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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與儒家德政思想的實質是以民為本，關心民生是其重點，孔子用“近者說，遠者來”六個字勾勒了國家治理的理想圖景，然而在哲學界未能充分探討這句話所包含的思想內涵，唯方旭東在《“遠者來”：關于外來移民問題的儒家智慧》中通過探討古代中國對待外來移民的角度挖掘了儒家的政治智慧。其實，這六個字體現了孔子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表達了他人本主義的思想實質，從另一側面以描述政治理想圖景的方式表達了為政者應當以何為重，應該以何為目的。

　　一、“近者說，遠者來”釋義

　　“近者說，遠者來”出自《論語·子路》：“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葉公向孔子詢問政事，孔子從百姓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及移民的角度間接回答了問題。“近者”即“境內人”，是直接受國內統治的人群，所以是對國家政策有最直觀、最確切感受的人群。“說”通“悅”，是愉悅的意思，所以“近者說”指本國國民的生活幸福、喜悅。“遠者”即“境外人”，是邦國之外，或多或少受到他國間接影響的人群，他們對他國的認知是有限的、間接的。“來”即慕名而來，所以“遠者來”指他國國民慕名而來。

　　故而從字面上看，孔子認為在理想的政治治理之下，境內子民將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愉悅和滿意，境外之人也會慕名而來，正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在理解孔子這段話時需要注意，“近者”和“遠者”都是孔子回答葉公之問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要結合“近者”和“遠者”分析孔子的思想意圖。

　　在這段話中，孔子用“近者”和“遠者”回答問題，說明為政者在治理邦國時，需要考慮“近者”和“遠者”帶來的反饋。皇侃疏曰：“言為政之道，若能使近民歡悅，則遠人來至也。江熙云：‘邊國之人，豪氣不除，物情不附，故以悅近以諭之。’”朱熹注曰：“被其澤則悅，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后遠者來也。”皇侃和朱熹都認為，只有“近者”得到本國為政者的良好統治，“遠者”才會慕名而來。

　　那么，統治者是否愿意見到“遠者來”的情形？在先秦時期，人口是政治治理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所以統治者不僅不反感移民涌到自己國家，反而認為這是對他治理能力的肯定，而且也為自己國家人口的壯大而高興。所以，若想擁有更多人口，除了大力提倡婚姻和生育以外，也要用良好的治理環境留住本國國民，吸納其他國家的流民。以《孟子·梁惠王上》為例：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于鄰國也。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涂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于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認為自己盡心治理國家，卻不知為何在別國兇年時不見自己國民人數的增加，也未見他國國民人數的減少。孟子批評、諷刺梁惠王為“五十步笑百步”，并說明只有做到令百姓“養生喪死無憾”的德政，才能實現他的愿望。由此可見，孟子認為百姓移民時選擇去處的標準，是國家治理環境給自身生活帶來的舒適程度。所以，如果他國國政與本國環境沒有本質區別，他們就不會盲目離開。

　　盡管“遠者來”是為政者樂意見到的事情，但也需要一定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近者”生活之幸福安樂，而不是為政者的自我感覺良好。否則，就算他國發生天災人禍，百姓也不一定愿意離開故土。所以，為政者應保障本國百姓的生活，這樣才能自然而然地吸引人口。

　　二、“近者說，遠者來”的德政實質

　　“近者說，遠者來”描述了治理成功的國家將有什么樣的面貌，也從側面描述了為政之要在于“人”。“人”是為政者所考慮的第一要素，也是“為政”目的之所在。實際上，不論“近者”還是“遠者”都是為政者應該關懷的對象，因為“近者”與“遠者”之間沒有清晰的界限，“遠者”很可能成為“近者”，而“近者”也可能成為“遠者”。所以在國家治理方面，為政者的德政要不分“近者”與“遠者”，推擴“仁”者“愛人”的仁愛與仁政。

　　（一）“近者說”是“為政”目的

　　對為政者而言，百姓不僅是“為政”的目的，也是反映“為政”成效的標準。孔子回答葉公問政時，用代表百姓群體的“近者”“遠者”來警示，“為政”不是為了統治者自己，而是為了百姓，只有不論邦國內外的百姓都對其治理滿意，才算為政有效。所以百姓才是為政者要關心的對象，百姓的利益才是為政者要守護、爭取的利益。孔子認為政治治理的落腳點不在于軍事力量的強大、國土的遼闊、物質的豐厚，而在于百姓對生活的滿意程度。

