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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5日，“梁漱溟與濟南——跨越一個世紀的文化對話沙龍”在濟南舉行。梁漱溟先生長孫梁欽元攜弟弟梁欽寧，與宋遂良、張柯等文化界人士齊聚一堂，以“儒者心性”為軸，展開了一場深邃而溫暖的思想交流。

　　“老根”上生發出“新芽”

　　20世紀20年代，梁漱溟先生在齊魯大地播下思想的種子。百年后的今天，他的智慧依然在這片人文沃土中生根發芽。活動現場，梁欽元深情追溯了祖父與濟南的百年因緣。

　　1921年夏，梁漱溟應山東省教育廳之邀來濟南作演講，演講題目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在當時激烈的反傳統文化潮流中獨樹一幟，竭力提倡儒家文化的真精神。梁漱溟在演講中說，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中國文化應該在保持自信的前提下，有選擇性地進行學習，否定全盤西化。這場持續數日的演講座無虛席、反響強烈，其內容也成為同年出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的主要組成部分。

　　梁欽元講到，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點有兩個，用十個字可以概括：“向上之心強”與“相與之情厚”。前者強調中國人反對躺平、追求進步的根本精神，后者則凸顯了重情義、重人倫的文化特質。梁欽元認為，這十個字穿越時空仍與當代人的追求高度契合。談及梁漱溟以高中學歷取得卓越成就的原因，他特別指出對生活的極致認真是關鍵。“這種態度讓他成為值得我們反復思索的典范。”言語間，梁漱溟先生治學為人的身影仿佛重現眼前，令在場者無不動容。

　　1924年，對梁漱溟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這一年，他辭去了北大教職。憑借在北大日益遠播的名聲，他本可繼續往繁華熱鬧里走，卻毅然離開北京，投身最基層的鄉村、最底層的民眾，沉入當時中國最貧苦最沉寂的地方。這份枯木蒼然中的濃烈，印刻在了他行跡中：1924年赴山東曹州辦學，1928年在廣州開辦鄉治講習所，1929年北上前往江蘇、河北、山西等地考察鄉村，同年在河南輝縣參與村治；經歷了迂回曲折的百轉千回，1931年梁漱溟最后落腳山東鄒平，開始了長達七年的鄉村建設，直到日寇入侵山東，終止于戰火中。

　　這樣南來北往的經歷、思索，讓梁漱溟愈加明白，彼時中國近百年歷史可謂鄉村破壞史，國際、國內的壓迫，天災、人禍的摧殘，使得鄉村命運日益沉淪。此時，作為真誠的儒者，他懷揣儒家文化理想，落腳于儒家文化誕生的傳統農業社會的深厚土壤，盼望中國文化的“老根”上生發出“新芽”。

　　真力量從鄉村醞釀

　　“真力量要從鄉村社會中慢慢地醞釀出來”，此呼喊如深夜振鐸，在鄒平的天空回響。梁漱溟對此，寄予很深期許：“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在梁漱溟的設計和推動下，鄒平鄉村建設不單興辦教育，還包括縣政改革、興修水利、推廣科學種田、發展農副業生產以及組建金融流通處、信用合作社、林業和蠶業合作社、衛生院、鄉村自衛隊等，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個中甚至涉及了制度上的建設。

　　梁漱溟探索的鄒平模式，備受社會關注，各界名流和國內外專家學者紛紛前往鄒平參觀考察。有人高歌贊賞，也有人尖銳批評。在友人憶述里，“鄒平每年只有兩三天下雨，民眾膚色紅紫，自然條件極差。”梁漱溟本可安居北京，過閑適生活，他非但不，還攜妻兒一同住在鄒平。

