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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是其中的重要元素之一，是在歷朝歷代跌宕起伏交替中逐步積累的寶貴精神財富。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戀家愛國、保家衛國、家國相連、家國共濟的優良傳統，家國思想根深蒂固，家國情懷一脈相承。家國情懷既是一種生命自覺和家教傳承，更是一種心靈凈化之后的人文情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遠大理想與個人抱負、家國情懷與人生追求融為一體，是中國古代士大夫人生理想的實現路徑，是明明德于天下的至善旨歸。“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則是心懷天下的抱負與擔當，是對國家的一種深情大義，是對家國命運共同體的一種強烈認同與責任，是家國情懷的精髓所在。未有我之先，家國已在焉；沒有我之后，家國仍永存。根植于民族文化血脈深處的家國情懷，讓人飲水思源，不忘本、不忘祖、血脈相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動力與價值源泉。

　　家國同構是家國情懷的根脈所系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家與國同構，“家國”是家和國的合稱。家是小國，國是大家，這來源于先秦時期的一種政治實態，后來反映到傳統文化之中。周代制禮作樂，大夫的封地稱為“家”，諸侯的封地稱為“國”，天子居于“中國”而有“天下”。孟子在《孟子·離婁上》有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先秦時期，家和國在本質上是一回事、是相通的。在生活中，父為家之君，君為民之父，君父同倫與家國同構相輔相成。國家與家庭、社會與個人是密不可分的整體，家庭是作為宏觀國家的基礎，而作為大的國則是每一個小家的延伸。雖然，此后的歷史沒有再完全復刻周代的政治模式，但是分封伴隨著中央集權反復出現于歷朝歷代，形成秦政與周政交錯的局面。“家國天下”作為一種政治文化，逐漸擺脫先秦時期實際的政治模式，嬗變為“家國情懷”，成為一種宏大而細膩的民族情感，構成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在中國人眼里，子女對父母、個人對國家，都承擔著無限責任，在家盡孝、為國盡忠，天經地義。中國傳統文化將國家和社會視為一個大家庭，并且將慈孝友悌等倫理道德推廣開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從小家生發的責任感延伸到了國家和社會。劉蓉是清代古文家，少時專注于讀書，竟沒注意到屋中地上的坑洼在不斷侵蝕擴展，父親看到后對他說：“一室之不治，何以家國天下為？”意思是說，你連一間屋子都管理不好，如何還能治理國家？在中國傳統倫理中，國與家緊密相連，家是國的出發點，國是最終歸依處。“家國情懷”，既是指向國家與天下的大情感，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也是指向故鄉的情思，是吾愛吾廬，是鄉音無改，是莼鱸之思，是“月是故鄉明”；更是指向一個人的人格與操守的“身”與“心”，是孝順父母，是兄友弟恭，是推己及人，是飲水思源。家國情懷，是中華文化關于個人、家庭與家族、國家、天下有機關系的所有知識與人文情感的匯合。

　　修齊治平是家國情懷的至善旨歸

　　歷代志士仁人無不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他們心有大我、至誠報國，既見信仰信念，又見人格風骨，更見家國情懷。明代思想家顧憲成在無錫創辦東林書院時留下一副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上聯將讀書聲和風雨聲融為一體，以此勸學生要好好讀書，既有詩意，又有深意；下聯更進一步，說明光讀好書對一個讀書人來說是不夠的，要有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雄心壯志，勸勉讀書人既要認真讀書，又要有關心國家大事的胸懷。正如《禮記·大學》中所倡揚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孔子在回答魯哀公“人道孰為大”問題時，曾經表示“政為大”，在孔子這里，大學之道便是為政之道。孔子說“政者，正也”。大學之道，可以說起點是修己安人，而后擴大范圍，方才實現“治國平天下”的入世理想。循著由己到人、由個體逐漸擴散至天下的模式，家國情懷也在現實中有根基的展開。那么，什么是所有的起點呢？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何謂“修身”？就是指修養身心，主要包括正心誠意和格物致知。一個人對家國的擔當和責任，先從管理好自己開始，否則就是空談。那么，如何管理好自己呢？要心懷其“誠”，身懷其“敬”，要有“格物致知”的本領，做到“知行合一”。然后，處理好與周圍人和社會的關系，對父母要“孝”，對兄長要“悌”；對于別人，秉持“愛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恕”的心態去理解別人。中國古代思想家認為，只有在先做好自身的道德修養功夫之后，才能“推己及人”“修己以安百姓”。如果“身”不“修”，怎么會使老百姓心安呢？于是要“修己”，要讓老百姓有親近感。如果老百姓心里沒有安全感，天下是不可能安定的。這樣一來，就把個人修養推及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高度，強調“垂范”和“教化”的作用。