　　孔子與子貢曾討論民生話題。《論語·顏淵》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提出了政事三要素，即食物、兵力、民信，繼而回答了三要素的排序問題。從孔子的回答不難看出，三要素中民信最為重要，其次是食物，最后是兵力。這體現出民眾對治理者的道德信任或者統治者如何取信于民，才是為政的首要價值。

　　孔子最先主張放棄維持社會秩序的暴力機制，其原因可從孔子與季康子的對話中窺見一二：“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明確反對暴力和殺戮，認為應該用君子之德感化百姓，讓百姓效仿君子之德，從而達到理想的治理。由此可見，孔子提倡“以德治國”，所以在三要素中最先放棄“兵”。

　　而后，孔子將“民信”放到比“食”更重要的地位，所以放棄的第二要素是“食”。這種價值取向明顯與常識不符，因為不論天子還是百姓，“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需求，是保證人口穩定、社會生產發展的重要內容，其原因為“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安國注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皇侃疏曰：“言人若不食，乃致必死。雖然，自古迄今雖復皆食，亦未有一人不死者。是食與不食，俱是有死也。而自古迄今，未有一國無信而國安立者。今推其二事，有死，自古而有；無信國立，自古而無。今寧從其有者，故我云去食也。”孔安國認為，生死是古今常道，無人免于生死，但治理邦國卻不能沒有民信。皇侃進一步解釋，人不吃飯必然會死，就算吃飯也總有死的一天，但沒有一個國家能在失去民信的情況下長期存續，所以孔子認為“民信”比“食”更重要。孔安國與皇侃的解釋還原了孔子的話語，但這種解釋并不充分，因為若國民都餓死，那即使這個國家有了“民信”也將會變成空殼，何來“立”之說。

　　然而，朱熹解曰：“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于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圣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后吾之信可以孚于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朱熹從人情的角度解釋，認為只有在兵力和食物充足的情況下才能取信于民，隨后又從民德的角度出發，認為百姓本質上所信的不是兵力和食物，而是為政者本人，所以為政者應當挺身而出保護自己的百姓，不能在危急時刻就棄之不顧。

　　顯然，朱熹的解釋更加合理，也更符合常識。他解決了“兵”“食”與“民信”之間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點明“民信”是在滿足百姓生活需求的基礎上建立的事實，強調“兵”“食”也是治理國家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時，他解釋了百姓所信任的并非“兵”“食”等事物，而是領導、庇護他們的為政者的品格和能力。

　　為政者執政是為了滿足百姓的需求，他們之間不存在絕對的利益沖突，百姓足才能讓為政者足，這一點可從哀公與有若之間的對話窺見。《論語·顏淵》曰：“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在這段對話中，朱熹把“用”解為“國用”，那么哀公所問之事即是遇到饑荒之年國用不足時應當如何。“徹”是賦稅制度的一種，朱熹解為“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所以它指十分之一的稅率。據皇侃疏：“魯起宣公而十稅二，至于哀公亦猶十二。賦稅既重，民饑國乏，由于十二也。故有若答云今依舊十一，故云‘何不徹’也。”從魯宣公起，稅率從十分之一的“徹”變成十分之二，所以有若建議應當降低賦稅。

　　有若認為，只有在百姓富足的情況下，為政者才會富足，而若百姓不富足，那么為政者也必定不富足。在魯哀公看來，為政者與百姓之間有著利益矛盾，即國用與民富之間是搶奪資源的關系，所以“國用”不足應當增加賦稅，至于百姓是否富足則不在考慮范圍之內。而有若的回答化解了這種矛盾，指出為政者的“國用”實際上是“取之于民”，所以“國用”是否充分并不依賴稅率，而是百姓的富足程度。所以，若為政者想要自身富足，就需要先讓百姓富足，這才是為政之道。

　　對為政者而言，如何讓治下的百姓富足、幸福是他“為政”的目的。換句話講，“為政”的目的是令“近者說”。若要保障百姓生活的安全和穩定，就要有足夠的“兵”“食”“信”和合適的稅率，只有這樣才能達到“近者說”的理想狀態。

