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明俊：學術視野中的古代文章學與史學關系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歐明俊 2025-04-07 11:02
通行的接受現代西方“純文學”觀念的古代散文學，局限于“文學”體系中，就散文學論散文學。而古代文章學（研究相對于韻文的所有廣義的文章），或認為僅僅屬于“集部”之學，或將其理解為純粹的寫作學或辭章學或技法學，皆是狹隘的。古代文章學本是古代“學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限于篇幅，本文僅專論學術視野中的古代文章學與史學的關系。
古代文章學與史學的“交集”
蕭統《〈文選〉序》闡述選文標準時，明確排斥經、史、子，文屬于“集部”之文，文學屬于“集部”之學，將文學從史學中獨立出來，這種觀念影響廣泛深遠，但局限性是明顯的。其實，文、史本同源，先秦時，文、史混沌不分。劉知幾說：“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史通·核才》）文、史本一體，史就是“當時之文”。劉知幾認為漢代之前“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史通·載文》），將文、史不分的文章當作著史的理想追求。明胡應麟《九流緒論上》主張“史與子皆文之一體”（《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七），以文章涵蓋“史”和“子”，則從另一方面說明文章與史、子存在“交集”即重疊部分。
《漢書·藝文志》只有詩賦類，文章就在經、史、子中。章學誠認為：“自唐以后，子不專家，而文集有論議；史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亦著述之一大變也。”（《章氏遺書》）集部中的“傳記”是文章，也是史著。古代“四部”本質上屬于文獻分類，其實集部本就源自史著，按現代學科分類，史部之學中就有文章學。
分立的現代學科，文章學與史學存在“交集”。通行觀念，文學抒情，歷史敘事，是自其異者而觀之，若自其同者而觀之，文章就不能敘事嗎？文章學就不能研究敘事嗎？思維不能非此即彼，不能對兩者重疊之處視而不見。
古代不少文章學家認為，優秀的史著本身即是文章，甚至是“至文”，已達最高境界。王世貞說：“《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圣于文者乎？其敘事則化工之肖物。”（《藝苑卮言》卷三）“圣于文”即是至文。錢大昕《〈味經窩類稿〉序》說：“夫道之顯者謂之文，‘六經’、子、史皆至文也。”歷代學者多譽稱《史記》為“至文”，宋洪邁說：“予每展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真天下之至文也。”（《容齋五筆》）章學誠說：“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文史通義·史德》）
古代文章學與史學有“互文性”，兩者有許多相通共享的概念范疇，如氣、風神、簡、約、奇等。章學誠《文史通義》是“文史”一體合論，此方面文章學界重視不夠，往往只單獨論文章學一個方面。
“史傳”概念始見于劉勰《文心雕龍·史傳》，《左傳》《戰國策》皆屬于“文”中的“史傳”。先秦經、史、文不分，史傳即文學即文章。《史記》被歷代文章學家視為“史傳”的典范，明茅坤的《史記鈔》，清金圣嘆評點的《第三才子書》（即《史記》）、湯諧的《史記半解》、吳見思的《史記論文》等，多以文章學標準進行解讀。湯諧指出：“文章之道有三：曰意，曰法，曰神。意之本在識，識高則意高；法之本在心，心細則法細；神之本在養，養到則神到。”（《史記半解·雜述》）他從《史記》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文章之道”。明凌稚隆輯錄《史記評林》《漢書評林》匯集了晚明以前《史記》《漢書》的評論文獻，其中多有文學性評價。張九成說：“歐公《五代史論》多感嘆，又多設疑，蓋感嘆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王若虛《文辨三》引）他將歐陽修《新五代史》的寫法視為文章的普遍技法。
文章學不限于集部之學，歷代文章學家以文章學為標準、為本位來欣賞評價史傳的藝術性，關注的是史傳“文本”的文章學價值。史部中有大量的文章學文獻，正史代表官方觀點，尤其值得重視。不過這些文獻只是“文本”，如站在文章學立場上看即是文章學。應突破文、史分科分立疆界，觀念改變，文獻擴張，必然帶來文章學研究的創新。
古代文章學與史學的互動互鑒
古代文章學與史學互動互滲，相互借鑒。史學對文章學影響甚大，先秦經、史、文不分，《尚書》《春秋》《左傳》就是史學，皆被譽為文章之祖或古文之祖，為后世文章家取法的典范文本。南宋真德秀自稱所選“敘事”文“獨取《左氏》《史》《漢》敘事之尤可喜者，與后世記、序、傳、志之典則簡嚴者”（《文章正宗·綱目》），史傳文進入文章學體系。
歷代文章學家多強調文章以經、史為根柢。清徐秉義說：“文章之大在經、史……蓋古之作者，未有不原于經，博于史，而可以幸傳者也。”（《〈陳椒峰文集〉序》）陳玉璂說：“學者未有不通經而可為文者，又未有不博涉子、史而可為文者。”（《〈曹峨嵋文集〉序》）
《史記》對后世文章學的沾溉廣泛深遠，歷代文章學家多將其視為敘事文的典范，以其為最高標準來衡量其他文人的敘事文。如林云銘贊賞韓愈《毛穎傳》“敘事處，皆得史遷神髓”（《韓文起》卷七）；蘇軾指出歐陽修“記事似司馬遷”（《〈六一居士集〉敘》）。