　　梁欽元在分享中提到，梁漱溟先生曾言，孔子人生態度的首要之處在于“人生是樂的”。面對當今社會的焦慮與內卷，他呼吁人們從日常中尋找真正的樂趣，“克服困苦后的欣然和諧，源于我們如何看待人生的點滴。”同時，他特別推薦了梁漱溟1937年于山東撰寫的《朝話》，“文字平白樸實，但是意味雋永，與我們的生活密切關聯，對我自己，對我周圍的朋友都有啟發。我時常會拿出這本書來一讀再讀，我也希望大家能夠從這本書里頭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歷史的景深推到1935年前后的鄒平，穿過村落中一排排低矮的茅檐，越過青山、河溝相繞的曠野，牧人們驅犢趁曉耕。沉睡了一夜的鄉村，在東方翻滾出魚肚白時，蘇醒了。由村落到縣城，黑白電影的鏡頭聚焦到鄉村建設研究院。這里的清晨則是另外一番景象——

　　“天將明未明時，大家起來后在月臺上團坐，疏星殘月，悠懸空際，山河大地，皆在靜默，惟間聞更雞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興起，特別的感覺心地清明、興奮、靜寂，覺得世人都在睡夢中，我獨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責任之重大。在我們團坐時，都靜默著，一點聲音皆無，靜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

　　在鄒平期間，梁漱溟每天黎明行之最勤的便是這“朝話”。學生們片刻冥想后，由老師發表一番鼓舞人心的話，提供進一步反省的教材。內容多是有感而發，或從學生、教師身上出發，或有感于時事。有時一個話題一氣呵成，有時零零碎碎地講，幾年下來，有數百次之多。

　　梁漱溟希望通過這種“三省其身”的方式，讓學生心中燃起道德感化的熱情，認識到鄉村工作的深刻意義，而他鄉建理論的萌芽隨之破土而出，不斷蔓延伸展。

　　一生不留發的梁漱溟，每日茹素，三兩個燒餅，一碗稀飯，佐以幾片大頭菜即可解決他的“民生問題”。“這種情況并不偶然，往往經年如此。每日黎明即起，寒暑如一，生活簡約一如持戒律之僧人。”梁漱溟的學生胡應漢如此回憶。

　　寧在一思進，莫在一思停

　　靜水流深，其志不在溫飽。“我來做鄉村運動，在現在的世界，在現在的中國，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樣。我同樣是被大的問題所牽動，所激發。離開朋友，拋棄親屬，像和尚到廟里去般到此地來。因此事太大，整個地占據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無有了，只有這件事。”梁漱溟早早地沉住了出家精神做鄉村工作的心。

　　“他還常常要跑到外頭。主要做兩件事：一是向很多人介紹他的主張和經驗；二是邀請人來鄒平做工作。那時有上百名專家、教授，投身鄒平的鄉村建設工作。比如醫療，他去齊魯醫學院找醫務人員來鄒平實習。經濟方面，以前南開大學的經濟研究所，也請他們來做調查。諸如此類的，要自己去跑，花了他不少時間。”2014年，梁漱溟的兒子梁培寬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回憶。

　　寧在一思進，莫在一思停。正如梁漱溟所堅信，如果真想干，應內決于心，雖有時糊涂恍惚，也可覺醒。

　　動靜之間，鄉村建設的大網也鋪展開來。“1935年，以菏澤為中心，劃濟寧等13個縣為實驗區。經過研究院各部及所屬鄉村師范、鄉村人員服務訓練處各部門培養、訓練的學生累計3000多人。”截至1937年，山東107個縣中有70多個被指定為鄉村建設實驗區。

　　只可惜，與鄉村建設同樣迅猛的，還有虎視眈眈的侵華日軍。1937年10月13日，戰火燒至黃河北岸。次日清晨，梁漱溟匆匆趕到濟南，在千佛山上找到韓復榘，苦勸五小時，愿他守住黃河防線，可惜未被理睬。16日，他帶領鄉村建設研究院工作人員撤離鄒平，苦心建設經營七年的鄒平鄉村危如累卵。

　　50多年后，美國學者艾愷問梁漱溟：您和王陽明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你覺得自己是一個普通人嗎？

　　梁漱溟答：“我就是一個普通人，只不過我好像望見了，遠遠地看到了，看到了王陽明，看到了孔子，好像天有霧，在霧中遠遠地看見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陽明是怎么回事，遠遠地看見。”

　　梁漱溟之于我們，又何嘗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