　　修身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久天長的功夫。更何況，功名利祿與貪欲之心又時時閃現于人性之中，這是常人很難避免的。連大文豪蘇東坡都慨嘆：“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自我的修身很難，但正是因為難，才需要想方設法去做。古人如何去做呢？“三省吾身”出自《論語·學而》中的一段話：“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段話的意思是，我每天都要從多方面檢查自己：為別人辦事有沒有不夠忠誠、盡心？與朋友交往有沒有不夠誠信？老師所傳授的東西是否有沒溫習到的地方？這里的“省”是自省的意思，表示省察和反思，反思的對象則是自己。一天之內反思自己在忠、信、習等多個方面做得怎么樣，這就是三省吾身，后指多次自覺地檢查自己。自曾子之后，“三省吾身”成為古代士人修身的必要科目，很多人起名字經常以“三省吾身”來寄托希望。比如，宋元之際的著名史學家胡三省、當代的數學大家陳省身等，他們的名字都和這個典故有關。

　　興亡有責是家國情懷的擔當所在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是充溢在中國人心中的一股“沛乎塞蒼冥”的浩然正氣，跨越歷史的長河，延綿不斷、熠熠生輝，始終激勵著人們銳意進取、勇毅前行。17世紀中葉明清交替，天崩地坼之際，顧炎武即將到南明首都求職，清軍就把南京給取下了，想到蘇杭，蘇杭就淪陷了，逃回昆山，昆山城就被破了，自己的家人也在戰爭中罹難。顧炎武之母王氏避兵于常熟，聞城陷，絕食15天死節，臨終時給顧炎武留下遺言：“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于地下”。顧炎武懷著護佑家國的堅強信念以及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最早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理念。在《日知錄》中，顧炎武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意思是說，“亡國”與“亡天下”是存在明顯差別的。“天下”只有一個，那就是中華民族延續了5000多年的道德倫理教化，是中華文明。如果社會陷入“無父無君”的無序狀態，社會道德普遍淪喪，禮法、教化遭到嚴重破壞，以至人人自危則是“亡天下”了。捍衛倫理教化、社會道德，不分貴賤，人人都有責。這段話，后來被梁啟超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顧炎武看來，“興亡有責”乃是作為國民對國家和民族應盡的神圣義務和責任擔當，是那個時代開始覺醒的中國人對正在經歷苦難的祖國的莊嚴承諾。也正是“興亡有責”的家國擔當意識，使他能夠跳脫傳統的“華夷之辨”的羈絆，摒棄狹隘的民族主義，而將視野放大到“天下大義”的廣闊空間來對待，化為“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的家國情懷，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正因為如此，它一經提出便不脛而走，愈傳愈廣，以至家喻戶曉、深入骨髓，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

　　百余年來，在關系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一個個重要關口，中國共產黨總是肩負天下興亡，挺身而出，自覺擔負起挽救中華民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無數先烈拋頭顱、灑熱血，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為民族獨立與富強奉獻了自己的熱血和青春。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興亡有責的歷史自覺和使命擔當，將個人和家庭的前途命運同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帶領中國人民從落后走向進步、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苦難走向輝煌，不斷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偉大勝利。心懷天下，關切人類前途命運，促進世界和平，這是對中國共產黨人興亡有責家國情懷的生動闡釋。

　　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凝結著中國人對家國共同體歸屬認同、責任使命、守望相助、休戚與共的價值信仰與集體意識，對培育和塑造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性具有重要意義。在新的歷史方位，家國情懷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中國夢”已成為新時代家國情懷的現實表達。新時代的家國情懷宛若川流不息的江河，流淌著民族的精神道統，不僅滋潤著每個中國人的精神家園，還蘊含著對全人類的仁愛情懷。它將目光凝望于整個人類世界，超越了一般的個體、民族與國家，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最終實現人類社會“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