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哲學的聯姻：從孔子、康德與韋伯的誕辰談起
來源：澎湃新聞客戶端作者：呂冰洋 2024-11-14 09:25
對思想史而言，今年是個特殊年份，分別是儒家圣人孔子誕辰2575周年，德國哲學家康德誕辰300周年，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誕辰160周年。
圍繞經濟和哲學，他們神奇地有著共同關注的話題，且是那種本源性的話題。在他們誕辰之際，如果“起君于地下”，讓他們坐在一起開一個研討會，相信一定會有激烈的思想碰撞。碰撞的結果，至少能回答一個重大問題：中國文化何以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
文化的核心是哲學，經濟學和哲學是社會科學兩大學科，向來交集較少。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迅速發展，催動了中國經濟研究的繁榮，在此期間涌現了諸多經濟流派，經濟分析日益偏重數理和統計分析方法，它們看似更客觀、更精確，這與哲學那種講究抽象和玄思的風格大相徑異。經濟學和哲學，各自在自己的軌道奔馳，雖然兩邊陣營偶有人試圖借鑒對方學問，但是總體而言，雙方交流甚少，可謂“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中國哲學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需要建立在文化傳承的基礎上，其根本是要建立在中國哲學基礎上。現代文明的基礎是物質文明，經濟學作為推動物質文明進步的最重要學科，在邏輯上需要從中國哲學中汲取更多的營養。而哲學關注人的生存和發展，必然要關注人和社會的經濟狀態。貫通經濟學與哲學最為杰出的思想家是馬克思，他的經濟理論處處體現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而中國經濟和中國哲學除了體現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之外，還在許多方面具有濃厚的中國特色。因此，在當前，中國經濟學和中國哲學的聯姻是理所當然、勢所必然的！
如何聯姻呢？打開這個話題恰好可從孔子、康德和韋伯說起。
先談韋伯（1864—1920）。韋伯是現代西方一位極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他的研究領域涉及經濟、社會、歷史、政治、哲學、宗教等諸多領域，并有大量著作問世，我們這里談他的兩本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與道教》。
在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探討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為何能從西方文明中孕育和發展起來？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有諸多解釋，而韋伯獨辟蹊徑，選擇從宗教倫理對人的經濟行為角度研究。他認為，新教中所蘊含的倫理如節儉、勞動、重視財富積累、強調紀律等，正是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精神力量，由此推動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韋伯以獨到的眼光解釋了西方資本經濟發展背后的文化作用，該書業已成為經典之作。
但韋伯沒有收住筆，他把目光投向了東方中國。他仍采用他開創的宗教社會學范式來剖析中國，1915年，他寫成《儒教與道教》一書，書中要回答的問題是：中國為什么沒有出現西方那樣的資本主義？他的結論是儒家缺乏超越性追求，儒家思想本質上是適應世界秩序和習俗的俗世道德倫理，無法發展出適應于現代理性經濟的資本主義職業人。然而，事實卻與韋伯的判斷相反，二戰以后，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和地區恰恰集中在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東亞，為此，學術界開玩笑說韋伯是“最偉大的外行”。
然而，盡管事實上證明韋伯錯了，但是并不能說在理論上說服了韋伯。韋伯開創的研究范式是：文化影響道德，道德影響經濟倫理，經濟倫理影響經濟行為。要讓韋伯信服，就要從道理上說明，儒家文化是否具備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道德和經濟倫理？如果具備，為什么？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涉及道德問題。
道德和功利，是指引人們行為的兩大重要因素。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一開始就思考這個問題，他的兩本著作《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分別研究人的自利行為和道德行為。后世經濟學家拋棄了道德因素，經濟學根基奠定在人的自利基礎上，即所謂的“理性人”，這實際上是捆住了經濟學重要的一條腿——道德之腿，而由“自利”這條腿單跳前行，這一跳，就是三百年。當代部分經濟學家試圖在經濟學中引入道德因素，如利他、互惠、追求平等，即所謂的社會偏好，并且多以實驗經濟學方法進行分析。不過，以實證方法來探求道德，實在是有鐵拳打到棉花、有力發不出的感覺。為什么？因為它是以經驗解釋先驗，以形而下解釋形而上，以現象解釋本體，有本末倒置之感。這其中的道理較深，涉及道德的起源問題。