姚察、姚思廉父子撰《梁書》《陳書》，在駢文盛行時，以散體古文寫史論，在史學中復興古文，影響了唐代文章革新，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條給予很高評價。唐初史家實際上已開中唐韓、柳文章復古的先聲。清浦起龍肯定劉知幾《史通》的文章論，指出“其言已為退之、習之輩前導也”（《史通通釋》）。史學作為文章學的資源，文章學家自覺接受其影響，如柳宗元自陳寫文章“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劉知幾強調：“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新唐書·劉知幾傳》）陳澧指出：“昔人謂史家有三長：學也，識也，才也。澧嘗論之，以為文章家亦然。無學則文陋，無識則文乖，無才則文弱而不振。”（《鄭小谷〈補學軒文集〉序》）應重視文章學與史學的共享概念范疇。
文章學作為史學的資源，對史學的影響也很大。六朝及唐初史學家多為文章家，喜以駢文的華麗辭藻撰寫史著，形成“以文衡史”風氣，裴子野撰《宋略》，即被蕭綱譏笑文采不足：“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與湘東王書》）《晉書》文滲于史，趙翼說：“當時史官，如令狐德棻等，皆老于文學，其紀傳敘事，皆爽潔老勁，迥非《魏》《宋》二書之比。”（《廿二史札記》卷七《晉書》條）
劉知幾指出魏晉以來史著語言“對語麗辭，盛行于俗”（《史通·雜說下》），批評“大抵皆華多于實，理少于文，鼓其雄辭，夸其儷事”（《史通·論贊》），認為影響了史著的真實性，不滿史著多載憑虛之文，“非復史書，更成文集”（《史通·載文》）。劉知幾認為以文章標準要求史家撰述，偏離了史學之道。他的尖銳批評，正說明了文章學對史學的影響。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典型體現了中唐“古文運動”以來古文家趣味對史著撰寫的影響，是文章學影響史學的典型。
元代李淦《文章精義》說：“文有圓有方，韓文多圓，柳文多方。”章學誠將史傳文的風格劃分為“方以智”和“圓而神”兩類，主張“體方用智”“體圓用神”（《文史通義·書教下》）。可見古代文章學概念范疇對史學的影響。
文章學與史學相互影響，兩方面都應重視，特別應反思單向度地重視史學對文章學的影響，而輕視甚至忽視文章學影響史學。
史學本位的古代文章學
“文本于史”觀念源遠流長，班固說“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漢書·司馬遷傳》），將《史記》史傳文的素樸之美視為理想的文章風格。范曄稱贊“固之敘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后漢書·班固傳》）。《后漢書》以來，正史中的“文苑傳”“文學傳”，一部部連接起來，便成為相對獨立的、獨特的文章學史譜系。
劉知幾《史通》的《論贊》《載文》《言語》《浮詞》《敘事》等篇，皆論文章學。《史通·敘事》說：“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他將“文約而事豐”作為史傳文敘事的標準。他心中理想的敘事是“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史通·敘事》）。
章學誠自信地稱所著《文史通義》，“諸知己者許其可與論文”（《又與朱少白書》）。他指出：“左丘明，古文之祖也，司馬因之而極其變；班、陳以降，真古文辭之大宗。”（《與汪龍莊書》）文史關系，他強調“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于稼穡也”（《文史通義·文德》）。他主張史為本，文為末：“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為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為文，未有見其至者。”（《文史通義·史德》）他強調“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上朱大司馬論文》）。章學誠說：“史之賴于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他強調：“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文史通義·史德》）注重文、史一體，史學需要文章學。章學誠的文章學以史學為本位，用史學統括文章學。
古代史學家眼中史學本位的文章學，強調文章的敘事性、紀實性、真實性、客觀性與藝術性、審美性的統一，文章學是史學寫作學或辭章學、技法學，文章學從屬于史學，是史學整體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與文學本位的文章學有明顯區別。史學本位的文章學是對文章本質精神的一種獨到認識，有不可替代的價值，至少應作關聯性研究。
傳統主流“大文學”觀念下的文章學自有其歷史合理性，獨具民族文化特色，應激活其內在文化生命力。要深刻反思當下古代文章學研究疏離史學和學術體系之弊，還原被肢解的古代文章學“全體”，揭示被遮蔽的真相，注重歷史語境和學術大視野，重新建構傳統文章學體系，提升古代文章學研究的學術內涵和理論品格。
（作者系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編輯：張曉芮
文章、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