　　（二）“遠者來”的民生引力

　　對百姓而言，生活安定才是最重要的，而遠走他鄉、遠離故鄉從來都不是最好的選擇。所以，百姓除非真的面臨絕境，無法繼續生存下去，否則不愿意舉家逃離早已扎根的家鄉。《詩經》中有不少描述流民悲慘生活的詩篇，如《詩經·王風·葛藟》中，遠離他鄉的百姓流落在外求助不得，孤獨自嘆：

　　綿綿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綿綿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綿綿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盡管詩旨多有爭議，但最主流的觀點是“流民說”。朱熹如此解釋：“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言綿綿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己父。己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世道衰微，在各種災害和政治迫害之下，流民無法在自己的家鄉生存，不得不離開故鄉，從此流離失所、無所依靠，故而作此詩自嘆。從詩的描述看，離開故土、遠離家族的人在他國無法得到支持和幫助，因為中國古代社會多以家族為單位，而孤身前來的流民無法迅速地與當地居民融在一起，就算“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也無法真正地成為當地人的子女和兄弟姐妹，仍然要遭受白眼和冷漠。

　　此外，《詩經·小雅·鴻雁》也描述了流民的悲慘生活：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毛詩》曰：“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朱熹曰：“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而言曰：鴻雁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后三篇放此。”毛詩認為此詩是贊美宣王安頓流離失所的流民的，而朱熹認為這不是贊美宣王之詩，而是流民自敘勞作辛苦的詩。盡管有爭議，但都表示這篇內容提及了流民孤獨、辛苦的生活。

　　從上述流民詩可以看到，一旦離開自己的故鄉，到處流浪的百姓不僅無處可歸，就算留在了某地也要加倍勞作、承受孤獨和思親的痛苦。所以，百姓流亡到其他國家是無可奈何的舉動，成為流民是他們不得已的選擇。若有其他辦法，他們必定更愿意待在自己的故鄉，努力撐過艱難時期。所以，為了生計而流亡的百姓最看重其他邦國是否能給他們提供相對穩定的生存環境，這是作為“遠者”的最根本、最迫切的需求。

　　（三）“近”“遠”轉換的德政根據

　　“近者”與“遠者”的身份沒有絕對的區別，每一位“近者”都有可能因各種遭遇成為去往他國的“遠者”，每一位尋求庇護的“遠者”也最終可能成為“近者”，所以不論是“近者”還是“遠者”，本質上都是為政者治下的普通老百姓。

　　第一，“近者”有前往他國成為他國之“遠者”的可能性。從百姓的角度看，當為政者做不到“近者說”時，治下的百姓為了擁有更好的生活去他國謀生，然而這是為政者最不想看到的情形。一方面，百姓的離去不利于社會的運轉和發展，因為農作、服勞役、服兵役的百姓將大大減少，這會影響整個國家的正常運轉，導致衰弱甚至滅亡；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離開故鄉、另尋生路的百姓通常十分悲慘，然而頂著這份風險離開故國，明顯表明了為政者的失敗。

　　從人才角度看，如果在本國無法尋找到適合展現自己的平臺，無法正常地為邦國效力、施展自己的抱負，那么這類人才將前往有更好平臺和機會的國家尋找機遇。所以“近者”變“遠者”是為政者絕對不希望看到的事情。為政者應當采用合理的舉賢才政策，才能盡可能地留住本國賢才，只有留住本國人才，才能提升本國國力，讓邦國富強。

　　從反面看，“近者”的流失意味著本國勞動力和人才的流失，同時也意味著為他國輸送勞動力和人才，從而使強國變得更強，弱國變得更弱，這對為政者而言是相當嚴重的事情。尤其在禮崩樂壞、諸侯相繼稱霸的春秋戰國時期，普通百姓和人才之爭也是重要的競爭，因此對為政者而言，留住“近者”且避免讓“近者”成為去往他國的“遠者”是非常重要的為政內容之一。

　　第二，“遠者”的到來能為邦國吸納人口和重要人才，“遠者”在這個過程中就有機會成為“近者”。“遠者”是為了生存或發展而到他國尋求生路的群體，他們在他國生活時，若能得到為政者的庇護和良好的治理，就很可能選擇在異國扎根和發展，所以“遠者”很有可能被吸納成“近者”。如孔子的先祖原是宋國貴族，因政治斗爭而投奔魯國，從此后代就成了魯國士族。所以，不論是為了生存還是為了發展，如果在他國得到好的待遇和生存環境，那么不論是本國國民還是來自他國的百姓，對為政者而言都是“近者”。

