要性。
方法與體系的建構：中西文化互鑒的直接結果
中國邏輯不僅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主要的外在表達方式和理論化表現形態。因此，中國邏輯思想研究是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特性，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支點。
中國近代的思想變革與中西文化交流會通息息相關，而中國學術在此期間出現的種種變化與轉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中西文化交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直接結果。特別是西方邏輯理論和方法被知識界廣泛接受以來，近代學人開始采用新觀念、新方法深入反思中國本土的傳統思想與學術，并進行理論上的大膽探索和創新，促進了傳統哲學轉型和近現代哲學建構。
與此同時，西方哲學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發展過程中，隨著傳統邏輯向現代邏輯轉變的基本完成，也相繼出現了以邏輯分析為主要方法的語言哲學、分析哲學的轉型。接續這種變化，在中國知識界也有部分學者開始自覺探尋全新的、適合于建構中國現代哲學的邏輯方法?？梢哉f，純粹的邏輯分析方法在中國傳統學術中是缺乏的，而采用邏輯分析方法建構新的哲學體系，也是中國現代哲學區別于傳統哲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和標志。然而，中國現代哲學思想和體系的出現與發展又不是完全擺脫傳統學術，而是在原來基礎上的發展與超越。
中國現代哲學的建構過程經歷了三個層面的變化，而這三個層面的變化都與近代中國邏輯研究有著密切關聯，是中西文化互鑒的直接結果。第一個層面是觀念的轉型。西方文化傳入近代中國后，經過洋務運動、改良主義思潮等社會運動和思想變革，同時，結合在此期間出現的由經學向子學的轉變，大多數學者開始逐步認識到傳統思想和學術的囿限，紛紛把視野轉向中學以外的西學，探索中國的現實出路?？茖W的精神與理性的觀念成為其核心。如嚴復提出要徹底革新中國學術，“非為數學、名學，則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數也；非為力學、質學，則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名、數、質、力”是西方近代的四門基礎科學，名學，即西方邏輯，是革新中國學術、發展近代科學與文化的重要方法。觀念轉型的核心是將西方近代的科學精神引入中國傳統學術改革和近代文化與科學建構的發展過程中，在更深的層面上推進中國文化的發展。第二個層面是方法的構建。任何哲學體系的構建都離不開方法。傳統的治學方法難以滿足哲學體系重建的需要。經過嚴復等人的介紹和傳播，西方邏輯被逐漸接受，并在一定范圍內成為一種新的方法。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應梁啟超發起的“講學社”與北京大學的邀請來華講學。他的著名“五大講演”中的“數學邏輯”，介紹了現代邏輯的一些基礎性知識，為當時的中國學術界打開了新方法的視野，為推進中國學術與科學的進步帶來了新氣象。第三個層面是體系的構建。20世紀初，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出現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現代新儒家哲學和中國實證哲學三大思潮構成了現代中國哲學的新格局。而在中國哲學傳統中，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實證哲學。在這三大思潮中與西方邏輯直接相關的就是實證哲學。西方邏輯不僅作為一種新的思想傳入我國，而且更是作為一種新方法開始影響中國近代學術與文化的轉型，其直接結果是中國現代哲學新體系的出現。
作為以西方邏輯為方法建構中國哲學體系的重要代表當推金岳霖和馮友蘭，他們所創立的新理學體系是運用邏輯方法的成功典范，也體現了中西哲學的互鑒與融合。張岱年曾提出：“當代中國哲學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馮友蘭先生，三家學說都體現了中西哲學的融合。”金岳霖是中國現代哲學新理學的重要代表。他于1940年出版的《論道》一書是直接以邏輯為方法而寫就的，馮友蘭指出，金岳霖的《論道》“是用邏輯學的形式寫的。書是一條一條寫的，每條都用一個邏輯命題表示，下面再加說明”。馮友蘭也是以邏輯為方法，建立起了他的新理學的哲學體系。由此可見，西方邏輯的傳入，不僅給中國近代的學術界和思想界帶來了觀念的轉型和方法的革新，更為重要的是，對中國近現代哲學的發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進而對中國近現代文化建設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中國邏輯的發展與中國當代文化的建設一樣處于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交匯點上。發展中國邏輯，既要從中國傳統文化與哲學中汲取智慧，又要借鑒吸收現代邏輯的優秀成果，推進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
（作者：李春雨、翟錦程，分別系中國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南開大學哲學院教授、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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