這就要回到康德（1724—1804）。康德是德國偉大的古典主義哲學家，他關于道德的研究發人深省。康德認為，道德分為他律道德和自律道德，他律道德是不遵守就會受到外界處罰，而自律道德是不遵守就會良心不安，對人們的行為影響最深刻的是自律道德。自律道德法則不能從經驗建立，不能從范例引申，不能從人的偏好推演，更不能來自上帝，它只能來自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人的意志所自律的方向，這樣的意志是純善的意志，是純正的意志，也是最道德的意志。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總結康德的論證思路是：由道德法則的普遍性與必然性逼至意志的自律，由意志的自律逼至意志自由的假定。
不幸的是，康德窮追至此，無法進一步說明自由意志的來源，他只能假設當該如此。因此牟宗三一針見血地指出，康德并未真正建立“道德的形而上學”，只是建立起“道德的神學”！那么，超越經驗層面，真正闡明道德的起源及價值在哪里？是儒家學說，是孔子（公元前551—前479）。
儒家是成德之教。儒家的道德并非如韋伯所說的俗世道德，而是以道德通本體，以道德通無限：道德源于自本體，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道德即是中庸之道，即是圣賢之道，故“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道德承載萬有，故“君子以厚德載物”；道德含生生之機，故“天地之大德曰生”；道德富含創造性，故“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道德是人生之所必需，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道德人人可達，故“仁遠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儒家成德之教即是內圣之道，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儒家這樣精深的義理，自然不為韋伯所理解，他以“儒教”稱儒家，誤認為中國有西方基督教那樣的宗教及影響，這正體現出他對中國文化的隔膜。
儒家以德為本的文化對人們的行為產生極大的規范性，由此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儒家主張“疾敬德”，表示完善道德一刻也不容遲緩。中華文化價值系統所闡述的經濟倫理體現為自律道德，其對人的經濟行為產生很強的規范性。經濟行為充滿了利益的計算，也是最考驗人們道德的領域。儒家反復辨析義利關系和德財關系，告訴人們“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在儒家文化影響下，人們如果做了見利忘義、損人利己之事，那么就會感受到良心不安和折磨。為此，人們在經濟活動中，常存在一個省察意識，不敢欺于暗室，如同仁堂門口對聯所示“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這種精神可以說自古至今比比皆是。
儒家文化中所蘊含的經濟倫理非常有利于經濟發展。如業精于勤、革故鼎新、君子誠之為貴等，會鼓勵人們勤儉工作、積極創新、互相信任等，都是現代經濟學所揭示的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因素。中華文化推崇的君子型人格是勤儉、好學、深思、誠實、敬業、樂群，這些品德內嵌于人的價值觀中，已成為人們的自律道德，這些經濟倫理為中國人以及東亞文化圈里的人所普遍接受，使其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持久而強勁的動力。
踐仁知天，取義成仁，見利思義，這些成語都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仔細推敲，可以發現一字一學問，一字一境界，它的內涵極為豐富而深刻:“天”對應著本體，而本體問題是哲學的核心問題；“仁”對應著道德哲學，且此道德哲學屬于源自本體的哲學；“義”是符合仁的行為，它對應著倫理學；“利”對應著經濟學。“天—仁—義—利”，從形而上到形而下，從正德到利用，從哲學到經濟學，它簡明扼要地展現了儒家文化何以可推動經濟發展的邏輯，即“內圣”開“外王”的邏輯，也說明中國經濟與中國哲學聯姻是必然的。
如果康德明白儒家道德學問，那么他一定會感嘆，儒家成德之教是真正建立起“道德的形而上學”。如果韋伯真正明白了儒家文化中的經濟倫理，我想他一定會放松他那標志性的緊鎖的眉頭，而心悅誠服地說：yes, yes!如是，如是！
（作者呂冰洋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財政系主任，教授，著有《央地關系：寓活力于秩序》《走向現代財政：“國家治理財政”視角》等。）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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