　　綜上所述，“近者”和“遠者”之間沒有根本區別，沒有誰是永遠的“近者”，也沒有誰是永遠的“遠者”。換句話講，異國百姓都是潛在的“近者”，本國百姓也都是潛在的“遠者”，群體身份之轉換主要看為政者是否能令百姓滿意。所以，對為政者而言，他治下的百姓本質上不分“遠”“近”，都是要“說”的對象。所以，為政者應以滿足百姓需求為先，避免“近者”被迫成為“遠者”，保障本國的勞動力和人才資源，同時也要盡可能地接納“遠者”，把“遠者”轉化為“近者”，吸引更多的“遠者”。

　　（四）德政必要撫“遠”

　　關于如何安撫百姓，這一點可從孔子弟子子貢的為政思想中窺見一二。《論語·子張》曰：“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于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其中，對“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劉寶楠注曰：“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正義曰：‘立’者，以禮立之也。‘之’指人言，所謂‘立人’也。‘道’猶導也，所謂‘達人’也。達者，通也，行也。‘綏之’者，言有仁政安集之也。‘動之’者，以禮樂興動之也。”子貢認為孔子為政的內容包括“立”“道”“綏”“動”四個方面，其中劉寶楠認為“立”指“立禮”，“道”即“導”，所以是“達人”，“綏”指“仁政安集”，“動”指“禮樂興動”。

　　由此可見，為政內容包含了安撫“遠者”的部分。“遠者”慕名前來，為政者不應放任不管，而要出臺相關的安撫政策，讓“遠者”也逐漸轉變成“近者”，讓他們成為國力的一部分。因為，若不能夠好好安頓“遠者”，最直觀的后果是將會影響本國治安和社會環境，不利于穩定人口數量和留住人才，進而無法實現快速擴充人口的愿望。所以，即使是“遠者”，為政者也要及時安頓和安撫。

　　梁惠王疑惑鄰國災害之年竟然沒有流民來到他的國家，然正如孟子所言，是因為梁惠王之惑實際上是“五十步笑百步”，他的治理與鄰國相比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所以對于鄰國百姓而言，與其去梁惠王那里飽受寄人籬下、舉目無親的痛楚，還不如繼續留在當地，熬過災害。如果實在無法留在當地，那也更愿意到本國的其他地方尋找謀生之路，而不是到其他國家流亡。因此，若梁惠王的統治真的很好，鄰國百姓必定愿意以遠離熟悉的家鄉為代價，接受他的統治。所以，“遠者”不“來”實際上是對梁惠王治理能力的不信任，也表明梁惠王未能得到“遠者”的“民信”。

　　綜上所述，“遠者”主要是一群因無法克服災難而尋求庇護的群體，故而其以生存環境為選擇的第一要素，所以若不能為他們提供足以生存下去的友好環境，也就不會有“遠者”慕名而來。若為政者想通過吸納來自其他國家的流民來增加自己邦國的人口，就要先做到安撫好自己國家的百姓，其次做好流民的安撫工作、提供人才施展抱負的平臺，只有這樣才能接納其他國家的百姓和人才，從而促進本國的發展。

　　三、“近者說，遠者來”的人本關懷

　　從上述論述來看，“近者”與“遠者”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區別，都是為政者需要以仁心、德政庇護的百姓。此外，也有部分渴望施展政治理想抱負的人才前來尋求個人發展的機遇，這種現象在春秋戰國時期十分常見。所以，“近者”和“遠者”很可能不限于流民，也可能是有才華的“士”，但不論是“近者”還是“遠者”，普通百姓還是士人，都需要為政者的人本主義關懷。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孔子所言的“近者說，遠者來”。

　　（一）保障百姓生命存養

　　本質上，不論“近者”還是“遠者”都是為了生存和發展才選擇在某個國家生活，所以生命存養和生活安康是他們最關切的問題。故而在孔子看來，發揚人本主義、發揚“愛人”“保民”的思想是為政者在制定法律法規、制定推廣政策時的落腳點和目的。只有做好了“食”“兵”，才能擁有“民信”。

　　在安撫百姓方面，孔子有明顯的人本主義傾向：“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皇侃如此解釋“節用而愛人”：“雖富有一國之財，而不可奢侈，故云節用也。雖貴居民上，不可驕慢，故云愛人也。”對待百姓時，即使國庫充盈也不能鋪張浪費，盡管為政者在政治和社會地位方面比百姓高貴，但也不能因此而輕視百姓，而是要尊重和珍愛治下的百姓。

　　在解釋“使民以時”時，苞氏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皇侃疏曰：“使民，謂治城及道路也。以時，謂出不過三日，而不妨奪民農務也。然人是有識之目，愛人則兼朝廷也。‘民’是瞑暗之稱，使之則唯指黔黎。”古時勞役較多，形式多樣，這就導致百姓無法按照農時從事耕作，常遠離故鄉服勞役兵役等而無法與家人團聚。這在客觀上影響整個國家農事的發展和農作物收獲，不利于人口的增加，也不利于國庫的充盈；且從百姓的角度看，不僅無法及時交稅、無法存儲糧食，在“養生喪死”方面也無法得到應有的保障。

　　所以，為政者應做到“愛人”，優先保障百姓的生存問題。只有保證了這個根基，“近者”才會繼續安居于自己所在的土地，“遠者”也會慕名而來。

　　（二）滿足“遠者”情感需求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從百姓到天子，都有對自身出生地，即故土、祖國或者父母之邦，也即自己的生命之“根”的特殊情感和需求。“家”對于中國人而言，是最重要、最柔軟的部分。從《詩經·王風·葛藟》中流民以“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等方式尋求幫助和庇護的舉動可以看到，對親人的渴望、對重建家庭的愿望是“遠者”強烈的需求。通過努力融入當地家庭，爭取成為他人家庭中的一員，僅僅是為了得到足夠的保護和幫助、滿足自身情感需求。對“遠者”而言，離開故土是為生存而作的痛苦決定。所以，安撫“遠者”，讓“遠者”產生歸屬感，從而能夠與當地人一起安定生活、扎根，這既符合“遠者”的需求，也有利于讓“遠者”快速轉化為“近者”，對本國之發展產生有利影響。

　　遠道而來的人才的需求不盡相同，庶人或者農民甚至是商人，他們主要是為了生存和解決溫飽；而對于士人來說，他們更注重為政者的治國理念是否與自己相符，更在意為政者對賢才是否足夠有誠意，等等。只有為政者與尋求發展的“士”互相了解、互相信任，才能慧眼識人而“舉賢才”，從而遠離小人而“舉直錯諸枉”，讓“遠者”放心付出自己的德才。這是作為“遠者”的賢才歸屬感的重要來源，故而在吸引人才方面，為政者應該制定和遵循恰當的人才政策，對“遠者”充分予以理解和信任。

　　總而言之，即使是流落在他國的百姓，也有尋找和創造自己“根”的需求，從他國前來的仁人志士，也需要一個充分信任自己的平臺。歸屬需要是“遠者”的重要需求，只有滿足這一點，才能留住“遠者”，使之成為“近者”。

　　（三）助賢實現人生價值

　　除了吸引普通勞動力以外，對為政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吸引賢才，而這類移民更重視自身才華是否能夠得到施展。如何對待尋求個人發展、施展抱負的人才，則與為政者“舉賢才”的政策直接相關。對于這類賢才而言，被為政者發現是最急迫的事情，千里馬也需要伯樂，而想要被伯樂發現，就要有能夠展現自己才能的平臺。除此以外，也要能夠在其他臣子排擠他們的時候給予他們一定的保護，否則仍然留不住賢才。只有充分幫助“遠者”實現個人價值，才能長久地留住這類人才。

　　所以，為政者要幫助賢士實現個人價值，為他們提供展現自己才能的平臺，推出并執行合理的人才政策。《論語·子路》：“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仲弓作為季氏之“宰”，向孔子提問如何為政。

　　關于“宰”，朱熹解釋“宰兼眾職”，所以孔子的回答有三個方面：“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關于“先有司”，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后責其事。”皇侃疏曰：“言為政之法，未可自逞聰明，且先委任其屬吏，責以舊事。”也就是說，先讓所有人得到合理的崗位安排，劃分好責任范圍，讓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的作用。

　　“赦小過”，皇侃曰：“過，誤也。又當放赦民間小小過誤犯之罪者也。”朱熹解曰：“過，失誤也。大者于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其中，“過”即“失誤”，人在做事時難免有犯錯的時候，如果有重大過失不得不懲戒，但如果是小的失誤，則與其懲罰不如赦免，用這種方式團結、求得人心。這樣，不僅能夠讓犯小過者，知道錯誤、吸取經驗和教訓，也能夠由此更加團結，讓其他人也能夠安心做事，不至于因懼怕懲罰而束手束腳。所以，這時被舉薦的人就能把展現自己、獲得個人發展和為社會謀福利結合在一起。

　　居于臣位的為政者也要制定良好的人才政策，主動、積極地親近賢德之人，而不是“知賢不舉”。《論語·衛靈公》：“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孔安國曰：“知其賢而不舉，為竊位也。”皇侃疏曰：“竊，盜也。臧文仲雖居位，居位不當，與盜位者同，故云‘竊位者歟’也。”朱熹注曰：“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于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范氏曰：‘臧文仲為政于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孔安國認為“知賢不舉”即是“竊位”，皇侃擴充了孔安國的解釋，把“竊”解釋為“盜”的意思，由此認為“知賢不舉、偷安于位”即是“竊位”。所以，“知賢不舉”之所以是“竊位”，是因為明知人才之賢卻不讓為政者發現，不給賢才安排應有的政事，這就意味著他自己也德才有失、德不配位，故而他所擁有的地位是盜竊了賢才的待遇而獲得的。朱熹的解釋則更加嚴厲，他引用了范氏所言，認為若不知道某人是賢人，這是小的罪過，并非有意為之，而明知道對方是賢人，卻因嫉妒和恐懼而耽誤政事，這就是大罪。

　　那么，若為政者沒有及時發現賢人，其他人也沒有發現時應該如何？這種情況即是朱熹注中提到的“不明”，也就是仲弓與孔子對話時所擔心的“不知賢”。對此，孔子僅回答了一句話：“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子認為可以先舉薦自己所知道的，若有遺漏且不知的，別人也會讓他知道。所以馬融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也。”在他們看來，在舉薦人才的問題上持有開放性的態度，就能讓賢才得到應有的政治地位，擁有合適的政治權力，從而在治理國家方面也能夠發揮出自己的作用。

　　所以，為政者應幫助不論“近者”還是“遠者”之賢才實現其人生價值。在人才資源問題上，不僅要充分了解對方的能力、適合的位置，還要適當地提供容錯環境，同時也要繼續發掘他人的才華，塑造良好的競爭環境，這樣才能讓遠道而來的人才和本國的賢才繼續留下來，促進本國發展。而這就需要為政者引領政治和社會領域的風尚，施行道德教化，如此才能讓前來本國的所有賢才都得到自我實現和發展，為政者的國家也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從而做到人與社會的共同發展。

　　結 語

　　對于國家來說，人口問題和人才問題是社會治理的重要部分。一方面，如何才能穩定人口數量，如何盡可能地留住本國人才，需要為政者真正做到“近者說”。要做到“近者說”，就要滿足每個人的基本需求，包括衣食住行、個人發展等。只有讓百姓安居樂業，才能促進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同時，只有采取合理的人才政策，才能留住人才，讓他們在各行各業中發揮自己的作用。

　　另一方面，“遠者來”不僅僅是一種理想，它還需要后續的維持和運轉，否則即使是已來的“遠者”也會流動到其他地方，如此長期下去不利于吸納人才。“近者”“遠者”不是一成不變的，雙方都有互相轉變的可能性。若為政有失，“近者”將會轉化成“遠者”，導致本國的人口和人才流失；若為政得當，“遠者”慕名而來成為“近者”，就能擴大人口規模、增加人才數量。所以，“近者說，遠者來”實際上是孔子勸勉為政者要愛護百姓、執政為民，認為不論是為了得到“近者”支持，還是吸引“遠者”，都需要為政者把注意力放在民生問題和人才問題上來。

　　（作者簡介：肖群忠，男，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倫理學與中國傳統倫理研究。尹春心，女，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